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业内人士这样撰文阐述：奢侈品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拥有奢侈品绝不仅仅是一掷千金地拥有某些物品或享受某些服务，而是追求最美好事物的全过程。它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创造财富的奋斗过程，二是追求唯美的选择过程，三是精致生活的体验过程。
追求奢侈品要享受的是自我奋斗、自我犒赏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拥有奢侈品这个结果，这才是正确的奢侈品消费观，也是奢侈品消费的精髓所在。
要福利还是要自由？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和时代，重新洗牌的社会情绪总是格外强烈。洗牌的方式有打碎了重来的革命，也有倡导福利模式的。革命固不可行，福利模式也未必真是福音。
2012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4月23日在中央党校的一篇演讲，标题是《30年后中国可进入福利社会》。
在中国今天这个权力远远没有被关进笼子的时代，过度强调福利相当危险，不仅福利不可得，自由也将不可得。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政府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承诺只要蛋糕做大，百姓日子就会好。但事实上，蛋糕是越做越大了，百姓的相对份额却越来越小。过去十年间（2002年至2011年），GDP增长4倍，政府财政收入增长4.49倍，城乡居民收入才增长1.8倍，而且还是在贫富差距拉大基础上的收入增长，多数人的平均收入“被增长”了。而在社会福利上，的确是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农村地区搞了极低水平的新农合医疗保险，一些地方60岁以上的老人能够领到每月50元左右的养老金。但是比起因农民在征地、孩子异地上学赞助费、医疗垄断价格高昂、土地和农房不能自由买卖导致大量荒芜所造成的巨额损失，这点“施舍性保障”只能以“微不足道”来形容。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在《改革出路：限权力+发福利》一文中说：
中国现在和世界其实都处在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就会到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每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我是一直主张中国要加快民主进程的，当然我讲的加快民主进程倒并不见得说一开始就要搞什么竞选之类的，加快民主进程是非常广义的判断。比如说放松言论管制、放松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让工会和商会自己谈判等。
这些年来改革方向经历了或左或右、一放一收的几度调整，然而在某些特权利益集团影响下无论向左向右都会发生扭曲：向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典型案例是李庄爆料说重庆“打黑”，没收上千亿元，国库入库才9.3亿元——作者注），向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政府变“大”时扩权却难以问责，政府变“小”时卸责却不愿限权（典型如教育、医疗，民众责任市场化而政府又不放弃行业垄断——作者注）。政策一收就容易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政策一放则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典型如国企改革中的管理层收购——作者注）。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
中国经济的钱到了“两个人”手上，一个是极少数人，另一个是国家手上。我们的政府可以任意花钱，但不想给老百姓花钱就不给老百姓花钱的状态如果不改变，就永远不会有真正财政透明的动力。现在搞一些财政透明，我觉得那都是假的，因为我们所谓的财政外的收入很大。真的要透明得政府有动力不是民众有动力。政府怎么才能有动力呢？他每挣一分钱我们都要问责。只要压力不断地提高，财政公开、预算透明就不是我们要求政府，而是政府主动恳求社会，因为他的责任负不起了。我觉得无痛的转型就以这个时候为起点。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右派是比较倾向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的，而左派则比较倾向于扩大政府权力并以此扩大公民福利。但后者常常事与愿违，而且，左派们常常将自己和右派贴上意识形态的道德标签，导致右派孤立、左派得逞。这个标签是：右派是资本家和富人的走狗，左派才是民众利益代言人。
事实远非如此。只要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只要权力没有得到法律和民众及时、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则不论多么狂飙激进的运动，向左也好向右也罢，民众乃至企业家的自由和权利皆不可得。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的时代。政府向右的时候，一切法律和政策服务于“保障投资环境”，普通民众的权利和环境遭殃；政府向左的时候，以打黑和调控为名没收资本家财产、限制财富流动，但穷人并没有因此受益。
真正的限制政府权力，也还得从保障自由开始！秦晖说“真的要透明得政府有动力不是民众有动力。政府怎么才能有动力呢？他每挣一分钱我们都要问责。”但问题是，如果上至富豪下至贫民每一个公民的财产自由、市场自由都没有，你有什么力量问责政府？如果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都没有，你有什么方式监督和问责政府？就像羊监督狼，理想美妙现实骨感。
综上所述，今天的我们，要自由远远比要福利重要千万倍！
即使权力得到严格限制与约束，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地域差别极大的国家，自由也仍然远比福利更重要。不说郑功成所说的“30年后中国进入福利社会”太遥远、存在很多变数（比如计划生育当年的承诺就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最后却不能兑现；当年的国企低工资低福利也是以终生保障为承诺，后来却来了个“减员增效”，数千万国企员工在没有任何保障之下凄然下岗），就是有福利保障，也未必如想象的公平又到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新常委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说：“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至理名言。人世间的一切美好，都只能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去争取、去创造，不能坐等政府或者什么救世主赏赐。有一个故事说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区别：富人回家见到一个要饭人，富人不予理睬，他认为要饭人越是要得着，就越不想去致富，因为他还活得下去，财富都是被穷逼出来的。女儿不信，他当即给了穷人1000元让其另寻发展，可半个月后，穷人又站在了那里，与以往无异。救人要救心，救心要靠自救，否则上帝也没办法。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弗里德曼的至理名言。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如果政府给你提供一点什么福利，你的同胞或者你自己，一定会在别的地方被收走什么。因为政府并不能创造财富，它要分配财富的时候，只能先从别人手上拿走一些，拿走的方式多种多样，税收、通胀、土地差价，等等。而且，拿走和分配的时候，都要额外地养活一些专门从事征税和分配的人，养活这些公职人员，还不仅仅是工资福利，还有办公大楼、办公费用、腐败成本以及监督腐败的成本。
这样的大福利体制下，世界上不仅养活了大量靠救济和福利生存的人，也养活了大量以分配为己任的人，从事财富生产和创造的人必然相对减少，社会的总财富自然也就相对减少。
因此，自由比福利更重要。只有放开各种产权限制、市场限制，允许自由流动和迁徙，全面解放财富和生产力，让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社会才会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相服务中不断增进福利与财富。土地、农民、迁徙，我们还有太多的自由没有被松绑；银行、教育、医疗、交通、航空、通信，我们还有太多的领域太落后，还没有打破垄断，还没有让人们自由地进入这些领域去服务大众。只要放弃绳索获得自由，我们的财富和福利必将飞速提高。
三代中央领导组合
人有阴阳不同的正反两面，历史也有显而易见却不易为人关注和察觉的阴阳不同正反两面。
1998年以来的三代中央领导组合，表面上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演变：
1998年到2003年的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组合，是一个强势组合，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总理的朱镕基，人称“经济沙皇”，早在他任副总理的1994年，就主持了分税制改革，1998年任总理以后，更是当年就推动了城管制度、国企“减员增效”、城市住房私有化三项改革。这四大改革影响都非常深远，分税制和土地财政及国强民弱“国富民贫”、国企改革和“国进民退”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一个简单的图表可以把这些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财政收入/GDP重回计划时代（含卖地收入）
这个图表统计了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财政收入（含卖地收入，不含国有企业收入、罚没款、社保基金、俗称“费大于税”的费收收入等项）占GDP的比重。分税制开始前后几年，中央政府一些部委甚至都发不出职工工资。它直接导致为中央聚财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由于惯性作用，1995年的财政收入和GDP之比达到史上最低，但1996年起就开始迅速拉高，到2011年终于回到甚至超过计划经济时代。
这个图表，也可以直观明了地清晰验证欧洲共同体创始人让·莫奈在《欧洲联盟》中说的一句名言：人终有一死，我们会被他人取而代之。因此我们不能传承个人的经历，因为它将随我们而去，我们能够留下的只有制度。
制度的影响是长远而且深刻的。胡温时代的国进民退，基本上是上一任留下的制度遗产；投资型政府的狂飙突进，也是因为上任给他们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2003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组合，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相对弱势组合，两人都是平民出身，个人的气场就略逊一筹，虽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和自我责任意识，但也正如温总理到处子归啼血般呼吁自由、民主，实施起来却举步维艰。从中亦可知，在一个公权力掌握社会上绝大多数资源的时代，自由、民主这些高远的目标，实施起来有多么困难。洛克所说的那条政治学真理，有必要在各种场合不断地重复常识，他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往前推一点点，就可以导出这个结论：财产公有必权力私有。30多年的中国村民民主实践，虽有法律保障却难以成功，足以证明这个常识和真理。
在2012年底2013年初权力交接的最后一棒，胡温组合却表现出非凡的勇毅。若干年后再来回头看，就像我们今天看江朱组合留下的制度遗产一样。到时我们将会发现，胡温组合在两件事情上表现出的果敢和坚毅，表现上虽然不是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它确实是一笔异常宝贵的重要遗产，一是对重庆事件的果断处置，彻底堵死了中国走计划经济和“文革”回头路的可能；二是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同时卸下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裸退”，终结了老人政治。两件事，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认为，政治改革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修正；二是冒进性的和激烈的变革。对执政者而言，第二条不可走，而走第一条却障碍重重。平民出身的胡锦涛执政10年，不是不想改，而是无法改。而无法改的最大障碍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层内部，尤其是老人干政。十八大以后，胡锦涛全身而退，为习近平扫清老人干政的障碍。胡锦涛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是习近平可以放开改革的重要前提。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是这样的：从党和政府部门退下来的干部，不能进入人大和政协，让人大和政协，更加接近老百姓，而不是党和政府高官权力的衍生物。
有人称“裸退”是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没有解决限任制问题，甚至邓小平也没有彻底解决限任制问题，而在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这里解决了。开创了60多年来执政党领导人“到站下车”、“全身而退”的首例，使“裸退”有了重大历史意义。
这些评价客观公正，一点不过头。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又都是被环境制约者。这样的环境，包括周围的环境，也包括自身的学识与胆略。这方面，应该有所体察。
接下来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组合，又会是一个相对强势的组合。温和敦厚，但内心笃定，方向感应该比前两任强。因为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的权力市场经济两种并不能算是成功的模式，未来道路的选项其实也不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后带领新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专题展览时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不容易。”可以看得出来，新的中央领导组合对方法和路径的重视超过以往。这绝对是值得重视和欣慰的一件大事。我们有多少学术研究、理论构建和政治口号，都是陷于这样的误区：目标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没有的。
选择好具体的方法、路径，点滴推进，比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重要得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起于平地。这也符合习先生本人的性格。他说他做事情喜欢温火烧水，小火烧温水，慢慢地把水烧热，他说他做事就是这个风格。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评价说这个话是他的心里话，因为这不是他当领导人之后才说的话。
但经济上必然又呈现出政府财政逐渐弱化的情形，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新十字路口，到了需要民营经济和内需经济才能救中国的转折点。因此，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将会有逐步、稳妥而积极的推进。
中央和地方关系
数千年的中国官僚体制，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对官员的评价和制约问题。自上而下的监督评价体系，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和官僚集团错综复杂的官官相护问题；同级的评价与监督，又难免党同伐异。举目世界，大凡成功实现了对权力、对官僚集团的监督与制约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是自下而上民众对官僚的民主监督；二是公开透明的新闻舆论监督。
我们今天也在上下左右都感叹“政令不出中南海”，大家都义愤填膺，很多人脑海里不假思索浮现的就是“上面英明地方官僚腐败”几个字。但上级真英明的话怎么治不了贪官呢？官员贪腐和政令不通说明这个社会体制机制有问题，而最有权力改变不合理体制机制的，不是下级官僚，而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