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国内粮价太低，有可能导致即使国内供应不足仍然难以阻止粮食外流的现象。粮食危机当前，新华社发布安民告示，说政府将严禁国内大米出口，可全球最大粮商——中粮集团（央企）的一位高管公开对媒体声称“中粮集团将继续出口大米”。原因何在？出口大米有大利可图也。为限制国内大米出口，从2008年3月起，13%的出口退税被取消，并加收5%的出口税。一减一加相当于增加大米出口成本18%，但国内出口大米离岸价每吨已暴涨至970美元，计入18%的税负，出口价格仍然高出国内近2倍。这么高的利润，如何控制国内大米出口？明的暗的，流出渠道总是有的。这种情形，与国内虽闹油荒，可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却加大出口如出一辙。
如果粮价够高，自然会刺激生产和农业技术投入。反之，如果粮价太低，则即使国内市场上有大量粮食，它们也会被选择出口或走私，从而出现“有粮不稳”的怪现象。经济规律无法阻挡，保证国内粮食长期稳定的根本办法，只有从内部提高粮价着手，使国内粮价尽快与国际接轨。
但即使国内粮价与国际接轨，农民也未必直接获益。为什么？一是越来越碎片化的小农经济使种粮的比较收益几乎低到历史上的谷底。农业部发布的2008年粮食生产调查结果表明，农产品微小提价并不能抵消快速上涨的成本，最后农民获利0.055元，比上年少0.105元。相对于农民售一斤粮食只有5分钱的利润，加工经销环节和超市零售环节，均获利明显。经销商平均每斤赚0.09元。超市零售每斤稻谷赚0.05元，每斤挂面赚0.21元。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种粮食的生产周期长，在生产环节中投入也最大，但是收获的农产品要想顺利销售获得利润，将受到产后收购、运输、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制约。
二是除了产后环节受制于人，产前和产中环节同样受制于人。特别是受制于中化集团公司和中国农资集团两家垄断企业。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家政府企业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际钾肥主要供应商签署的合同内容竟然以“商业秘密”为由向公众保密。根据国际市场化肥行业的权威杂志英国《化肥周报》的报道，国际市场上每吨钾肥的价格约为1800元人民币，与进口相关的其他成本约为180元，而我国国内市场上每吨钾肥的价格竟高达4000元人民币。而我国钾肥的主要国际供应商加拿大的PCS公司竟然是持有中化集团在香港上市公司“中化化肥”20%股份的大股东！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种粮农民事实上受着四重挤压：一是小农经济；二是粮价管制；三是化肥垄断；四是销售环节受制于人。传统农民通过不断开荒扩大种植面积弥补损失（也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但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则采取打工、种经济作物等方式弥补损失，少种粮甚至不种粮就成为其明智选择。宏观数字也给了我们这种微观分析以佐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GDP修正数据，虽然2008年之前的两年我国GDP增速大幅上调，但同期的农业增速下调了近3%。另一方面，2008年的粮食意向播种面积为15.88亿亩，与2007年相比几乎未有增加。
农民种粮积极性每况愈下、土地抛荒越来越严重，则国家无论采取增加储备、减少出口还是暂缓生物能源的战略，都是治标不治本，若不能做到存粮于田，上述举措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要做到“存粮于田”，根本的办法还是市场的办法：一是在补贴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国内粮价与国际接轨，使其融入国际市场；二是打破农资特别是化肥垄断；三是提高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水平。机械化、专业化、技术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增强农民在市场流通环节的话语权等，都需要通过规模化经营来实现。而规模化的前提就是土地产权化，自由抵押自由交易。小农经济下即使农民组织起来，也没有效率，组织成本太高而收益太低。今天的中国粮食现状，是一个经销商面对几十几百乃至几十万户农民，少数几个化肥企业面对全国农民。农民像一盘散沙，任人宰割。只有这种关系倒过来，即：一个农民面对多个经销商和农资商，农民的话语权重才会加强，那时，面对国际粮价波动、全球气候变暖、发展中国家人民饮食结构调整、生物能源开发的现实，我们才能克服“无农不稳”，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谁来保护耕地？
还有一个说法，土地不能私有化，是为了保护耕地。据说，这是要保证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13亿的人口大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可是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是18亿亩，而不是10亿亩，或者是20亿亩呢？
如果中国的大米也像日本一样卖到100元一斤，那么，不要说现有大量抛荒的土地都会种上粮食，说不定城市家家户户阳台，还有楼顶、城市空地都种满了水稻，粮食多得吃不完。
199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中国有耕地0.9497亿公顷，合14亿亩。到了2000年，耕地数量一下变成了1.3004亿公顷，合19亿亩，多出了5亿亩，误差达到了35%。这么多土地，其中有多少用来种粮了呢？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韩永文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连年下降，去年是14.91亿亩。”看来还有4亿亩未用来种粮。始于2007年、结束于2009年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初步汇总发现，5年来的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增加。全国实际耕地面积为20.26亿亩，建设用地约为5.36亿亩，较之2008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18.28亿亩），耕地面积多出近2亿亩，建设用地多出4000万亩左右。城市化进程使耕地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是常识。因为城市化使人均用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城市越大，人均用地面积越少。
中国的粮食问题，包括粮食产量的波动，大都不是因为土地总量引起的。一个错误的政策，可以让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59—1961年间下降25%左右。一个正确的政策，又可以让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82—1984年上升了25%左右。
解决粮食安全，靠画耕地红线和行政指令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看有多少土地实际在种粮。如果画一道红线在那儿抛荒，那就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不是在保护耕地，相反却是在破坏和蚕食耕地。
当前我国稀缺的土地资源大量抛荒是不争的事实，抛荒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种粮成本高而收益低，农民自动抛荒；二是地方政府以非常廉价的代价大量征地储备，却长年抛荒。
保护耕地的最有力武器，不是多少亿亩的耕地红线，而是充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大幅度提高征地成本。地方政府向农民征地必须一家一户地谈判，形成政府与农户“一对多”的平等谈判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一个村集体就“代表”了所有农户，而且征地价格奇低，农民只得到土地收益的5%还被乡村干部层层贪污和克扣，甚至有的村组，大量土地被村干部卖了，村民们还蒙在鼓里，直到开发商或企业进驻，村民们才发现自己的土地不知何时已经转手他人。等待着他们的，自然是激烈的甚至是流血的抗争。现有的大量农民土地，名为乡村集体所有，实为乡村干部所“代表”，卖别人的地不心疼的廉价征地制度，恰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和大量耕地流失。
征地正在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希望在房地产和招商引资热潮中谋取利益的地方官员强迫农民离开土地，以让位于楼房和工厂建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中国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有65%由征地引发。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2月初的一则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研究所等研究机构1999年以来对中国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的地权调查显示，有43.1%的中国农民经历了至少一次征地。而在征地案例中，有17.8%的农民反映地方政府采取了强制征地拆迁手段。调查也显示，失地农民中，有64.7%得到了一次性的现金补偿，平均金额为每亩18739元。然而，征地卖地的平均价格为每亩77.8万元，是征收价格的40多倍。其中差价大部分成了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
土地制度已成中国品牌的掣肘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紧密相关性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亚洲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可能会使美洲几个月后出现飓风！被一再宣称为保护农民的中国大陆土地制度，则正在使中国的农业品牌失去国际竞争力。
中国一直以历史悠久的茶叶故乡和茶叶王国而自豪，但英国《金融时报》汤姆·米勒（Tom Miller）却于2009年10月10日在FT中文网撰文，给了迷醉的国人当头一棒。他说，中国是个没有名牌的茶叶大国。这话听来让人沮丧，却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虽然在世界最大产茶国及消费国的头衔旁落100年后，中国最近从印度手中夺回了这一历史地位，但中国却未能打造出一个全球知名的茶叶品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的茶叶品牌都难以与国外竞争者相抗衡。在中国，联合利华（Unilever）的立顿（Lipton）占有的市场份额，是仅次于它的本土竞争对手的三倍。“中国7万家茶场为啥抵不上一个‘立顿，茶？”北京的一家报纸最近在一篇文章中遗憾地表示。
历史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可都是响当当的奢侈品，风靡全球。
汤姆·米勒把根源归结于市场过度分散，的确显示出其“旁观者清”的独特与高明。他认为这个问题从茶园就开始了。中国茶叶行业的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在中国中部、南部和西部的产茶区，约有800万农民在茶园内劳作，其中大多是面积很小的自留地。浙江省是中国的产茶大省和最富裕的省份之一，那里有100多万家小茶园，平均面积不足0.2公顷（3亩）。将土地合并为面积更大的种植园受到中国土地法的限制——根据中国的土地法，土地所有权不归农民所有，因此他们不能出售土地。
监控数百万家星罗棋布的茶园的质量，无疑是痴人说梦，而且中国的茶叶出口商一向难以达到国外的安全标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的平均售价仅为每千克2美元，低于印度茶叶的2.7美元，以及备受赞誉的斯里兰卡茶叶的3.4美元。
也许我们会说，不一定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我们也可以学习西方的牛奶质量管理技术，通过“株连”式的管理来达到质量安全的目的——收奶时各家奶品各留一份备检，若整批质量发现问题，再倒回来一一检验，谁家的奶品出现质量问题，整批质量都要由他赔偿。通过这种惩罚性赔偿的方式，既能有效降低管理成本，也能有效控制产品质量。
但是茶叶毕竟不同于牛奶，各种物质无法充分混合；小农经济下的“株连”式管理，也无法对真正的源头起到制约作用。多数农民的辛苦劳作仅仅够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温饱，“惩罚性赔偿”能否执行还是个未知数。
像立顿这样的品牌，能够通过其全国性的市场营销以及高效的一体化分销网络将并不出色的茶叶卖出好价钱。此外，有机茶的价格也相当高，几十几百倍地上翻。那样的茶，质量监控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要求采茶者不得蓄长指甲，不得在脸上搽粉，严禁吸烟，不得使用杀虫剂，而是用电子灭虫器来保护茶树免受叶蝉及其他嗜茶叶害虫的侵害。
显然，现代安全、高质、高效的农业管理丝毫不亚于现代化的工业流水线，甚至比工业流水线要求还要高得多，因为农业多是露天作业，随时受到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无法像工业流水线一样关起门来躲进小楼成一统。无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产业农民变身，是中国现代农业和与此相关的中国品牌绕不过去的坎。但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制无疑是我们必须闯过的一道大关。
农村土地、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制一度被一些人认为是保护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的法宝，然而却与产权自由和择业自由的现代经济原则相悖，既有产权性质又有合同性质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产权风景”。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在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的地区或者城市边缘地带，土地成为地方官僚集团的取利工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多年前曾做过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计划经济时代剪刀差让农民让利6000亿—8000亿元，要知道，1950年中国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30年间，政府和国民的收入增长水平都很低。改革开放后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农民损失2万亿元。新的研究资料则表明，仅仅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说高达20万亿—30万亿元。另一直接后果是：在边远地区，大量土地在人们背井离乡奔向城市过程中被抛荒，却因为土地制度的限制而无人接手耕种和整合。其不仅使粮食生产处于不安全境地，也使中国农民和与此相关的中国品牌失去国际竞争力。
我们欠农民一个底线公平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的时代性命题，像一枚尖锐的针，深深刺中了国人心中的痛。我想把他的问题缩小一点：中国农民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把过去的60余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前30年是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年代，后30年则是权力主导的前市场经济年代。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两个阶段似乎应该重新划分：前30年是国家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计划手段，通过剥夺农村来建设城市的阶段；后30年则是城市居民财产权不断确立而农村居民财产权仍然得不到保障，进而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假借市场的手段剥夺农民的阶段。两个阶段对农民的剥夺手法不一，但结果一样。不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不论经济停滞还是经济繁荣，农民的被剥夺地位始终未变，繁荣的成果由城市获得，增长的成本由农村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