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它，我自然是再熟悉不过；我仿佛在大街上邂逅了一位老朋友一般，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和他热烈交谈。
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在1985年出版的纯属虚构的历史小说《白色城堡》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世界上对此几乎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非同一般”，无论是对他个人，对他的读者，或是对批评家，都是如此。这是他第三本小说，看完这本书，再看看这个数字，我顿时感到无比惊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太有天赋了，太成熟了。奥尔罕之前的两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和《寂静的房子》都在各个方面略显稚嫩，它们表现在叙述过于杂糅、冗长，人物心理的过度弱化（尤其以第一部小说为甚）和对实验性的摈弃。但在《白色城堡》里，我几乎看不到这些缺点了，一切都转变得太快，奥尔罕把缺点全变为了优点，即叙述的高质量，心理的准确把握，无懈可击的创新。
对一部小说的分析，我必须要淡化作者的作用，不仅仅是因为作者的名声在阅读过程中对读者的影响，还因为这还算得上是一种聪明的行为。但在这里，我还是提了提作者，这是有原因的，有时候不仅一部好的作品可以带给我们好处，一名作者的优良品质也会让我们获益匪浅。奥尔罕让我知道了小说家的速度，一种超脱于快与慢的速度，一种精神和写作上的迅速。
关于小说深度的问题，我不止一次地思考到它的存在意义，得出的结论是小说深度只是读者在主观上做出的判断，是读者为了证明这部作品的优秀，从它最浅显的细节入手，找到的一些简单明了的小说思索。这些易懂的小说思索往往是作者在议论中点明了的，它经常是直接被小说家在段落中提出来，用议论性的语句做出解释，而不是源自小说细节。菲尔丁在十八章的《汤姆·琼斯》中每一章的开头都要发表点议论性的思考，把它置于小说之外，而托尔斯泰也在《战争与和平》中单独大段大段地议论，然而直接性的好处就是一针见血，人们会更容易认为那些是隽永深刻的段落，从而让作品永久地流传下去。《白色城堡》的深度，已经被各个媒体说得令人厌烦了，他们说这本书讲的是东方与西方的交会，以及它们之间的文化融合。或许是受到了媒体的影响，周围阅读过这本书的朋友也无比强调这个“深度”，并明确地向我提出，写一本小说，就只是要写出深度，最好还要加上各种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
我十分不理解这样的说法。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一些无意义的生活片断的组合，把小说割裂开来，它就变得没有意义，成了一堆废纸。所以我们看一部小说，是要一部一部地看，而不是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看，我们应杜绝无意义的劳作。同样，任何东西在小说中都不能分割开，例如精神和物质，小说也是精神性和物质性的统一；我们恰恰把精神（深度）从小说中拿出来了，让它脱离了小说本身，固执地认为这些小说思索属于哲学思考。勒克莱齐奥说：小说家不是哲学家。我也十分认同这个观点，小说家的本职在于一切存在于小说中的东西。而众多媒体的行径，无疑是把玩笑性的小说思索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使这些思索脱离了小说而存在，我明白，这只是宣传者为作品造的一个噱头罢了。
从小说的内容看，奥尔罕的确是不想让自己的小说变得无意义，他做得十分巧妙，但批评家们喜欢在那儿刨根问底。人们说《白色城堡》的主旨是东西方的交会，或许诚然是这样，但明显作者不希望评论界紧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奥尔罕处理得很精妙，他可以在其他问题上直接发表议论（如“他们”和霍加的关系），但在东西方的问题上，他采取了回避，小说中没有任何一处有关于东西方的直接议论，甚至连间接的都没有。“我”这个意大利人和霍加那个土耳其人在一起生活、商量大事、制造武器和随军出征，就像平常的两个人一样那样相处，读者觉得这一切都十分自然，甚至到最后“我”这个西方人和霍加这个东方人互换身份，在读者看来都天经地义，不觉任何突兀。我想到了氧气对食物腐败所起的作用，它们缓慢地反应，不经意间，食物就腐烂变质了。《白色城堡》中关于东西方的主旨的表达也正是这个道理，它有一种故意的隐秘性。但我们仍然可以窥见端倪，“我”作为奴隶住在霍加的家中，然后给霍加教授天文学、医学、算术等知识，几乎把所有的知识都教给了他，霍加也学得很快，利用自己从“我”这里学的知识，他很快便擢升为皇室星相家。“我”是什么人？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文明西方人，知识渊博；霍加又是什么人？一个土耳其的东方蛮夷，知识面狭窄。而“我”却又孜孜不倦地教霍加知识，让他懂得科学。这些个几近一笔带过的细节一下子就表达出了奥尔罕对东西方独特的见解，西方先进，而东方落后；西方人处于下风都还具有侵略性，善于以科学文化征服落后地区；东方拼命想挤入西方发达世界，小说最后的互换情节更能说明这个道理，这似乎是在反映过去土耳其的社会状况。
主旨的多样化是小说的共性，长篇或是中篇小说并不是只有一个主旨，我们提出的“深度”的概念十分片面。奥尔罕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被贴上了探索东西方融合的标签，以至于我们习惯于说他每一部小说都有一场东西方的交会。《我的名字叫红》也不例外。评论界说他利用细密画探索东西方，这部历史小说的主旨同样是东方和西方，深度也在于此。对于这些说法，不仅我不敢苟同，甚至连作者也不敢苟同。奥尔罕说，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他最关注的是风格的问题，是15、16世纪波斯艺术家和细密画家的个性，而它的主旨也是细密画家的艰辛，另外他也提到了另一个主题，即通过赏画而萌生爱恋。我希望通过作者对《我的名字叫红》的解释说明一个道理：一如《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的主旨也并非只有东西方问题，还有作者的孤独，以及他的对众人不理解他而感到的愤怒。
小说家灵感的来源是学习，灵感是其他小说家赐予的。
记得第一次读罢《白色城堡》后，我嫉妒地问自己，为什么就我想不到这样奇妙的故事？这种嫉妒，甚至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试图迸发出来，只是作者跳跃的想象力让我来不及去嫉妒他。一个字接一个字的丰富想象，让我的思维跟不上节奏，阅读得十分缓慢。然而我享受这样的阅读，在其中感受优秀小说家的灵感对我的冲击，是莫大的乐趣。
如果无与伦比的想象力的来源是灵感，那么我想问，奥尔罕是如何拥有灵感的？我想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就是学习，是因为其他小说家的存在，他才获得了这些灵感。《白色城堡》的灵感十分典型，它的主要主旨就是来自于其他小说家；而对奥尔罕来说，这个“其他小说家”指的就是福楼拜。福楼拜于1850年造访伊斯坦布尔，他在给母亲及布勒的信中写道，他目前最挂念的是未来以及他想写的书。这些他想写的书当中有一本是名叫“哈勒贝”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文明的西方人和一个东方野蛮人彼此越来越相像，最终位置对调。我在《伊斯坦布尔》中读到了这一段文字。相信大家读到这一段信息后，都一定会张大嘴巴惊叫：这不就是《白色城堡》的情节吗？
因此，从其他小说家那里学习，再学习，是小说家灵感的永不会枯竭的源泉，是唯一的保障。正如福楼拜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一生认真读了十来本书，那么他可就算得上是一个圣人了。
《白色城堡》中，奥尔罕完全沉浸在了叙述的沉醉之流中。
在某家没个性的书店看到《白色城堡》后，我立刻便吃了一惊：它竟然是那么的薄！这让我对书的内容产生了怀疑，因为我无比清楚，小说家奥尔罕怎么会写出这么短小的小说来！要知道，他的小说几乎都是20万字以上，其中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甚至达到了40万字，而他还未译成中文的新作《清纯博物馆》的土文版也有近600页，是他第二长的小说。他忘情地活在小说中，他希望读者知道他正在写一部小说后，都兴奋地渴求他写得越长越好。而《白色城堡》恰恰与奥尔罕说的相反，它仅仅只有9万字，是他最短的小说。和他的其他小说不同，《白色城堡》在叙述上十分简洁，没有过分的累赘，独特的景物描写也基本上消失了。出于这种考虑，在阅读它之前，我很怀疑此书被媒体吹得天花乱坠的成就是否属实。
《白色城堡》的叙述跨度长达几十年，从二十出头的“我”所乘的航向那不勒斯的船被土耳其海盗劫住，一直讲到和霍加互换身份后“我”七十岁时的晚年生活。仅仅了解到这个故事的大概脉络，我就认为它能够成为一部宏伟的、野心勃勃的长篇巨著。然而奥尔罕只用了9万字就把它写完了。9万字的篇幅限制使得作者所承受的叙述强度空前沉重，它考验了作者对叙述的把握，奥尔罕也一定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不失衡，如何才能让它兼顾左右？
奥尔罕完全沉浸在了叙述之中，叙述的洪流彻底淹没了他。在《白色城堡》中，没有场景，也几乎没有对话，取而代之的是信息量巨大的高质量叙述。就像《百年孤独》的叙述那样。我敢说，是奥尔罕大胆地对场景和对话的抛弃，才使得《白色城堡》始终保持着风格上的统一，在叙述上保持住了平衡，从而让读者欣然接受了他，让他“享誉全球”。
奥尔罕再也写不出《白色城堡》这样的作品了，从他随后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觉察得出。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在写出了《百年孤独》之后，随后便感叹道：“我再也不能这样写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