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研究，古已有之。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对语法的研究，只是那种研究，大多散见于哲学、经学、文字学、训诂学等著作中。“语法”一词的正式提出，应该算是唐代学者孔颖达，但其含义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法”已经很不相同了。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提出了“句法”的术语。语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是近代的事了。
尽管对语法的研究起步很晚，但语言从产生起就伴随着一定的组合规律，离不开语言的法则。语言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不仅表达感情，而且还表达理智、逻辑、推理等，因而，它是有序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这个序也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即语言运用过程中的思维形式和文化框架。所以探讨一下语言演化过程中组合规律的“变”与“不变”是很有必要的。
一、古今汉语语法的差异
和文字、词汇等相比，古今汉语语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古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相同的地方很多。从词类方面看，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一样，可分为实词和虚词。能够独立充当句子成分或者能够和别的词组合短语的词就是实词；反之，只表示句子中多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和表示句子的语气的词就是虚词。实词大多通过词汇意义起作用。虚词大多是通过语法意义起作用。当然，实词和虚词都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只是虚词以表现语法意义为主。这些特征，在古今汉语中都得以鲜明的表现。所谓词的语法意义，指的是词在句子中所处的地位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意义。无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一般把他们的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态词、代词、数量词等，把虚词分为连词、助词、介词、叹词等。《马氏文通》中把“词”成为“字”，还有其他许多学者也是这样称谓的，如清代学者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中都是这样称谓的。把“词”看作“字”，和汉语的特点密不可分。作为表意文字，字既是表音单位，又是表意单位，有些字有数个不同的读音，每个字在特定的语境中只能读一个音。字有不同的写法，但在一种场合，只能写一种字体。大多数字有独立的表意功能。古代汉语中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现代汉语中虽然多音节词不断增多，但字和词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句子成分方面来看，现代汉语句子中的主干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和枝叶成分定语、补语、状语，在古代汉语中都存在。因此文言文的句子成分，与白话文一样，也分为基本成分、附加成分和独立成分三大类。这些成分的特点和划分，古今汉语中大同小异。
总体上看，古今汉语语法一脉相承，但语言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化，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语法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比较普遍
词类活用指某类词跟它通常的意义都不一样。从语义上讲，它应该属于一种词义的引申，但与一般词义引申不同。一般词义引申，意义是固定的，是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语言运用中的常项。词类活用指这类词临时取得某种意义，是词义的临时引申。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这种意义就不复存在了。古代汉语词类活用比较普遍，一是古代词汇不丰富，书写时临时改变词义而形成了词类活用现象。二是古人往往有意识地使用词类活用，以达到语用的目的。相比之下，现代汉语中词类活用想象比古代汉语中要少得多，而且多处于语用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词类活用是古代汉语的特有现象。
近几年来，语言学界对词类活用颇多争议，认为词类活用并不存在，它只不过是词的兼类现象。其实，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并不一样。兼类是指一个词分别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别，它的每一类都有比较固定的用法，其意义由上下临时获得，是临时措施。判断是否词类活用应以是否“临时性”作为重要标准。
古人为了适应表达需要，采用种种手段丰富词汇，创造新词以增加词汇是一种手段，采用语法形式临时活用也是一种手段。受语言客观环境影响，增加词有一定的难度，就大量使用词类活用。它在表达上产生了简洁生动、以少胜多的效果。随着词汇的丰富，词类活用在现代汉语中就逐渐减少了。
（二）古代汉语数量词不规范
古今汉语数量词的语法功能基本相同，但是古代汉语数量词缺乏规范性、科学性。特别是量词，现代汉语中相当发达，并且成为汉语的一大特色，但古汉语量词很不发达，除了没有现代汉语丰富外，表达方式也很不规则。古汉语中，有很多不规范的表数方式。
①已行一千三，所有两千在。（乐府诗集）
②江陵三千三，何足持作远。（乐府诗集）
③未得始元六年八月奉用钱三百六。（居延汉简）
④至于孝平，凡郡国百三。……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后汉书）
上面这些数字，因为省字，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乱。“一千三”是“一千三百”省“百”字，“三千三”也是“三千三百”，“三百六”则是“三百六十”，“百三”、“百五”不是“一百三十”、“一百五十”，而是“一百零三”和“一百零五”。这些表数的混乱，就是由于数量不规范，不发达形成的。
有这样一些数字，表面上看非常相似，实际上差之甚远。
①若文王命三五正。（大盂鼎）
②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论语）
③女乐二八。（左传）
④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鲍照·玩月城西门扉中）
⑤为天数者，必通三五。（史记）
⑥事勤乎三五。（班固·东都赋）
⑦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宋应星·天工开物）
前面两句中“三五”、“五六”、“六七”以实数表示虚数，并不是实指，是个大约数。中间两句的“二八”、“三五”、“二八”则是倍数。用两数相乘表示实数。“女乐二八”就是“女乐十六人”。“三五”指十五之夜，“二八”指十六之夜，皆指月圆时。下面两句中两个数字相连而各表一事物，“必通”、“三五”指两件事，日、月、星三辰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后一个“三五”则是指三王五霸。最后一句是分数，即“十分之七”、“十分之三”。我们从文言文中顺手拈来，略举数例，就能管窥出古汉语数量词确实不规范。
（三）古汉语有许多特殊代词
无论是人称代词、指示代词还是疑问代词，古汉语比现代汉语不仅仅数量多，而且使用复杂。古汉语中的代词有许多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消失了。例如人称代词，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最明显的差别是用字不同。第一人称代词，现代汉语中有“我”，古代汉语中除“我”还有“余、予、吾、台、朕”等。《尔雅·释话》就说：“余、予、吾、台、朕、身、甫，言我也”。第二人称代词，现代汉语中只有一个“你”（或“您”），古汉语中却有“尔、汝、女、若、而、乃”等，至于第三人称代词，现代汉语用“他（她、它）”，古代汉语却借用“其、之、厥、彼”等来代替。现代汉语中每一种人称一般只用一个词就够了，而古代汉语中每一种人称却要用较多的词来表示，这是很独特的。除了数量的差别之外，在运用上也有许多差别。现代汉语中用“我”没有格的区别，作主语、宾语、定语都可以，古代汉语中就比较复杂了。另外，在人称代词应用上，古汉语往往单复数同行，须认真辨析。
（四）古今汉语虚词差别很大
和实词相比：古今汉语虚词在数量上还是实际运用上的差距较大，杨树达《词诠》就收集文言虚词五百三十四个，这是现代汉语中远远不及的。另外，古汉语虚词具有实虚同形、实虚一体的一字多类、一词多义现象，这也是现代汉语中少用的，在古代汉语中确实俯拾皆是，和现代汉语相比，就语法而言，差别最大的就是虚词。人们常把“之乎者也”看作文言文的代名词，虚词数量虽不多，使用频率却相当多，难怪人们认为“实字易训、虚字难释”。
古汉语虚词不同于现代汉语虚词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即是书写单位，又是语音单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字的形、音、义的对立统一体。因而，古汉语虚词突出的特点表现为虚实同体，如“其”就是“箕”，象形，是名词。在这个形体里，还寄托着代词、副词、连词、助词等诸多词类的意义：
①视其辙乱（曹刿论战）
②且行千里，其谁不知（蹇叔哭师）
③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耶？（杂说）
④夜如何其（诗经·扬之水）
“其”在例①中是代词，在例②中是副词、在例③中是连词，在例④中是助词。
古汉语虚词一词多类，一词多义现象使文言虚词显得格外错综复杂。
（五）古汉语有许多特殊句式
古今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相同，但是现代汉语在古汉语基础上已经发展和提高，古今汉语句法在大同中尚有小异。
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特殊动宾关系上。古汉语的动宾关系相对于现代汉语，有很多特殊的地方。关于这个问题，论者颇多，总起来看，归纳出来的特殊动宾关系除了常见的使动、意动外，还有为动、拜动、把动、被动、用动、供动、让动、处动等，不下十余种。语言和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古汉语这些特殊动宾关系的形成，是前人认识水平和思维模式在语言形式的形成过程中的凝结和聚合。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融合，人们认识水平和思维形式的变化，这些古汉语中常见的特殊动宾关系句式也不断减少和变化，并逐渐被新的结构形式所代替。
其次，句序变化也是古今汉语中明显的差异。句序变化，其实主要是句子的倒装。古今汉语中的句子倒装，无非是这四类：一是宾语的倒装；二是谓语的倒装；三是状语的倒装；四是补语的倒装。古汉语宾语倒装，实际就是宾语前置，常见的有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前置，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介词宾语前置以及用“是”“之”作标志的宾语前置等。古今汉语中宾语前置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在先秦文言文中几乎成为规则，不能轻易逾越。现代汉语里，宾语也可以提前，但它有一个消极条件，即动词不能是光杆的，必须加上一个状语或补语。除此之外，古汉语中介词宾语经常提前，而在现代汉语里，介词宾语既不能提前，也不能省略，介词后的宾语位置不能空着。谓语的倒装主要有三类，即形容词谓语提前，动词谓语提前，名词谓语提前。为了表达的需要，古汉语中形容词作谓语的感叹句中，谓语经常提前，如“贤哉，回也”（论语）。现代汉语中形容词作谓语的感叹句中，这个谓语一般不前置。至于动词谓语的提前，古今汉语中的简单的动词谓语为了加强也往往提前，只是现代汉语多出现在口语中。古汉语名词谓语提前的句子，有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特点，即提前的谓语一般要有一个句末语气词，否则就不成为倒装。现代汉语名词谓语一般不提前。古汉语为了强调状语，往往把状语后置，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介词结构中。现代汉语中这种结构一般不后置。古汉语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倒装，即使把补语提到动词前面去，这都是现代汉语没有的。总而言之，古汉语中各种倒装句是比较丰富、普遍的。
另外，古今汉语句式的差别，还表现在判断句、被动句、疑问句、比较句等各种句式的演化上。现代汉语的判断句，主要通过用判断词“是”与后面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结合起来表示判断。古汉语里的“是”在更多情况用作指示代词，一般很少用于判断，特别是先秦时更少用于判断。被动句在现代汉语中比较常见，上古汉语中很少有被动句，春秋以后这种句式才逐渐出现。古汉语中的被动句，一般只表示一种受损失或不希望出现的情况。现代汉语表示比较的句法，一般只用“比”连接比较的各方，后面用一个形容词性的词语表示比较的结果。古汉语中表示比较的句式，则较为繁杂多样。无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疑问句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疑问句，二是无疑问句。但疑问句的表示方式，古今汉语有差别的，特别是疑问代词和疑问语气词，古今汉语差别更大。
最后，还有句子成分的省略问题。语言的省略现象，古今汉语都存在，但古汉语中句子省略现象都比现代汉语更加突出，情况更为复杂。古汉语中可以省略主语、宾语，甚至可是省略谓语。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词语的省略，如介词“予”、“以”的省略，结构助词的省略，数量词的省略等等。古汉语句子中完全省略的一些成分，现代汉语中并不能都省略，这是古今汉语中省略现象的不同。
每句话都有若干词组成，但词并不是任意拼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句子的。句子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的语言单位，这就形成了句子构成的基本规律，由于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提高和发展而来的，再加上外来语言构成模式的介入，就形成了古今汉语句式上的差异。我们很有必要去研究这种差异。
二、共时的语法和语法的历时
在异常繁荣的汉语语法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即古今汉语的继承和发展。任何一种语言体系的形成，要建立在本民族语言特点的基础上，从语言发展演化史中多角度、多层次找出本民族语言发展的规律来。
在语言的多种要素中，语法是比较富于稳定性，但由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汉语语法也有了许多发展。随着语法结构的变化，汉语语法研究的内容也跟着发展变化了。这些变化表现在：譹訛主语和系词的增加；譺訛句子的延长；譻訛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譼訛连词的增加；訛譽新替代词和新称数词的产生。汉语语法经过发展，变得更加缜密。汉语语法研究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也不断发展。
汉语是处于一种相互关系之中变体的总和，各个变体之间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种动态关系构成了语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促成了语言的发展，汉语语法研究，要注意语言的变异，要从特定时代的语法系统起考虑问题，要注意汉语语法各要素前后相续或发展、演化。语言长河川流不息，变化发展是绝对的，但它也有相对稳定的一面。这就形成了特定时期语言自身的特点。我们知道，古汉语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就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诸如否定代词作宾语的宾语前置现象在先秦时期，几乎是一种语言规范，这是上古汉语语言发展的规律所致。汉语语法研究应注意这种现象。当然，语言符号系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一个平和过渡到另一个平衡。这就表现出语言的可变性或发展性。我们不妨把它看作语言的二律背反，并且不妨沿着它的这一变化顺序去研究它的演化规律。无论古汉语语法，还是现代汉语语法，在发展的特定时期，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并且能持续一个阶段。就人称代词复数而言，先秦典籍上偶见在第一、二人称代词后面加上“辈、属、曹、侪”等词表示复数，汉以后这种表复数的形式逐渐多起来，并持续了相当阶段。现代汉语中无论第一、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一般都在代词后加上“们”表复数形式。“们”是“五四”以后，逐渐形成的表复数范畴。从古到今，毕竟形成了一个语言发展系统，研究汉语语法，要以这个系统为基本纲要。
这就提出了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即比较法。比较是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逻辑方法，其目的是确定对象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比较有纵向比较，也就是历时比较；横向比较，也就是共时比较。在比较中，可以追溯到事物发展的历史渊源，测定事物发展的历史顺序。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空间上同时存在的语言现象进行共时研究，也可以从语言先后相随变化的轨道进行历时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很有必要运用比较法。
特点是比较出来的，比较又是多维的。在汉语语法比较中，要注意语言的普遍性和民族性。每种语言的语法都有区别于其他语言语法的特点，这就是语言的个性，即民族性。描写解释语法现象，建立语法体系，必须以民族语言语法特点为出发点。汉语语法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语序显得特别重要，虚词较多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等等。汉语语法研究，要注意这些民族特性。但语言也有普遍性，研究语法还要注意语言的共性，使个性同共性相结合。把个性纳入共性研究中去，才能建立全面解释语法的体系，也能丰富语言共性的研究，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见个性，也见共性。
语言研究无论运用什么方法，都是建立在充分认识语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语法规律的演化，既是一****时现象，也是一种历时现象。
历时，是一种发展过程。语言不是封闭的系统，是一种动态学说。从历史角度研究，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按年代来叙述材料，而是要结合语言发展演化的规律。其实，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按某种规律来实现的。语言的历史现象应该理解为有规律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按规律发展的顺序，这个顺序，与人类思维发展过程是相辅相成的。从某种程度上看，语言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的思维史。当然，语言的演变速度并没有其他学科那么迅速，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形成了语言的共时性。
历时和共时，是语言发展的特点，也是研究语言的轨迹，顺着这个双向轨迹，才能真正理清语言流变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