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由杜月笙和张啸林掌权之后，与黄金荣基础不同，但却更加完备。张啸林与浙江军阀以及江南军阀之间的关系，也让他在法租界的势力变得更有说服力。1924年9月，江南军阀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被打垮后，与他曾有密切关系的张啸林又把精力转到了孙传芳和张宗昌这两个军阀身上。可以说，张啸林与军阀政客之间的亲密关系，反映了他在法租界以及青帮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且，他在北洋军校时就结识了几位后来成为了军阀的同学，因此他也就很容易被这个圈子所接纳。换句话说，张啸林是维系青帮和上海军阀政治关系的关键人物。
头脑灵活的杜月笙虽然没有张啸林的影响力大，但他对青帮在上海地区内的鸦片交易安全的控制却是一把手。20世纪20年代初期时，杜月笙就与湖州等几个地区的大鸦片商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换句话说，三鑫公司之所以能成功创立和顺利运转，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杜月笙。杜月笙的手下金廷荪担任三鑫公司的总经理，许多货物进出情况都要仰仗他。并且，代表青帮与法租界当局就针对鸦片贸易的问题谈判并签订协议的关键人物也是杜月笙。总而言之，通过青帮创立的三鑫公司，法租界和青帮的大部分财源均被杜月笙控制，这让杜月笙的权势得以不断扩大，这也为杜月笙在法租界和在青帮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一代新人换旧人”，这句话正是青帮内部势力在法租界变化发展的真实写照。然而就在法租界青帮内部势力的掌权者变更后不久，上海滩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青帮不得不面临新的挑战，以适应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同时，局势的变化发展也使得上海“青帮三大亨”面临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在1925年往后的两年中，上海的政局一直处在动荡中，上海青帮头目们也都处于这种压力之下，他们一直积极寻求一种与强大的政治力量达成默契的方法。
7．耀武扬威的东北青帮访日外交团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此时，青帮头目们纷纷表示愿意效忠日本关东军，同时，拥有250万帮众的青帮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这一时期，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1933年7月，青帮组团访问了日本。
东北地区的青帮访日代表团于1933年6月28日从沈阳出发，途经朝鲜等地，于7月1日抵达日本东京。青帮访日代表团到达东京之后，日本政府为他们的到来举办了欢迎仪式。除此之外，日本还于7月3日在东京会馆举办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到场的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多达40人，其中陆军省14人，海军省12人，外务省6人，文部省5人，拓务省3人。除各省级的高级官员以外，还有一些日本有名的学者、业界会长等。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的“中国通”白鸟库吉也参加了该次欢迎会，白鸟是“支那学”的创办人，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教授。
7月3日的青帮欢迎晚会结束之后，分别在7月4日和7月5日相继举办了两场关于青帮的研究会，地点在东京芝区增上寺。到场人员除了青帮访日代表团以外，还有7月3日欢迎晚会上各省代表40人，以及日本宗教人士和学者。此次研究会主要以日本和中国的宗教文化为主题，青帮的代表在日本人面前演示了青帮的入会仪式和其他仪式，研究会上的日方学者和宗教人士不时向青帮代表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研究会结束后，日本着名神道学家加藤玄智为青帮下了评论：“青帮是一个自立宗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教义，但追溯其根源，仍然与禅宗是同一宗。”
在中国的法律上，政府是不愿意承认青帮的合法地位的，因此这样一股势力便被认为是“暗势力”。并且，在中国本土，老实本分的百姓眼中的青帮是一股恶势力，虽然青帮并不是“黑社会”类型的组织，但它肯定也不能说是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组织，跟禅宗更扯不上关系了。要知道禅宗代表的是中国的善，而青帮行的是恶，虽然佛法中提到过有恶才有善，但追溯青帮的起源，充其量只能在它最初建立起来的时候看到“道义”的影子。然而，日本神道学家加藤玄智等学者为何认为青帮属于宗教类的组织呢？事实上，这涉及的是青帮组团访日缘由以及访日时遇到的日本政府的政治问题。
据资料记载，青帮访日的团员共17名，正式成员10名，随行人员4名，日本向导3名，具体名单如下：
1．青帮代表
奉天代表：冯谏民（青帮“大”字辈，48岁）、王兆庥（青帮“大”字辈，55岁）、张新甫（青帮“大”字辈，44岁）、祖宪庭（青帮“通”字辈，48岁）、林庆臣（青帮“悟”字辈，54岁）。
长春代表：吕万滨（青帮“大”字辈，60岁）、常玉青（青帮“通”字辈，49岁）。
营口代表：郝相臣（青帮“通”字辈，55岁）。
哈尔滨代表：赵庆禄（青帮“通”字辈，63岁）。
法库门代表：杨宇山（青帮“通”字辈，55岁）。
2．随行人员
长春的吴泰淳、营口的郝俊和、关东州金州姜国本，奉天的评世信。
3．日本向导
平野武七、鹫崎研太、吉村智正。
在这10名青帮代表团成员中，“大”字辈（21字辈）4人，“通”字辈（22字辈）5人，“悟”字辈(23字辈)1人。如果拿东北青帮和当时上海滩上的青帮大亨们相比，就可以看出来，除了当中的“悟”字辈成员外，其他成员的字辈都是比较高的，从这一点大概能推出东北青帮比上海青帮的字辈更加传统和严谨。
8．天津租界里的青帮内幕
青帮是在民间崛起的结社，刚开始这个民间组织是以伸张正义为基础与邪恶势力斗争的。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个所谓的正义帮会逐渐变质，成为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流氓组织”。天津租界的青帮也是在它变质的那一时期传播开来的，青帮初到天津时，这个帮会组织还并不猖狂，甚至有些小心翼翼，帮会成员一般穿插在天津脚行车行组织之中。事实上，青帮没有来到天津租界之前，这里的脚行组织很多，他们各有一帮小势力。
但这并不能阻止青帮在天津租界的迅速发展。没过几年，除了天津各大烟馆、酒馆、饭馆、赌场、戏院等正规的营生外，走私、贩毒、绑架、勒索、杀人等不正当营生，青帮都有涉及，并且自从20世纪20年代青帮转变成一个“流氓性质”的组织以后，不正当的营生几乎成为了青帮的“形象事业”。这些不正当行业，最初是在天津城乡内的繁华地区开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青帮的脚步逐渐走进了天津租界里。
最早进入天津租界的是青帮内的脚行业。外国资本家在天津开辟租界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中国的金钱，因此出口贸易的码头成为了他们最好的“搬运工具”（往自己的国家搬运中国的资源）。1860年到1900年的40个年头之中，天津的海河两岸多出了80个码头，其中大部分是出口贸易码头。这些西方资本家，在这80个码头上雇用了4000多名苦力搬运货物，其中大部分脚行劳工是青帮分子。
在那个时期，出口贸易是离不开运输的，而反过来说，运输是离不开脚行劳工的，而青帮恰恰就把持了脚行劳工这一行业，不但如此，就连天津租界的国际贸易也被青帮脚行把持着。青帮在天津以及天津租界本身就是从脚行业开始打下基础。基于这一原因，天津青帮有一个上海青帮所没有的特点：天津的脚行们都是一些目不识丁的“粗人”，整日不学无术，就知道胡作非为，通常天津人会把这些人称为“地头蛇”。一些“正统”的青帮分子对此很不高兴，但也没人站出来为此辩解。由此看出，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的天津人，而是外地人，他们来到天津只是为了寻求发展。
青帮是土生土长的民间组织，因此民间也就是青帮的天下，由于天津租界的运输也要依靠脚行，进而天津租界内就有了一股特殊的势力——青帮势力。比如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以及张逊之和陈友发等有知识的斯文类青帮分子，就在天津租界自成了一派势力。天津的英、法租界，是陈友发一派的势力范围。事实上，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内，西方列强利用青帮的事例并不多见，而在日租界里，日本侵略者利用青帮，以达到他们罪恶目的的事例却不计其数。土肥原贤二是最早加入青帮的日本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拜入青帮门下，曾担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的辅佐官。1937年，七七事变后，加入青帮的日本人逐渐多了起来，一些日本人还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比如日本特务王永良，就是进入青帮时取的中国名，王永良进入青帮之后与帮会内的“兄弟”打得火热，青帮帮规、戒条等他都认真熟读，他曾用中文写了一本关于特务情报的书。这本书的扉页有一张王永良穿着中国服饰的照片，如果不了解内情的人，恐怕无法看出他是一个日本人。书的内容都是中国社会人文资料，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利用青帮对中国展开的是有组织的侵略活动。
早在1935年，青帮的常务理事尚旭东（日本特务）就把帮会的头目聚集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普安协会”。1942年，“普安协会”又被天津特务机关部长改为“天津安清道义总会”，这个成立大会的阵势十分浩大，不但天津地区的日本特务都到齐了，而且青帮分子也去了不少，在大会上，加入青帮的日本人不断拉拢青帮“兄弟”为他们的“事业”多作贡献。
青帮这一民间组织从建立之初就一直是一个秘密组织，“天津安清道义总会”在会议上的举动，打破了青帮的秘密性，这等于是把青帮扔在了台面上。后来，南京伪政府也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实际上它也算“天津安清道义总会”的分支组织。1937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逐渐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接着华南、东南一带也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再加上九一八事变的影响，日军已侵占了中国版图上的大部分国土。与此同时，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军也在努力阻碍日军进一步侵略的步伐。在这一混乱时期，对于天津租界来说，铁路安全问题变得越发紧迫，天津到北京的路段和船只频繁受到干扰，为使物资运输更加安全，“内河航运”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维护运输安全问题上。实际上，七七事变过后不久，日本又成立了一个“水陆警备部队”，该部队的总司令由森冈中佐担任。然而，这对运输安全问题还是没有起到显着效果，因此天津租界便企图利用青帮维护运输治安。
早在明清时代，青帮为了安全，在运输货物时，都会在船头挂上“黄龙旗”。如果途中遇到危险，青帮分子会通过帮内特有的暗语（一般称“切口”或“令子”）来对答，如此一来，“自己人”才不会对船只造成威胁，前路也会变得更加顺畅。日军充分掌握了青帮的这一特点，于是他们召集了青帮头目们，成立了一个专属于天津租界的“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吴鹏举任会长一职，副会长由张华担任，但实际工作却是由日本在操纵。这样一来，天津租界中的日本运输管道就变得安全了。并且，据一些资料记载，天津租界的“天津内河航运公会”也曾影响到北京，在华北地区成立过一个“华北内河航运公会”。
事实上，天津租界内除了青帮之外，还有其他组织。比如洪帮、会道门等帮会组织，但是它们的影响以及势力远远没有青帮的大，即使有过一些影响大的帮派组织，也都一一离开了天津租界。因此，也可以说，天津租界是孕育青帮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