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代，有父子仨人，给当局的印象是：老子不行了，儿子跟着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
这父子仨人，指的是安徽怀宁人，陈独秀父子仨。
陈独秀就不说了。这里要谈的主要是他的那“木秀子林，风必摧之”的老大和老二。陈延年(1898-1927)陈乔年(1902-1928)陈独秀父子仨陈氏兄弟相继参加革命1918年，陈延年和陈乔年因父亲陈独秀从事反袁革命活动受牵连，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不得不逃回家乡安徽怀宁乡下避难，因而无法在安庆继续求学。1915年，延年、乔年兄弟俩辞别了自己的祖母和母亲，离开了家乡，到上海读书。从此再也没能回过怀宁老家。
延年兄弟到上海后，起初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延年入法租界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乔年因年岁尚小，由父亲自教，同时也跟着哥哥学习。1917年，父亲应聘赴北京人学任教，乔年和延年继续留在上海求学。在父亲朋友们的帮助下，兄弟俩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陈乔年考进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它课程。
乔年在上海学习、生活的那些年，以他父亲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震动全国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次运动的推动下，各式各样的新潮纷纷传入中国。乔年和延年，也象许多的志救国的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各种新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当时对乔年和延年吸引力最大的是从欧洲传播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兄弟俩曾经怀着极浓厚的兴趣浏览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并误以为无政府主义是微治中国的“良药”，因而成为无政府土义的信仰者。在这方面，乔年虽没有延年那么活1919年，陈氏兄弟俩赴法登走下法国邮船跃，但他却始终支持哥哥的主张，并积极参加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活动。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兄弟俩也为之吸引。他们怀着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毅然决定赴法勤俭学。同年底，兄弟俩登上一艘泫国邮船。次年二月，他们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通过华法教育会的介绍。兄弟俩一边读书。一边做工，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
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兄弟俩曾满怀希望，到法国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沦。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逐渐感到失望。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水愈成为阻碍无产阶级节命斗争的绊脚石。从1921年起他们逐渐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他在哥哥延年的帮助下同，把两种主义进行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真理。特别是在“二二八”运动、拒款斗争和进驻里昂国法人学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玩弄阴谋、迫害勤工俭学生的嘴脸暴露后，乔年他们便宣告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后来，乔年曾对朋友淡起他们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他说：当时法国关于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的主要着作都有译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介绍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书刊也很多。人家买到后，互相介绍，互相传看，争相阅读……思想认识上发生巨大变化。我和延年便逐步领会马克思土义的世界观，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信马克思主义了。
延年和乔年思想变化，得到了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热诚欢迎，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1922年间，兄弟俩先后参加了旅欧学生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成为“少共”
的第一批成员。同年秋，延年的乔年一起，参加法国共产党，不久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法期间，陈乔年还与第三合作，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以便大家传唱。
1923年春天，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氏兄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由法国转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其间，陈乔年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一文译成中文，后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1942年10月，陈延年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广州工作，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奥特派员，中共中央库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广东区委书记。1925年6月，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而阵乔年，也于同年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人合影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1925年1月由北京到上海，先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人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中共北方区委正式成立，他改任区委组织部长，在李人钊直接领导下，为北方党纰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和李人钊、赵世炎发动了3万群众参加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并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更加深入人心。6月初，他和李人钊、赵世炎发动和组织北京丁人、学生、市民、乃至郊区的农民，先后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人会代表住巴黎合影。《向导》1922年9月13日创办于上海，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正式的机关刊物。1925年11月，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北方的民众运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加之当时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再度控制北京地区，北方区委有不少同志积极主张联络国民军，发动北京革命群众举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棋瑞反动政府。乔年在区委讨论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群众自已的革命武装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国民军倾向革命，但态度不坚决，不能依靠它的。举行“首都革命”。夺耿政权的时机远未成熟。区委没有接受乔年的意见，决定由赵世炎、陈乔年组成行动委员会，立即发动“首都革命”。乔年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区委的决定，积极地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11月28日，“首都革命”按原定汁划正式发动。几十万徒手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后便向段棋瑞执政府冲击，国民军的将领们却在关键时刻犹豫起来，背弃了配合群众行动的诺言。斗争失败了。实践证明陈乔年对当时彤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陈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期间，除参与领导一些重大斗争外，乔年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了扩人北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他常常深入到工厂、学校了解情况，指导基层工作。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组织也不甚严密，为加强区委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陈乔年精心设计了各种统计表格，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齐级组织遵行，取得了较好效果。后来，中共中央还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乔年也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和李人钊积极筹办了印刷《向导》和《政治生活》的印刷厂，使中央和区委的这两个重要刊物能及时在北京印刷出版。作为地下党的陈乔年和作为名流的鲁迅对“三一八”惨案，是谁制造的，恐怕会一致认为是段祺瑞。
不错，是段祺瑞。
《新编钢鉴》也这么地记载了当时的背景及其状况：3月，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屠杀请愿群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所部改称国民军，日益倾向国民革命，北京临时执政府虽以段祺瑞为执政，但段皖军事实力早已瓦解，只能在张作霖奉系的支撑下维持反动统治。上年（1925）1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大规模的反奉运动。冯玉祥国民军也在反奉作战中逐渐壮大。本月（1926年3月）12日，日本海军翼护奉军舰艇数艘强行驶入大沽口，驻守大沽的国民军鸣炮警告，日舰竟以实弹射击，打死打伤守军十余人。国民军被迫奋起还击，将日、奉军舰逐出大沽口外。日本竟又纠合辛丑条约签字各国驻华公使于16日向中国提如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撤除塘沽防务。次日，各国军舰二十余艘云集大沽，大有重演八国联军入侵之势。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北京各界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八国最后通牒。当游行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府东门时，段祺瑞竟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学生刘和珍等四十七人，打伤李大钊等二百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下月，段祺瑞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下台，从此结束其反动的政治生涯。图为段祺瑞的内阁成员：(右起)曹汝霖、刘冠雄、陆征祥、段祺瑞、钱能训、段芝贵、朱深、傅增湘然而，有资料显示：“首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1926年3月18日，陈乔年与李大钊赵世炎领导北京总工会联合200多个群众团体，按预定汁划在北京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组织2000多人参加的请愿团，到执政府要求“驳谍”“驱使”。遭到段祺瑞政腑的反动军警疯狂的屠杀，从而制造了着名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时，他在请愿团的前面指挥队伍，不顾生命危险，会同李大钊、赵世炎等布置群众退却。
正当他令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举刀向他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农衫。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撇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乔年在医院住了几天，没等伤口完全痊愈，便出了院，继续为苹命而奔忙。
然而，在第二天，发布的通缉令中，并没有陈乔年和赵世炎。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第二天就发布了通缉令，即段祺瑞政府于“三一八”惨案以后发布的《临时执政令》它的全文如下：临时执政令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友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今。
陆军总长贾德耀外交总长内务总长屈映光财政总长贺得霖海军总长司法总长卢信教育总长农商总长交通总长龚心湛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原载《政府公报》命令，1926年3月20日第3570号)就是在4月9日由《京报》发表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也没有陈乔年、赵世炎。反而有后来出卖陈延年的吴稚晖，以及作为名流的鲁迅。
现全文抄录于下以飨读者：“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自惨案发生后，各报所载，当日情形。颇为详尽，但内幕中重要事实，尚有遗漏或传闻失真。兹就调查所得真确消息，逐条披露，藉供参考。(一)民众请愿之动机。
此节详情，知者甚多，兹述其要。自郭松龄因日人妨碍其军事行动，致遭失败后，留日东省学生、群众为反日运动，推派代表谭季缄(案：谭为死难之一人)草归国，力图进行，迭在北大三院等处讨论办法，适八国通牒发表，谭等认为外患逼近，难再容忍，因极力联络各校学生及市民游行，并向政府为大规模之请愿，不意十七日请愿代表，竟为府卫刺伤，于是群情益愤，遂与李鸣钟接洽。请其援助。次日天安门大会，遂决定种种激烈议案，而惨杀之大祸，乃遂构成矣。(二)请愿惨案前政府之预定计划。
自京师教育界先后对于章士钊、马君武之长教，表示反对。教次陈任中因系章氏死党，并经马氏许以联任教次，故暗中献策执政府，略谓近年学风嚣张，均系少数共产分子鼓动，须一面藉故对学生加以惩创，一面设法使各共产分子不能在京立足，夫然后学风可望整顿，当局亦可安然行使职权，章、马复向段氏力主斯议，于是遂有指挥卫队兜杀民众之举。(三)通缉案罗织之真相。
章、马深恶教育界之迭次反对，旱有大兴党狱之意，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原单计百余人，由陈交马，马自留原稿，转录一份送章。十八日事变后，经章找单挑出五十人，提付讨论。据某君曾在府中确曾亲见五十人名单，系一毛胎纸所写，姓名上尚有圈点符号，其意不明。某君特秘密抄出，仓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兹将五十人名单，转录如下：徐谦、李大钊、昊稚晖、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陈友仁、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陈垣、马叙伦、邵振青、林玉堂、萧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树人、周作人、张凤举、陈大齐、丁维扮、王法勤、刘清扬、潘廷干、高鲁、谭熙鸿、陈彬和、孙伏园、高一涵、李书华、徐宝璜、李林玉、成平、潘蕴巢、罗敦伟、邓飞黄、彭齐群、徐巽、高穰、梁鼎、张平江、姜绍谟、郭春涛、任人庆。
是日晚间开紧急会议，列席各员中除贾德耀、章士钊、陈任中外，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屈映光尚云：易培基、李煜瀛、顾光熊，不宜目为共产党。陈任中谓易培基与徐谦至好，且助徐攫得中俄大学，李顾把持法教俄教款，万不可听其逍遥，致碍政府整顿学风处理赔款之进行。贾氏谓事关学界，教次意见，自不必错。章士钊言此五人，情节实在相等，不易轩轾，于是通缉案遂决定矣。
在四十八位名单中，鲁迅鲁迅届第二十一位。鲁迅自我介绍为：“周树人(浙江)教育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鲁迅还是女师大学生运动支持者，不但属于“某籍”、“某系”，而且还是发表反对杨荫榆宣言的七人之一。对照上述的“秘密”和“额外的形态”鲁迅被列入“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是“理所当然”的了鲁迅后来多次谈到他曾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事。在1930年写的《鲁迅自传》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逮捕我。”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鲁迅写道：“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鲁迅还在一些书信中提到这次“大衍之数”的通缉。
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惨案发生以后，便有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令，接着又有要通缉五十人——其实名单上只有四十八人——的传说，我和鲁迅均列名在内。”这也是把“大衍之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