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怀疑我会伤害他们而不喜欢我。但如果不伤害，又怎么可以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伤害是由于彼此关系的形而下化、具体化、现场化。人们的关系的虚假是由于它们总是以抽象的知道为基础的。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路遥知马力。一旦抽象的知道被具体的不知道所伤害，就是人们虚假关系结束的时候，但也是真正的关系开始的时候。真正的关系必须是对不知道的知道。爱情之所以是浪漫的，是因为它必须在一种虚假的知道的关系中才能维持。而婚姻正是一种最真实的关系，因为它是直截了当的和清楚明白的，所以它不浪漫，而直截了当清楚明白，对于这个喜欢形而上、喜欢遮蔽、喜欢朦胧的世界来说，永远都是一种最残酷、最彻底的伤害。
人类真正的关系，是从腰部以下开始的，性爱、孕育，其根无不在腰部以下。但人类的接触永远从腰部以上开始，从面部(面子)，喉部(言语)，从看不见的心部(思维)开始。腰部以上的活动永远遮蔽镇压着腰部以下的本能。腰部以上是知道的部分，是可以说的部分，是能指的部分。腰部以下是不可说的部分，或者只能使用隐喻的部分。所以，人类真正关系的建立，是对知道的伤害，是不可说的东西对可以说的东西的伤害。
把杜威译成实用主义，导致了中国读者对他的说法的误解。其实pragmatism反对的是形而上学。“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他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威廉？詹姆士)杜威说，形而上学所信赖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着的世界，内部包含着一定数的形相，而外部则有一定边际。近代科学则不然，它是一个开放着的世界，它的内部构成变化无穷，不容加以限制，它的外部伸展超出任何假定的境界，没有涯际。种族优于个体和恒久的普遍的优于变化的特殊这种形而上学的学说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人们的兴趣必须从永久普遍的事物向着变化和特殊的具体的事物转移，即从来世转到现世，从中世纪特有的超自然主义转到自然科学、自然活动和自然交涉的欢娱里。杜威推崇的是培根，说他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先驱，他“看不起当时的知识，认为是非知识、伪知识和冒充的知识。因为它不生力量，是无所事事的，不动的”。杜威认为，经验就是“做”和“行为”，“经验首先是做的事物。有机体决不徒然站着，一事不做……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他并不默守，等候外界有什么东西逼到它身上去。它按照自己的机体构造的繁简向着环境动作。结果，环境产生的变化又反映到这个机体和它的活动上去。这个生物感受和经历着他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这个动作和感受(或经历)的密切关系就形成我们所谓的经验。”其实这是一种反形而上的行动主义。它决不是什么“有用的就是真理”(见《现代汉语词典》)。杜威强调的是“既知真理的主要价值在于帮助未知真理的发现”。他要求人们“自己去思考、去观察、去实验”而不要迷信那些现成的真理。但把杜威译成实用主义，实际上让人们以为，实用主义就是实利主义，好处主义。
狼在动物园里即便有生命，它和人的关系也不是人和狼的关系，而是人和人自己的关系，这只铁笼子后面的生物，现在是大灰狼，它是童话中的典型人物，卡通片中的模特儿。关于它的一切说法都是人的说法。它是一只人形而上的力量生产的狼，抽象于狼群之上的狼。它是狼世界的上帝。它不是狼，而是假狼，因此，每一个在笼子外面面对它的人，面对的不是狼，而是人类的文本之一。这只狼只不过是汉字“大灰狼”的另一种书写形式。人们把它关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证实狼作为动物的存在，而是证明狼作为“大灰狼”的存在，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存在。它为人自己的谎言提供证据。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个笼子里的狼视为人自己。人只不过是生活在他自己的寓言中。人和狼的真正关系，只能在荒野上，在人的房子尚未盖起来，猎枪尚未被发明的赤手空拳中才能被触及。只有在手和狼的表面的接触中，人才会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人。当你和一只狼处于一个没有笼子的世界中，你不会想到关于狼的任何寓言，你全神贯注的事情是，怎样对付那尖利的牙齿。同样，人对人的真正意识，也是一种体验，体验，就是从看不见的内部退回到可以抚摸的表面的活动。体验首先必须剔除那些遮蔽着具体的人体的共体。在返回表面的途中，必然有某些遮蔽物被脱去，它们的地位被颠覆，必然造成对它们的伤害，而人和人的真正的关系在伤害中得以建立。体验必须是伤害性的，否则，它只导致新的遮蔽。
多年前有一天，我的一些诗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了。一位大学教授看了之后，夸奖道，很有想象力啊！这话令我极不愉快，也令我对我的创作的价值怀疑起来。在我看来，如果一个诗人仅仅为想象力的丰富，或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而写作，那么这是非常糟糕的。这意味着写作只是他抵达某个乌托邦的工具或铺路石。写作是一种与如何说无关的活动，而是说什么的一个媒介。想象力是一种非常容易的智慧，尤其在中国这种习惯于“形象思维”的社会中。所谓才子的特征。“当灵魂错过了真正的东西时，它是怎样把自己的感情寄托于谬妄的对象的。”(蒙田)“想象力安排好了一切；它造就了美、正义和幸福，而幸福就是一切。”“想象力以一种狂妄的估计而把微小的对象一直膨胀到充满了我们的灵魂；它又以一种粗鲁的狂妄而把宏伟的对象一直缩小到它自己的尺度之内。例如在谈到上帝时候。”(帕斯卡尔)米兰？昆德拉所谓“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后面”，就是想象力的产物。“仿佛是有比一个人被自己的想象力所左右更加不幸的事情似的。”(帕思卡尔《思想录》47页注3)写作之所以是一件困难的事，就是因为它必须从一个被想象力所歪曲的世界出发。
费正清到中国时，最惊奇的事是，五千年前发明的汉字符号今天仍然在使用，并且意义和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君子不器，君子远庖厨。相反的情况是，在西方，家政学是大学的课程之一。法国的中学生必须要学习烹调。老师亲自教他们做面包、果酱。不可能设想在中国的一般课堂里，老师教学生如何烹制红烧肉，如何补袜子。中国教育的词根是“学文化”，而文化是不包括形而下的“器”“庖厨”的。这一部分不进入教育的能指。它只有依靠自学。教育的一般目的不是培养人的日常生活能力，教会人基本的生存知识和方法，而是造就君子。所以我们会发现许多君子，在文化上完成了，但作为一个日常人生中有生存能力的人，却是一个废人。西方知识分子的一般形象，表现在电影里，可能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还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医生，作家还是原子弹专家，他们既是专家，又是热爱日常生活的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的健康人。头脑不简单，四肢也发达，这些专家总是开车、使枪、烹调、打架、调情、紧急救护、银行财务、网球、足球、游泳、登山、滑雪样样都会。可能在西方并不是人人如此，但电影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并不把他们同一般的人区别开来，它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一种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这里面有古希腊的影响和传统。但在中国电影中，知识分子总是日常生活方面的大笨蛋、呆瓜。这不是导演故意如此，知识分子自己就安于这种形象。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区别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准。反之，他们也以头脑复杂为重，四肢发达为轻，或者四肢发达只是为头脑服务的。健康、运动、日常生活的种种琐事，不是被视为人的存在的一个部分，而是看成为头脑服务的手段。但在中国明清以前，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不是坐而论道的弱不禁风的人物。他们舞剑骑马、弹琴下棋，一生好入名山游。“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左手牵着黄狗，右肩停着苍鹰。此人是谁？写“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多愁善感的大诗人苏东坡。“羽剑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这是诗人陆游回忆他在长安南郑附近狩猎的往事，这位“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大诗人，当时曾当着三十个人的面，把一头拦路虎用长矛刺杀。
中国重视的是生活的文化化，文化(动词)生活，而不是生活的日常化。它的特点之一是把日常生活升华，文化、功利化，变成日常神话，把文化的、升华的、神圣的东西日常化。所谓好人好事、见义勇为、对老人妇女儿童的关心照顾，本来应该是人的日常行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升华成“好人好事”、“行善之事”、与众不同的行为，需要获得报答，表彰的行为。这些日常行为脱离了日常的后果是，日常就是一种不好的、不行善的时候，因为它是不会得到功德的时候。另一方面，把神圣之事日常化、功利化。有了小灾小难、小愿小求才去拜佛。神圣不是一种终极价值的寄托，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而是满足世俗欲望的万应灵丹。许多人平常心里面并没有佛，只是到了晋升、恋爱、生儿育女、生病、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才去烧香拜佛。在西藏，一般人在佛面前念的都是一本正经，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可以对佛讲的话。但有些汉族人就不同，他敢于把最日常的话，在他家里、在饭馆里、在单位上说的话对着佛说，他竟敢说什么：保佑我考上大学，保佑我找个好媳妇，保佑我生儿子……我关心的是如何是，如何在，不是是什么，什么在。没有如何在，我们怎么知道那是什么？中国诗人的“大词癖”。把具体的词形而上、抽象化。马致远的《天净沙》。具体能指的词，如藤、树、鸦、道路、风、马匹，被赋予形而上的概念，藤，成为枯藤，怎么枯？省略。只有一个可以涵盖许多事物的大词“枯”。道，成为古道，又是一个大词“古”。老、昏、西，瘦、全是大词。而这些大词又在美学史中积淀了一个共同的所指，就是衰老、悲凉、行将死亡等等。这些词的所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公共隐喻。诗人不过是把词依据现成的既定的文化价值归类、组合。公共隐喻的精练化。上下文的联系、解读依赖于读者的集体文化积淀层。把词处理成价值为0的写作，在这种文化中是非诗的。
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写作时间是1960年底到1962年底，他在为此书写的后记中说：“这里说明一声，里边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全凭真实所写的。这是与我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全是一致，除了偶有记忆不真的以外，并没有一处有意识地加以诗化，即是说假话。”这篇后记写于：“1966年1月3日，知堂记于北京。”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文版(萧乾、文洁若译本)上卷140页至154页写布卢姆买腰子、煎腰子。还写了“出恭”。“他把书胡乱塞进内兜，脚趾尖撞在破脸盆架上，朝那股气味的方向奔出屋子，以慌张张的白鹳般的步子，匆忙冲下楼梯。刺鼻的烟从平底锅的一侧猛地往上喷，他用叉子尖儿铲到腰子下面，将它从锅底剥下来，翻了个个儿。只糊了一点儿。他拿着锅，将腰子一颠，让它落在盘子上，并且把剩下的那一点褐色汁子滴在上面。”“他一脚踢开厕所那扇关不严的门。还得穿这条裤子去参加葬礼哪，最好多加小心，可别给弄脏了。门楣挺矮，他低着头走进去。门半掩着，在发霉的石灰浆和陈年的蜘蛛网的臭气中，解下了背带，蹲坐之前，隔着墙缝朝上望了一下邻居的窗户。……他不急于出恭，从从容容地读完第一栏，虽有便意却又憋着，开始读第二栏，然而读到一半，就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就一边读一边让粪便静静地排出。”(把“静静地”用于粪便)在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开头，作者用了整整六页写他如何睡觉。“我又睡着了，有时偶尔醒来，听到木器家具的纤维格格地开裂，睁眼凝望黑暗中光影的变幻，凭着一闪而过的意识的微光，我消受着笼罩在家具、卧室，乃至一切之上的朦胧睡意……”
这是真正生活过的作家的作品，生活在此地的作品。它们具体地与时代无关，仅仅与个人的房间有关。写作像生活本身那样，成为一种形而下的游戏，“造话”的游戏。
外延无穷大的所指，导致能指成为0，当所指成为0的时候，能指就会呈现。从所指出发的写作，到达能指的表面，脱离上下文的地狱。
如果我们不对我们这些人所接受的现成的文化，有所思考、怀疑的话，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地狱中。所谓“他人即是地狱”。
写作的勇气和智慧，就是把“不可告人”告诉人。
从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到大学的写作课，老师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精练”。后来看批评家的文章，发现精练也是批评家的标准之一。精练是什么？就是精炼。“精”，经过提炼和挑选的。精华、完美、最好的。“炼”，用加热等办法使物质纯净。引申为用心琢磨使词句精美简洁，使文章没有多余的话。使物质纯净，必须有化验、实验在先，定出标准，才知道炼到什么程度为精。写作的精练是什么意思？如果已经知道何者为精，还用得着“道”吗？精练，实际上是对一种“知道”的写作的要求，这个写作者在发言之前，他必须先知道，何者是精美的、简洁的或纯粹的。这是一种跟在屁股后面的写作，本质先于存在的写作，意在笔先的写作。对于一个在不知道中写作的作者，就像“精练”一直是对写作的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要求一样，他首先要拒绝的就是精练。中国传统的写作是指向精练的，这也符合一个诗歌大国对写作的要求。“精”，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它是对具体的充满可能性的写作的抹杀。它要求一切写作都归向某个统一的“精”上去，它是一种格言式的写作。一句顶一万句，一言九鼎，一旦成为写作的共同标准，它最终导致的是万马齐喑。写作是造话，它的基本要求不是精练，而是说出，它是如何说的艺术，而不是说什么的艺术。精练仅仅是对一个人能够接受既成的文明的启蒙式训练，这种训练最有效的莫过于三字经。在完成这一训练之后，如果一个人还有他自己的不“精练”的话要说，他就应该唠唠叨叨，不知所云。相对于一个精练的作家，像乔伊斯、普鲁斯特这类的家伙，真可以说是废话连篇。
汉语是中国最大的传统。传统可以文盲式地继承，也可以作为知识来继承。中国有些所谓受西方诗歌影响的先锋诗人，其实是在对传统的无知中继承了传统。如果作为一种知识，继承传统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可耻的是在文盲式的无知中惯性地继承了传统，又打着反传统的幌子向西方的权力话语媚俗。中国伟大的传统会在那些明白什么是传统而对此有所取舍的诗人那里获得真正的继承，而却会毁在那些文盲式的反传统的人手里。
“三种欲念就成了三种派别，而哲学家所做的事无非就是追随三种欲念中的一种罢了。”(帕思卡尔《思想录》210页)这令我想起中国某些单位分房子的事，这些单位在没有房子之前，早已形成了若干个根深蒂固的派别，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66年甚至1957年。但一次分房子的会议就立即瓦解了这些小同盟，新的同盟是依据各自可能分到的房子的规格建立的。于是你看到昔日势不两立的左派和右派团结起来，成为为确保都可以分到四室一厅而斗争的一派，并为此选择了左或右的有利于斗争胜利的哲学。
棕皮手记·1997～1998
这个叫做时代的怪物毁掉了多少人啊！许多人总是把他的写作上的无能归罪于时代，由于1957年，由于“文革”，由于市场经济……但是一个所谓写作的黄金时代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不能写作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写，而可以写作的人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写，无论这是怎样的年代。我不相信有所谓不能写作的时代，凡是以时代为籍口放弃写作的，我相信他另有写作之外的目的。
跟着时代前进，在几近一个世纪的不断革命、先锋、改造旧世界中，这个国家已成了一个无论在精神还是在技术上都已业余化的国家。没有从一而终的专业人员，没有保守分子，没有老顽固。专业意味着标准，而业余化则是“怎么能行”，它如果有标准的话，就是立即兑现。后现代，在这个国家有着天然的社会思想基础。
五十年代，几个深知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分子建议使新的国家朝专业化方向前进。但被拒绝了。其结果是，这个国家普遍的业余化。每个人都去关心所谓“大事”，每个人都相信所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时代的核心在广场上，而不在作坊里。不是各司其职，而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是业余社会的特征。
业余社会的另一后果是普遍地对专业的不信任。甚至在极端时期，对专业采取镇压的方式，批判白专道路。最终导致生活质量标准的普遍丧失。相反的是意识形态的标准却空前地统一。意识形态的标准可以由权力的更迭改变，但生活质量的普遍标准的丧失，却无法在短时期内重建，它需要生活的质量积累。今天，意识形态的基本标准已经改变，应该说是符合人的幸福生活之目的的。但我们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专业标准丧失造成的种种恶果。
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忧患意识，动不动就是“向何处去”，或者“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高谈阔论什么“灵魂失落与否”的同时，他们却对一个城市的污染，他这个小区的煤气管道，对他祖母的四合院被房地产开发公司惟利是图地一座座折除等等视而不见。这种所谓的忧患意识，无异于他们所忧患的灾难的帮凶。我以为如果在专业之外，还有闲心要忧患一下社会的千方百计，与其讨论那些什么“精神向度”之类的鸟问题，不如老老实实地讨论些诸如环境污染、市政建设之类的具体问题。但知识分子就是不屑一顾，在这个国家，你如果讨论的是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的问题，肯定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但如果你讨论的是昆明盘龙江的污染问题，大家都宁可喝着那脏水而不置一词。如果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梁思成先生的人口问题、北京老城改建的问题能够像讨论《武训传》《海瑞罢官》或前年争论什么“人文精神失落与否”那样的火爆，倒是不可思议的了。
在中国历史中，南方其实一直是一种边缘文化。南方地理环境的丰富多样，决定了人们必须有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这同时决定了人们在面对世界时的不会雷同的想象力。不久前在某些知识分子争论的“灵魂是否失落”的问题，在南方不会是什么问题，那是典型的有着大一统习惯的北方问题。任何事情都要问出处，问“为什么”，在本世纪主要是一种北方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主要是在生存极其艰难、大自然相对枯燥贫乏的北方和中原生长起来的。灰色的没有层次的北方世界更适合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帝国的统一，但也往往令一个来自地形复杂、遍布高山大河、林泉石壑，以及永恒的蓝天、美食佳肴和天真烂漫的土著民族的世界中的热爱生活的南方人感到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