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全书共分32章,理论都集中在前六章,原理又集中在最前面的两章。以后各章是对前六章的说明和补充。
在方法上,《原理》只研究人的物质生活,不研究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他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全部地、直接地由物质生活决定。在这个社会里,人只有一种活动,即牟利;只有一种要求,即生计;只有一个目的,即致富。人追求的不是真善美,只是金钱。像亚当·斯密那样解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二元论,在李嘉图这里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经济人的假设,到李嘉图就更为完善了。
《原理》的第一章阐述了价值学说。他继承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批判了斯密认为有些商品即使没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的错误,正确指出,任何商品没有效用就不会有交换价值。在价值量的决定上,李嘉图批判了斯密摇摆不定的两种价值决定,认为只能由耗费劳动决定价值,价值量是与商品包含的劳动量成正比的。
《原理》批判了斯密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决定的错误观点,正确指出价值还包含制造工具所耗费的劳动。他写道,即使在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没有资本(武器)就不能猎捕海狸和野鹿。所以野物的价值不仅由猎捕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而且也在由制造猎捕的资本(武器)所需劳动时间决定。他已知道,商品价值既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的活劳动量,又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的物化劳动量。他还认为,价值量不是由生产某种商品所实际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是由最坏的条件下的必要劳动决定的。这种价值量与劳动量的关系对农产品来说是正确的。他的地租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总之,李嘉图在批判斯密的错误中进一步发展了价值学说。他的价值学说的根本缺点是不理解价值形态,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
《原理》第二、三章阐述地租学说,并从此开始研究分配问题。他的分配学说包括地租、工资、利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地租理论。他的贡献是把价值学说与地租学说联系起来,论述了级差地租起源及其两种形式。李嘉图首先从斯密的殖民地学说出发,探讨了地租的起源。他说,初到一个地方去殖民,那里有着大量富饶而肥沃的土地,没有被人占有。人们使用土地像使用空气和水一样不付代价。因此没有地租。地租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土地有限,质量不同,随着人口增加,需要粮食增多,人们只得耕种质量较坏、位置不利的劣地。农产品价值是由耕种劣等地耗费的劳动所决定,这使优等地和中等地产生了超额利润,其实也就是地租Ⅰ。他还考察了级差地租Ⅱ。他的地租学说的主要缺点是没有绝对地租学说。
《原理》的第四、五章阐述工资学说,区分了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他仍然从价值学说出发,不但认为工资来源于商品价值,而且认为“劳动”(应为劳动力——作者)也是商品,“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工人及其家属所需生活资料的价格,这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价值,即实际工资。劳动的市场价格是由工人的供求情况决定的,即货币工资。两者虽有偶然的偏离,但劳动的市场价格“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因为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货币工资高了,工人生活改善,会增加人口,引起工人供过于求,工资又会降到与自然价格符合。反之亦然。他还正确指出了实际工资下降,工人生活恶化三种情况:首先,工人供过于求时;其次,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时;第三,普遍使用机器,引起人口过剩时。这些认识是李嘉图的一个功绩。
《原理》第六章阐述了利润学说。他首先从价值学说出发,假定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价值只分成两部分,利润和工资,它们有反比关系。工资提高,不引起价格上涨,只引起利润下降。这个重要的结论推翻了斯密的错误看法:提高工资不是使利润下降,而是使商品价格上涨。其次,他还强调指出,“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肥力递减和开垦劣地,生产谷物要耗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因而粮价上涨,货币工资上升,利润按比例下降。在这里,他不仅说明了资本家和工人存在矛盾,还说明地主与资本家也有矛盾,因为利润减少,是由于粮价上涨,工资上升造成的。他还指出,地主与工人也存在矛盾,因为粮价上涨,地主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工人的生活却要恶化:可见,他的分配学说的功绩,就是揭示了并说明了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
不过,他只考察了工资和利润对立的数量关系,没有考察和认识到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而把剩余价值与利润混同;他不知道,利润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他更未意识到,利润率下降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限制。
总之,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划时代的巨著,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它的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它被译成了各国文字广泛流传,中国在60年代就已有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