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呼的人群热切地期盼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昌盛。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国已经历史悠久；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一切才刚刚起步。
从天国美梦的破碎到大国雄风的重振，漫长的历史承载了中华儿女无尽的荣耀与心酸。经历了贫穷和苦难后，中华民族踏上了依然艰辛但充满希望的征途。
巍巍军魂，异土安眠
1951年12月17日，朝鲜兴南港，炮声轰鸣，美军在海空两路火力的掩护下后撤登船，退回南朝鲜。这是美国全线撤退的一天，此时，距离中国宣布援朝作战仅仅40天。
这次南撤，美军的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颇为自信地向战地记者说道：“我们是在向另一个方向前进。”相对于他的盲目自信，同样曾经信心十足地宣称“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美军总指挥麦克阿瑟，却清醒地意识到了危机。他说：“除非积极、迅速地采取行动，否则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如此不断地损耗下去，甚至最后的全军覆没，都是可以预期的。”麦克阿瑟有如此悲哀的想法，原因就在于中国军队的援朝作战。中国军队的加入，在此前的一个月中给予了美军沉重的打击。所有这些都超出了麦克阿瑟的预期，也超出了美国政府的预料。
朝鲜战争前夕，美国的兰德公司曾向美国政府以500万美元的高价推销他们的研究报告，声称他们已经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军界高层对兰德的报告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新中国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李奇微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写道：麦克阿瑟自己也忽视了中国派遣大量部队跨过鸭绿江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个理智的指挥官”会干出那种事情。这其实也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美国军界人士的看法。
然而，结果却让美国人大为惊讶：中国出兵朝鲜之后，美军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在“没有打胜仗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美国最高指挥官克拉克语节录）。1951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将军曾告诫麦克阿瑟将军不要将朝鲜战争扩大并将中国卷入战争，以免“使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一个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结果一语成谶。
事实证明，真正不理智的恰恰是那些认为别人不理智的人。美军的不理智，是因为他们只注重中国外在具备的能力，而忽略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层面上蕴涵的巨大能量。在看似柔弱的外表下流淌着有仁有义、坚强不屈的热血，而相连的血脉与不屈的精神会产生强大的爆发力和凝聚力，而这正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不被野蛮摧毁、不被岁月湮没的原因所在。拿破仑称中国为“东方雄狮”或许正基于此。只是这种精神力量偶尔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沉寂，中国才会成为“沉睡的雄狮”，只要将之唤醒，就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当中国从抗日战场上赢得胜利，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头“雄狮”就清醒了。
当美国的飞机肆意飞出朝鲜边境，进入中国领空的时候，注定中国不能沉默，也证明这个“温文儒雅”的国家内在的铁肌傲骨。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的领导人展现了高超的指挥才能。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根据当时的敌情初步制定了“只打防御战，六个月以后再谈进攻”的战略。彭德怀率军进入朝鲜之后，发现由于敌人长驱直入，分兵冒进，我军已不可能先敌进入预定的防御地区，但敌人也完全没料到我军会出兵参战。鉴于形势的这种变化，毛泽东果断地放弃了原定计划，决定立即反击敌人，连续向敌人发起了入朝以来的第一次、第二次战役，给骄进之敌当头一棒。后来，美军上将李奇微谈及此事时说：“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不拘泥于成理，根据具体情况迅速改变战略的灵活指挥，使得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迅速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由于朝鲜战事吃紧，严重的局势已不允许我军再做充分准备。仓促之下，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后勤保障工作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当时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美国有31万架军用飞机，中国还不足200架；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美军1个团的火力强度，超过了中国1个军的强度。入朝后由于敌机轰炸，辎重装备无法运送，所有重型装备都滞留在后方，前线志愿军能称得上“重武器”的只有迫击炮和手榴弹。
但这丝毫没有降低志愿军的战斗力。他们用自己的身躯与美军的坦克、大炮相抗衡。一次战斗中，有位志愿军战士爬上了一辆美军坦克，拿着手榴弹寻找可以投进去的缝隙。这种冒死行为把坦克附近的五名美国士兵惊得目瞪口呆，甚至忘记了开枪。等志愿军战士炸毁坦克向他们冲来时，美军立刻举手投降了。
美国军人被中国志愿军的勇敢精神所震慑。不是中国志愿军不怕死，因为在中国军人的心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超越军人为保家卫国而战斗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同样是血肉之躯，为什么有的可以顶炸药包，堵机枪口，而有的人却被这些困难吓倒？人与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在勇敢和坚持的时候，才能够比较出灵魂的硬度。
时值朝鲜严冬，气温低至-30℃。志愿军不仅要与美军对决，还要同寒冷的气候作战。东线的9兵团战士大多来自南方，部队没有任何寒区作战的经验。更糟糕的是由于后勤保障出现困难，许多志愿军战士到朝鲜时只穿着薄棉衣。加之药品、粮食的不足，给中国志愿军带来了严重的人员损失。但志愿军战士在艰苦环境下仍然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这主要是源于高度的纪律性和集体意识（家国意识的一种体现）。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准备停战，南朝鲜军队却不肯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为此，中国志愿军总部决定再给敌人沉重一击，命令60军组织两个团利用夜色潜伏到敌阵地前沿，其中突击连距敌不到200米。第二天，敌人产生怀疑，不断往潜伏区开枪打炮。我们熟知的战斗英雄邱少云就是在此次伏击战中被炮弹引发的山火烧死的。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同一天，潜伏部队中有的战士腿被炮弹炸断，怕暴露目标而未敢包扎，直到鲜血流尽而牺牲；有的战士腹部被弹片击穿，肠子流了出来，就自己塞进去，仍一声不吭。一天下来，像这样壮烈牺牲的官兵就有30多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铁的纪律，才保证了志愿军潜伏的成功。战斗打响后，我军仅用70分钟，就取得歼敌一个团大部的胜利。此战报传到板门店，南朝鲜的谈判代表就停战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
影响战争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指挥得当、齐心协力、天时地利等因素。像这场战争，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节衣缩食，支援战争，为“最可爱的人”改善装备和完善后勤工作，都给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但是，战争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因为有了这些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有了他们铁一样的纪律，才保证了在物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人的精神力量获得最充分的发挥。
抗美援朝的胜利重振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被认为是“东亚病夫”。西方人论及中国，必称政治腐败、军事软弱、文化保守、技术落后、经济萧条，国民一盘散沙，外交软弱无力，一副衰弱帝国或落后民族的模样。抗美援朝的胜利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和尊严，涤荡了中国的百年国耻和民族自卑感！当朝鲜战场上的捷报传到中南海后，毛泽东挥毫写下一首《浣溪沙》：
颜齐王革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使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研。
在朝鲜战场上失意的美国政府最终以200万美元买回了兰德公司只有七个字的决策和一份380页的过期研究报告。但是，事隔多年，他们似乎仍不明白自己输在什么地方，他们试图用电脑模拟来寻找朝鲜战争的胜利钥匙。但电脑可以模拟常识性的东西，甚至可以模拟人的思维，但是模拟不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
蓬断草枯藏国威
杨承宗是我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1951年，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学习、工作的杨承宗接到了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邀请信，决定回国投身于新中国的科学建设。就在他踏上归国行程之前，当时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特地与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而在当时，世界上能够制造出原子弹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这也充分显示了超级大国的国防科技发展水平。
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存即安全问题，二是发展问题；而安全又是发展的必要依托。旧中国有国无防、国门大开，饱受列强欺凌，从而无法获得基本的和平发展环境，这是鸦片战争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富国强兵，建设一个与其地位相称的强大国防，则是历史赋予新中国的神圣使命。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国家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实现强兵，就要在国防科技上取得重大进步。
在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没有国防科技，他们主要使用的是冷兵器，部分军队配备的枪械也不是自主发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从西方引进的“鸟铳”、“佛郎机”、“红夷炮”等制造的，其形制功能比英军落后了200多年。例如，清军使用的鸟铳，射程仅100米，每分钟只能发射1～2发，且质量低劣、严重老化，有的竟然已经使用了166年。
中国在军事装备上落后的状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得到改善。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志愿军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展现无遗。如果有先进的武器，中国的胜利将更迅速、更辉煌。毛泽东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从而将国防科技的发展提上了日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个世界大国都已进入“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国防科技相当先进，而当时的中国却连常规武器的制造水平也相当落后。在当时，对新中国持敌对态度的大国曾经用各种先进武器威慑中国，美国原子弹甚至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形势咄咄逼人。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告诉杨承宗那番话的。杨承宗回国后经由钱三强将此番话秘密转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个消息对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中国核武器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1954年召开的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来说，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5年，中央作出了发展核事业和人造卫星的战略决策。经过中国科学家近十年的艰苦卓绝的研究，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氢弹。1970年，中国又成功地把一颗名为“东方红”的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两弹一星”是在新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外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研制出来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先是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而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和蒙古陈兵百万，对我国施加战争压力，特别是核讹诈；美国插手越南战争。形势紧迫、条件艰苦，科学家们凭着一股为国舍命的精神，在蓬断草枯的戈壁沙漠、马革裹尸的古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建立起科学的“丰功伟业”。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拥有了强大的核反击力量，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无价之宝。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两弹一星”计划的胜利实现，使中国人有了“不要战争也不怕战争”的底气。正是由于掌握了核能力，中国才拥有了积极防御的可能，为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当时，“两弹一星”是国家科技、军事实力的象征，“两弹一星”计划的胜利实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邓小平说：“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能力的，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这对当代中国极具示范意义。目前，许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精神，没有掌握独立的核心技术。例如上海、长春汽车厂曾经都有生产平台、研发队伍，可是引进德国大众之后，自主研发平台被一一废弃，研发队伍纷纷被解散，这极不利于一个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拥有“红旗”、“上海”、“凤凰”等品牌。可中国轿车工业合资20年后，国产品牌几乎阵地尽失，90%的市场被跨国公司占领。这是失去了自主研发的“悲剧”。
2005年，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指出：“真正的核心技术根本是买不来的，而必须靠自主创新。”在这个呼唤自主创新的年代，中国人需要重新温习当年的“两弹一星”精神。
20世纪50年代，在研究原子弹方面，苏联对中国进行了两方面的技术支援：其一是浓缩铀技术方面他们给过一些指导；其二在原子弹设计上，他们给了一个教学模型。但支援刚起步就因为1959年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停止。这种情况下，中国专家继续进行研究。那是一支“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条件；没有仪器，自己制造仪器；缺少资料，就自己刻苦钻研。最终，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业绩。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美国、苏联、法国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采用了许多世界领先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例如，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后来在展览室参观时发现当时中国采用的是压紧型技术，他非常吃惊，他为自己的同胞能掌握这样的技术感到非常骄傲：中国只靠40多次试验就取得了国外上千次试验的结果。
重温“两弹一星”精神，是希望今天的国人可以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始终抱有信心：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两弹一星”都可以由本土制造；在如今科技领域上，凭借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人也同样可以通过努力，作出让世界瞩目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