三、加强宏观调控，指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劳务市场的开放，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或跨地区流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急剧扩大。据调查，近些年来，每年农村外出劳动力约6000万人，其中跨省区流动在2000万人以上。这种流动对农村来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由包袱变为财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对我国的交通运输、社会秩序、城市治安和计划生育带来了消极后果。对此，一是必须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相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二是要建立健全的就业服务体系，即发展培育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服务组织，逐步形成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方向，逐步形成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四、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劳动力的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起着关键性作用。实践证明，劳动者素质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越小，转移的稳定度越高；相反，劳动力素质越差，可供选择的就业空间越窄，转移难度越大，稳定度也越低。但是，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目前的情况下，除了切实贯彻实施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基本国策，消除新文盲外，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建构与农业劳动力就业相适应的新机制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必须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在岗的一部分有文化基础的农村青年劳动力，通过各种培训班，分期分批地进行一次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及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可采用在农村小学的高年级中普遍开设劳动课，建立劳动实习基地，并结合小学的自然课特点传授最基本的现代农业基础知识，从而培养新一代高素质的农民劳动者。
国内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理论研究
一、国内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界定
国内外理论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定义，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农村劳动力。第二种定义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第三种定义为边际收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第四种定义为当一个国家（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就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第一种定义在经济学界曾引起激烈争论。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坚持认为农业部门存在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移到非农部门中不会使农业产量减少，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接近零。但与此相反，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则否定农业中有任何剩余劳动的存在，认为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优配置，从农业中撤出劳动力，势必会减少农业总产量。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最终通过区分“每人边际产品”和“每人每小时产品”两个概念得到调解。
第二种定义虽着重强调社会生存需要，认为生存需要压倒效率追求，但只考虑社会需要，不考虑农民的需要特别是收入需要，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同时，这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方法还不足以揭示概念的本质，只是一种政策层面的表述，不具备更深的理论意义。因此，学术界很少把其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判定标准。
第三种定义认为判断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的关键，在于农民务农收益与从事其他工作的收益比较，这里暗含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农民拥有选择其他产业的自由和空间。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性较高，城乡之间、农业和非农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将日益频繁，与其他定义比较，这种定义虽具有动态的特点，能适应农业和非农业互动发展的情况，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但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单纯的收益比较强调的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根据比较利益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并非都是剩余劳动力，因此，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判断标准无疑容易导致对剩余数量的高估。
第四种定义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提出了全新的判断标准，由郭熙保提出并加以阐释。这种定义的着重点在人均耕地面积的长期变化趋势上，虽然这比重点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上的传统定义更为容易观察和判断一国（或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也摒弃了传统定义中技术不变的苛刻前提，使剩余劳动力的判断更贴近现实，但这种方法由于更多借助于农业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直观关系而非劳动力要素本身的特点来界定剩余，所以它不太适合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而更适合成为剩余的判别标准。
综上四种定义的分析，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解释现实的能力上，传统定义仍具有更大说服力。因此，目前在很多场合仍沿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这一传统定义。
二、国内外农村剩余劳动力量化标准的不同理解目前学术界对测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四种：
1.国际标准模型法。该方法由钱纳里和赛尔昆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他们通过对许多国家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与不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适应的各部门劳动力份额和各部门产值份额的“国际标准结构”，并用所研究的国家农业劳动力份额与该“国际标准结构”相比较，从而得出该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准确”的估计值。把该模型应用到中国的情况，测得的实际结果是：在农业劳动力份额方面，中国的份额比国际标准份额高约20%，但在农业产值份额方面，中国的份额也比国际标准份额高约4%，两者相抵，得出农业隐性失业率约为16%左右。若按1999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数量47亿计，则国际标准模型法估算出中国农业隐性失业约为047亿至065亿。国际标准模型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偏离“标准态”的程度，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似的国际比较条件，却忽视了中国农业生产条件的异质性特点，因而这种测算方法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2.农业技术需要法。罗斯基和米德（1997年）基于中国农业的状况对中国农业中的劳动力剩余情况进行了计算。该方法根据中国22种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技术和成本参数估计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然后再用《统计年鉴》中的农业劳动力数字减去这一估计值，就得到了剩余农业劳动力数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中定义的农业范围较窄，仅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园艺业、淡水养殖业和捕捞业。这样估计的结果比对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广义农业的估计结果要小。除去这一因素，罗斯基和米德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值仍可能存在低估的可能。
3.生产函数法。
这种方法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社区处提出，他们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分析农业生产总量达到最大时，各生产要素（仅指劳动力与耕地）按最优配置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推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生产函数模型构造为：Y=AL\[d\]K\[1-d\]（其中A为常数，L、K分别为农业劳动力和土地）。根据剩余劳动力的经济特征，农业总产值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通过计算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社区处多年的回归模型，发现1978年比较符合这一条件，即劳动力与耕地面积指数之和接近1。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通过各项统计检验，由此得到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的生产函数模型：Y=1843×Land06×Lab032（Y为农业总产值，Land为耕地面积，Lab为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从理论角度分析，这种测算方法虽然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最为接近，但同时也成为它的弱点，剩余劳动力不仅包括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其实还应包括一部分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农业劳动力，因此这种测算方法有低估的可能，同时计算程序也相对复杂，实际应用中采用不多。
4.耕地劳动比例法。
这种方法通过估算一国农业生产中耕地数量与有效劳动数量的比例来计算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耕地与有效劳动之比。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假设某一年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以该年的耕地劳动比作为系数，同时假定这一比例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胡鞍钢运用这一方法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了估计。他假设1957年中国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按照这一年的耕地劳动力比来进行计算，其估计结果显示，截至1995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为17518万人。虽然农业中的技术进步会对这一比例产生影响，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会使这一比例增大，而节约土地型的技术进步会使这一比例减小，但因这种方法应用起来相对简便，而且农业技术进步因素可以在运算后作附加说明，所以这种方法目前应用比较广泛。
三、国内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研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学术界就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展开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科研成果。纵观相关研究可发现，我国转移理论研究多偏重于在对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模型的应用基础上，提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模式：
1.内外部转移模式。此模式有两种途径，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实行农业内部转移。二是大力发展与农业有关的乡镇企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就地转移模式。
该模式认为我国应采取扶植小城镇的发展、扶植乡镇企业的发展等方针，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3.城市化模式。
该模式认为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应积极发展小城镇、小城市，促进城市化，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4.中间技术发展模式。
该模式认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寡取决于乡镇企业选择何种技术，而介于本地技术与发达国家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将成为乡镇企业持续发展、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佳选择。
5.劳务输出模式。
该模式认为，劳务输出以“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总目标，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有可为。
6.农田集中经营模式。
该模式认为，土地逐渐地集中到农田经营者手中，既有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大幅度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又会形成外推机制，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脱离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7.深分工模式。
该模式认为，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建立健全深分工的市场机制，围绕深分工的需要及时搞好配套体系建设，使每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地发挥个性，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8.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模式。
该模式认为伴随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趋势不断加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既是推动中国经济振兴发展的根本对策，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
9.复合转移模式。
该模式认为绝对强调某一转移模式都是片面的，必须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大办乡镇企业、组织劳务输出、向大中城市及小城镇转移等综合措施，全方位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0.私营经济模式。
该模式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为私营经济大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私营经济的日益发展，反过来为积极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除上述较为具体的实践模式外，孙峰华等学者从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出发，归纳出三种较为抽象的模式：其一，溢出模式，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非农部门的吸收能力，但仍不断从农村中溢出并寻找可能的非农业容体，这种模式反映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积聚较多，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情况；其二，吸出模式，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农业劳动力供需已基本平衡，甚至农业劳动力已略有短缺，但因受非农部门比较利益吸引，仍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这种模式反映的往往是周边城镇经济发展比较快，但农业经济收益相对较差地区的转移情况，这种模式可能会在长期内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在短期内却极易导致农村必要劳动力的流失，造成农村“空洞化”；其三，游离模式，即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他们将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进入到非农部门。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转移模式，反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良性转移轨道的地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