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10月中旬，马克思怀着对燕妮深深的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乘坐邮车到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
柏林大学是德国的最高等学府，从师资来看，可谓名师荟萃，学生也是勤奋刻苦，完全没有波恩大学的那些不良风气。来到这样的环境里，马克思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学术氛围，他用更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到了柏林之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在这一年中，他修完了六门课，而且在课余时间进行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大量学习和研究活动。
马克思信守自己向父亲许下的要学习法律的诺言，并且在柏林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里就读了堆积如山的专业文献，大大超过正常课程中所指定的参考书籍。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掌握一些零星事实和原理。他对父亲说，没有哲学的帮助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吃透。于是，在广泛的学习中，哲学逐渐成为这位年轻学子的主要兴趣所在。但问题来了，他需要的是哪一种哲学呢？
在学习过程中，他对经院式的抽象哲学体系感到不满，想寻求一种能解决现实生活矛盾的新世界观，他认为，必须学习法律，但他还感到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要求，就是要全力来为哲学奋斗。
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深入研究黑格尔的思想世界的。毫无疑问，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起初只是在内心里，但随后不久也就公开申明自己是青年黑格尔派。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引领他走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死胡同。
马克思的人生选择越来越明确了，那就是献身学术，以理论为武器同专制主义和宗教势力做斗争，为争取自由和进步而奋斗。
马克思自愿选择的这条道路，注定是艰难坎坷、布满荆棘的。在一般人眼里，这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因为，马克思在自己的生活中，不仅仅要同各种世俗的偏见做斗争。而这些偏见，有一部分正来自他的亲人。
首先是他的父亲。像所有的父亲一样，老马克思也希望儿子成为一名克己守礼、温良柔和的学生，学好自己的法律专业，为将来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打下基础。可是现在，他却发现儿子正在朝着一条危险的、很可能给个人带来无限痛苦的道路上走。出于做父亲的担心，他在信中多次责备儿子。很不幸，老马克思不久就卧病不起，离开人世了。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的过早去世也许并非不幸，因为如果他后来看到儿子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颠沛流离和“叛逆”，他会怎样的伤心啊！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理想中的原则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陷入了迷茫之中。这个深奥玄妙的问题让马克思心烦意乱，紧张的学习、过多的脑力劳动——常常在微弱的烛光下通宵达旦地钻研——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病倒了，于是医生劝他尽可能到乡下去度夏。
1837年夏，按照医生的建议，马克思来到了位于柏林郊区的施特拉劳村疗养，这个风景如画的小渔村位于施普雷河的右岸，对面是一望无际、长满灌木丛的田野、农村新鲜的空气和悠闲的环境使马克思很快恢复了健康。
马克思在施特拉劳疗养期间，遇到了他所敬重的爱德华·甘斯教授。甘斯在柏林大学讲授刑法，是马克思的老师。在理论上，甘斯是黑格尔哲学的忠诚信徒，在政治上，他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工人阶级。对代表德国当时保守力量的历史学派，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对马克思有着重大影响。当他了解到马克思苦苦探索却未得其果时，便指导他重读黑格尔的著作。
按照老师的谆谆教诲，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这使他对黑格尔哲学有了新的认识。
施特拉劳村是当时大学教授和学生都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在一次午后的散步中，马克思结识了士官学校的地理教官、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阿道夫·鲁滕堡，在他的引荐下，马克思步入了一个辉煌的圈子——“博士俱乐部”。
“博士俱乐部”在青年马克思的成长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将马克思真正带入了柏林的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