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
李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
李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
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
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
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
这些重要的军事思想是李靖千百次战争的结晶，是他所向披靡的保证。正是有这些卓越的军事思想作为支撑，才成就了李靖的名将之路。
甘于受屈的大度
李靖为人谦和，不爱与人斤斤计较，即使受了委屈，也很少为自己辩白，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一种甘于受屈的大将风范。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国力得到巩固的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消除这一草原民族对大唐的威胁。在选择统兵将领的时候，李世民选择了李靖。不仅因为他的战功，还因为李世民对他的兵法很有信心。
李靖也没让李世民失望，第二年正月李靖就率领三千骑兵，自马邑附近的恶阳岭出发，在夜间袭击定襄成功。颉利可汗认为李唐这次肯定是派了大量的军队打过来，于是把王帐搬到了碛口，他说：“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
在唐军的连续打击下，内忧外困的颉利可汗带领数万部众逃到了铁山，派执失思力去见李世民，要求做李唐的藩属国，颉利可汗愿意亲自去长安。李世民派时任鸿胪卿的唐俭去跟颉利可汗接洽，同时让李靖率军迎接颉利可汗入朝。
经过李靖和李世对战局的研究，认为现在不乘胜拿下颉利可汗，如果让他再往北去，想追都追不上了，不如趁现在颉利可汗接到李世民允许他投降的诏书后警惕比较放松，派一万精锐骑兵袭击，应该可以一战成擒。
两人把想法告诉张公谨，张公谨认为李世民已经下诏迎接颉利可汗，而且唐俭在颉利可汗那里，不应该再发动攻击。
李靖说：“此韩信所以破齐也。唐俭辈何足惜！”意思是说当年韩信也是在郦食其已经成功劝降齐王田广的情况下，坚持攻打齐地，唐俭这种人有什么好可惜的。
于是李靖当夜就率军出发，李世也率军跟了上去。这时候颉利可汗见到了唐俭，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就放松了警惕。直到二月初八唐军来到阴山离颉利可汗的营帐仅仅只有七里远的时候，东突厥才发现唐军。颉利可汗乘马逃走，东突厥被击溃，李靖的军队斩下东突厥军队的首级一万多，俘获人口十多万、牲畜数十万，杀死了经常煽动东突厥统治者攻打李唐的隋朝义成公主，生擒义成公主的儿子叠罗施。
颉利可汗带着一万多人想从碛口北渡黄河，却发现李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颉利可汗无法北渡，只好去投奔在突利之后立的小可汗苏尼失，而东突厥的很多贵族和部落首领不干了，干脆就地向李世投降了。
对突厥的这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长了唐朝的国威，可就在这个时候，平定突厥的大功臣李靖却受到了弹劾。这次弹劾的罪名是放纵士兵抢掠颉利可汗官署里的珍宝，弹劾者是以前当过仆射、现在就任御史大夫的萧。
颉利可汗战败后，他的珍宝自然要收藏好献给李世民才对，哪能纵兵抢得精光呢？李世民听取了萧关于要将李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报告之后，也很震怒。虽然下了特赦令不让言官们再弹劾李靖，自己却在召见李靖时，狠狠地批评了他。
与世无争的李靖面对李世民的批评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只是磕头谢罪。考虑到李靖的功劳比较大，而且一直以来对大唐忠心耿耿，唐太宗表示赦免李靖的罪过。
后来事实证明，李靖是被诬陷的，唐太宗又找来李靖谈话，说：“上次是有人说你的坏话，现在朕已经醒过神来了，你别介意啊（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然后又赏赐给了李靖两千匹绢。
而这一事件从开始到结束，李靖都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一句，足见其胸怀的宽广，为人的大度。
急流勇退的心境
李靖既屡建不世的功勋，唐太宗因而授予其尚书右仆射的职务，那是与宰相类似的官位，也就是要他执掌政务，参与朝政的决策。可是李靖与尚书左仆射等议论政治，小心谨慎，好像不善言辞似的，实际上这是他的谦逊，他已在军事方面显露其高人一等的才能，在政治上他不愿再露锋芒。虽然唐太宗并不是像隋文帝父子那样猜忌多端的国君，但他不能不有所避嫌，以保平安。
李靖认为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解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察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牟岑少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
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良马两匹，绸缎千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寿杖，以方便他走路。
暮年不惧边庭苦
唐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寇边，太宗对左右侍臣说：“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意思是说“如果李靖能够担任出征的元帅，那对我军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消息传到李靖那里，李靖去求见房玄龄，表示年虽老迈，尚堪一行。太宗闻之，大喜，就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辖兵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总管（《唐书》作五总管），西征吐谷浑。
吐谷浑居洮水（今甘肃黄河支流洮河）之西，极于白兰（今青海布尔汗布达山），地兼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属新疆），自唐初以来不断进袭唐边境。唐多次遣使告诫，其可汗慕容伏允仍听信大臣天柱王之谋继续犯边。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六月，唐太宗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左骁卫将军樊兴领边兵及契、党项之众击之。十月，段志玄击破吐谷浑，追至距青海30里处，吐谷浑驱牧马而遁。段志玄亚将李君羡率精骑追至青海南，获牛羊两万余头而还。同年十一月，吐谷浑掠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太宗下令大举攻讨，对吐谷浑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贞观九年（635年）三月，唐军至鄯州（今青海乐都），李靖纳侯君集建议，趁吐谷浑军尚未逃走，以精锐长驱疾进，掩其不备。闰四月，李道宗大败慕容伏允于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伏允烧尽野草，逃遁入碛。唐诸将认为，马无草不可深入追击。李靖又从侯君集之言，趁伏允部众败退离散之机，分兵两道追击：李靖与殿中少监薛万均、李大亮趋北道，侯君集与李道宗趋南道。北道李靖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青海共和西南）击败吐谷浑，斩其名王；李靖等于牛心堆（今青海西宁西南）等地大破吐谷浑。
南道侯君集、李道宗引兵进入2000余里无人区，经破逻真谷（今青海都兰东南），于五月追至乌海（今青海兴海西南苦海），与伏允大战，擒其名王。薛万均与统军薛万彻兄弟率轻骑与天柱王战于赤水（今青海兴海东南黄河西岸），被吐谷浑所围，两人皆中枪，失马步战，左领军将军契何力领数百骑将其救出。李大亮于赤水西蜀浑山击败吐谷浑，获其名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败吐谷浑于居茹川。
吐谷浑余众西逃。李靖督诸军，经积石山（今青海贵德西）、河源（今约古宗列曲），追至且末。闻伏允在图伦碛（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将奔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契何力欲追袭，薛万均以为不可。契何力认为，若不因其聚而袭取之，一旦散去则不便攻歼。遂自选骁骑千余前往，万均亦引军从之。进入沙漠数百里，以刺马血解渴，坚持追击，至伏允牙帐，袭破之，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伏允脱身逃走。侯君集等转战星宿川（今青海黄河上源星宿海），频战皆捷，后还与李靖合军。伏允子大宁王慕容顺斩天柱王，举国降唐。伏允率千骑逃碛中，随者渐少，遂自缢而死。
郭子仪
重整河山第一功
郭子仪（697年—781年），祖籍山西汾阳，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代著名军事家，武举出身。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联合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
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在唐朝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宽厚低调的性格
李光弼和郭子仪同为唐朝著名将领。他们曾经同在朔方镇当将军。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太好，互不服气。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提升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位居李光弼之上。李光弼怕郭子仪刁难他，曾想调到别的方镇去。这时朝廷要郭子仪挑选一位得力的大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出于公心，推荐了李光弼。李光弼却以为郭子仪是借刀杀人，让他去送死。可是朝廷成命又不能不服从。临行前对郭子仪说：“我赴死心甘，只求你不要再加害我的妻子儿女好吗？”郭子仪听到他冤枉自己的话后，流着热泪对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器重将军，才点你为将，愿与你共赴疆场讨伐叛贼，哪里还记着什么私愤呢？”李光弼听了非常感动。两人手扶手相对跪拜，前嫌尽释。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十二月，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可是盗贼却没有抓到。人们怀疑是朝中宦官鱼朝恩指使人干的，鱼朝恩一向嫉妒郭子仪，并向皇上屡进谗言，一再阻挠皇上任用郭子仪。郭子仪对于祖墓被毁的原因心里也是明白的。
他入朝时，皇帝先提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满朝的公卿大臣本来都很忧虑，怕郭子仪闹出事端，听了他的回奏后，都对他无限钦佩。郭子仪想到的是国家安危的大事，朝廷的安稳远比自己私事重要。
郭子仪功德越高，人们越尊重他。吐蕃、回纥称他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呼他的名字。甚至有些安史叛将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曾施恩于很多人。安庆绪的骁将田承嗣占据魏州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郭子仪派遣自己的—个部将去见他。田承嗣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遥望叩拜，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
郭子仪处处做士兵的榜样。他领兵打仗从不侵犯百姓的利益。当时，连年战争，农村经济破坏，农民生活困难，负担很重，筹集军粮确实不易。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不顾自己年迈力衰，亲自耕种。在他的带动下，官兵在休战时，一边训练，一边参加农业劳动。动乱时期，他的驻地丰收的庄稼到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