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港,1956年4月26日,一架起重机把58个铝制卡车车厢装到了一艘停泊在港内的老油轮上。5天之后,这艘“理想X号”(Ideal-X)驶入了休斯敦,在那里有58辆卡车正等着装上这些金属货柜,把它们运往目的地。一次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数十年过后,当巨大的拖车统治了高速公路时,当装满了一排排集装箱的火车隆隆地穿行于夜色之中时,我们很难真正地理解集装箱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多大的变化。1956年,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购物者在美国堪萨斯州中部的商店里还不常看到巴西的鞋子和墨西哥的吸尘器,日本的家庭还吃不上产自美国怀俄明州的牛肉,法国的服装设计师也还没有把他们的高档服装放在土耳其或越南裁剪和缝制。在集装箱出现之前,货物的运输非常昂贵,以至于有很多东西跨越半个国家运输都不划算,更不用说跨越半个地球了。
集装箱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当然不是因为集装箱本身。一个冷冰冰的铝制或钢制大箱子,上面有很多的焊缝和铆钉,底部铺着木板,其中的一端有两扇巨大的门,标准的集装箱非常像一只马口铁罐头盒。这件实用的东西,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被怎样使用。对一个高度自动化、低成本和低复杂性的货物运输系统来说,集装箱就是核心。
集装箱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从而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形态。薪水低、待遇差、靠在各个港口装船和卸船为生的劳工大军已不复存在,他们在码头旁边形成的拥挤社区如今已成回忆。因为不适合集装箱贸易或者就是因为不被需要了,一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海上贸易中心的城市,比如纽约和利物浦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码头区以惊人的速度衰落。过去,一些制造商为了靠近供应商和客户,不得不在市区内忍受高昂的成本和陈旧的工厂,而如今它们早就已经搬走了。一些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值得尊敬的轮船公司,因为无力承担适应集装箱运输所需的巨大成本而跨掉了。过去,满世界跑的商船水手可以在异国的港口上岸玩儿好几天,而如今,他们只能在存放集装箱的偏僻堆场上逗留几个小时,一旦高速的起重机完成了那些金属箱子的装卸,他们的船就会立刻拔锚启航。
集装箱不仅帮我们摧毁了旧经济,同样也帮我们建立了新经济。像釜山和西雅图等一些过去昏昏欲睡的港口,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大港的前列。另外,在一些从前没有港口的地方,比如英国的费利克斯托和马来西亚的丹戎帕拉帕斯,现在已经建起了大量的新港口。如今,远离主要人口中心的小城镇,可以利用其廉价的土地和较低的工资,来吸引那些不再需要靠近港口以实现廉价运输的工厂。过去摊子铺得很大、从头到尾有数千种制造产品的大工业中心,如今已经让路给那些规模更小、更加专业化、在不断延伸的供应链上给彼此运送零件和半成品的工厂。尽管穷国还在艰难地攀爬经济发展的阶梯,但对它们来说,成为遥远富国的供应者已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庞大的工业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洛杉矶和香港等地兴起,而这仅仅是因为运进原材料和运出产品的成本直线下降了。
这种新的经济布局,让制造商可以像在周边销售产品一样轻易地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因此那些原本只想在国内经营的公司就有机会成为国际企业。然而,如果它们这样做了,它们很快就会发现,更廉价的运输也同样会让泰国或意大利的制造商受益。那些只想服务于本地客户而并不想走向国际的企业会意识到,它们没有选择: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们都要面对全球竞争,因为全球市场已经离它们越来越近了。对那些将其与客户在地理上的邻近作为重要优势的高成本制造商来说,运输成本已经不能再为它们提供避难所了;尽管有关税和时间延迟,尽管纽约服装街上的衬衫制造商离先驱广场上的梅西百货近得多,但相比起来,位于马来西亚的服装厂还是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向梅西百货供应衬衫。通过把从前孤立的各个工厂整合成网络,那些在不同国家设厂的跨国制造商就变成了国际制造商,从而可以为特定的产品选择制造成本最低的厂址,尽管由于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原因,它们仍旧有可能要把生产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1956年,世界上到处都是本地销售的小制造商;到了20世纪末,不管是对哪种产品,纯粹本地的市场几乎已经绝迹。
当然,这对工人们来说是一件好坏参半的事。作为消费者,由于集装箱促进了全球贸易,他们也就可以享受到无限多的商品选择。根据一项谨慎的研究,美国在2002年进口的商品种类是1972年的4倍,由此产生的消费者利益几乎等同于整个经济的3%(没有计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与增长的贸易一起到来的竞争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推广了新的产品,并把价格压低到普通家庭也能享用的水平。物美价廉而又容易得到的进口消费品已经大大地提升了全球的生活水平。
然而作为靠工资为生的人,工人们又完全有理由对此怀着矛盾的心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战时的破坏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同时低水平的国际贸易抑制了竞争因素。在这种异常的环境中,北美、欧洲以及日本的工人和工会有能力通过谈判争取到几乎是不断提高的工资和福利,同时政府的多项计划也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
工作周变得越来越短了,残疾补偿变得更加慷慨了,在60或者62岁退休也变成了标准。然而集装箱促进了这种空前上涨的终结。较低的运输成本进一步增强了资本的流动性,而这就使雇主在与流动性要差得多的工人们谈判时更有底气。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深圳工人的工资可以限制南加利福尼亚工人的工资,而当法国政府下令在不削减工资的情况下实施更短的工作周时,他们会发现,几乎是毫无阻碍的低成本运输使得制造商可以很轻易地迁往国外,从而避开更高的人力成本。
一个现代的集装箱港口就是一座工厂,其规模之大简直超乎想象。在每一个泊位上(世界最大的港口有许多泊位),都可以停泊一艘长达1 100英尺、宽达140英尺的远洋巨轮,船上除了金属的集装箱外别无他物。1甲板上堆满了一排接一排的集装箱,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和银色的,每排有15~20垛,每垛有6~7个叠在一起。在甲板下面还有更多的集装箱,它们6~8个一垛地堆放在货舱里。用来容纳船员舱的结构位于驾驶桥楼的下方,朝着船尾的方向,越过堆得高高的集装箱刚刚能够看到。船员的住所很小,人数也很少。一艘从香港出发的巨轮,可以运载3 000个40英尺的集装箱,其中装有重达10万吨的鞋子、衣服和电子产品,经过三周的航行,绕过好望角后到达德国,而整个行程中船上可能只有20个人。
在码头上,等货轮刚一停稳,一排巨大的起重机立刻开动起来。这些起重机是巨大的钢结构,离地面有200英尺高,重量超过200万磅。它们的支架间隔有50英尺,完全够几条卡车车道甚至是火车轨道从下面通过。这些起重机停在并排伸向货轮一端的铁轨上,以便它们能够根据需要前后移动。每架起重机都伸出一支吊臂,离地面有115英尺高,其长度足以横跨一艘比巴拿马运河还宽的轮船。
在每架起重机的上面都有一个操作员,他可以控制一台吊运车沿着吊臂滑行。从吊运车上垂下一个集装箱吊具,它是一个钢制的框架,用来抓牢集装箱顶部的四个角。当卸货开始时,每个操作员控制自己的吊运车沿着吊臂滑动到船上方的一个精确位置,放下吊具来咬合并抓牢集装箱,然后收回吊索,提起集装箱,并让吊运车带着集装箱快速地朝着码头的方向滑动。在起重机的支架间会有一辆胶轮的运输车等在那里;操作员把吊运车停在运输车的正上方,降低集装箱并把它放到车上,然后松开并收回吊具。运输车会立刻把集装箱运到邻近的货场上,而与此同时,操作员又让吊运车回到船的上方去吊运另一个集装箱了。这个过程每两分钟甚至每90秒就重复一次,每架起重机一小时可以从船上卸下30~40个集装箱。当船上的部分区域已经清空了到港的集装箱时,再次装载就开始了,而码头这边的活动也就变得更加忙碌了。每次起重机把一个到港的集装箱卸载到一辆运输车上之后,它会跟着从另一辆运输车上抓起一个离港的集装箱吊运到船上,让卸船和装船同时进行。
在沥青铺成的一英里长的货场上,到港的集装箱被运到一架堆垛起重机的下方。堆垛起重机的橡胶车轮间距有50英尺,3这个宽度足以横跨一条卡车车道和紧挨着的四垛集装箱。连接车轮的金属结构离地面有70英尺高,因此整个机器可以跨着几排6个一垛的集装箱前后移动。堆垛起重机抓住集装箱,把它从运输车上吊起,然后跨过其他一垛垛的集装箱,把它吊运到它的堆放位置。几个小时以后,这个过程会颠倒过来,堆垛起重机要把集装箱吊装到由卡车牵引的钢制底盘上。卡车可能要把货物运到几百英里外的目的地,也可能是运到一个附近的铁路货场,在那里有专门为运送集装箱而设计的列车正等着装载。
在一个较大的集装箱码头上,旧时码头的混乱以及肩上扛着一袋袋咖啡豆的强壮装卸工再也看不到了。对马龙·白兰度(MarlonBrando)在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中饰演的肌肉发达的男主人公特里·马洛伊来说,如今的这一切都会显得非常陌生。为了装卸一艘船,几乎每一步复杂的动作都要由计算机在船到来之前就预先设计好。计算机以及使用它们的配载计划员可以确定,按照怎样的顺序卸下集装箱才能同时保证卸载的速度和轮船的稳定。集装箱起重机以及货场上的设备都是预先编程的。在操控各台机器车辆的装卸工人面前,都有一个屏幕告诉他接下来要搬运哪个集装箱以及要把它移动到何处—除非这个码头不用装卸工人,而是使用无人驾驶的运输车来装运船区的集装箱,并用中央控制的堆垛起重机来处理集装箱的存放。计算机已经确定了,来装运到港集装箱ABLQ 998435的卡车应该在上午10点45分到达指定位置,而要运往纽华克的40英尺离港集装箱JKFC 119395,里面装有76 800磅重的机械设备,当前堆放在货场的A-52-G-6位置上,将被装载到轮船前舱第二排第四个槽位的下数第三层上。计算机已经保证了,冷冻的集装箱装在了带有电气设备的隔间里,内有危险品的集装箱已经与可能发生爆炸的集装箱分开存放。整个操作要非常精确,容不得半点差错或任何失误。在24小时之内,轮船要卸下运来的几千个集装箱,再装上要运走的几千个,然后再次驶上自己的航线。
在各个主要港口,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集装箱运达,再由卡车和火车运走。装载着集装箱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通过港口的大门;在门口,扫描装置会读出每个集装箱上的唯一号码,并把它与轮船的载货清单加以比较,然后告诉卡车司机该在什么地方卸货。牵引车可以挂上底盘,并把那些刚刚离船的集装箱拖走。只装载着摞了两层集装箱的火车会驶入一个靠近码头的联运站,在那里,巨大的起重机可以跨骑在整列火车的上方,一边移动一边把集装箱一个接一个地卸下。要把集装箱运出港口的火车,其目的地可能是2 000英里之外的一个铁路货场,而且途中可能只有最短暂的几次停留。这些火车也要在同样的铁轨上集合,并由同样的起重机来装载。
所有这些紧张忙碌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近乎无缝的全球货运系统。由咖啡制造商发出的一只35吨的集装箱,可以在马来西亚离开工厂,装上一艘货轮,经过16天的航行到达9 000英里之外的洛杉矶。一天之后,这个集装箱被一列火车运到了芝加哥,并被随即转移到了一辆开往辛辛那提的卡车上。从离开马来西亚的工厂到抵达俄亥俄州的仓库,这次11 000英里的行程可能只需要花费22天的时间,其速度是每天500英里,而费用要比一张单程的头等舱机票还低。另外,在这一路之上,很可能没有人碰过集装箱里的东西,甚至根本没有人打开过它。
对出口商和进口商来说,这种高效的运输设备是福音,但是对海关检查员和安全人员来说,它已经变成了诅咒。每个集装箱都附带一张货物清单,上面列出了集装箱里都装了些什么。但是,无论是轮船公司还是港口,都不能保证货物清单上所写的与集装箱里的实际内容完全一致。而且,目前我们还没有简便的检查方法:通常情况下,当你打开集装箱一端的门时,你看到的只是一面由纸板箱堆起来的墙。一艘货轮能在几小时里吞吐3 000个40英尺长的集装箱,一个像长滩或者东京这样的港口一天能处理10 000个装有货物的集装箱,而每个集装箱自身又能容纳一排排摞到顶的小箱子,因此,即使是最细心的检查员也不可能彻底地检查所有的集装箱。集装箱既能够有效地运送合法的货物,也能够同样有效地走私未向海关申报的商品、非法的毒品、没有证明文件的移民以及恐怖分子的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