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玛丽出生在波兰华沙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里。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她的父亲被任命为一所中学的物理教师和副督学。她的母亲患有肺病，常年卧床，小玛丽的生活起居全靠大姐来照料。小玛丽九岁那年，她大姐染上斑疹伤寒，不幸去世，仅仅过了两年，她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在这样艰难而不幸的生活环境里，小玛丽培养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也磨炼出了非常坚强的性格。
小玛丽的童年时代，波兰正处在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她不知道什么叫异族侵略，但发生在她周围的一些怪现象，却让她心中充满了疑惑：为什么波兰的孩子不准学波兰话？为什么波兰的孩子不准看波兰书？为什么波兰的孩子要在沙俄监察员的监视下学习？放学回家的路上，玛丽问她的小伙伴：“沙皇要我们波兰干什么？他难道还不够富有吗？他的国土是那么大。”在学校里，趁沙俄监察员不在的时候，老师就给孩子们讲授波兰民族反抗侵略者的历史，教他们波兰语，培养孩子们热爱祖国的感情。回到家里，她的父亲和哥哥教她唱波兰歌曲，激发她为祖国解放而学习的强烈愿望。从此，在小玛丽的心里，就埋下了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感情。
小时候的玛丽学习非常专心，不管周围怎么吵闹，都分散不了她的注意力。有一次，她正在做功课，姐姐和几个寄宿在她家里的几个学生在她面前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还做起了游戏。玛丽就像没看见一样，还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看书。
姐姐和那几个学生想试探一下玛丽，就悄悄地在她身后搭起几张凳子，只要她一动弹，凳子就会倒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小玛丽读完了整整一本书，凳子仍然竖在那儿。从此，姐姐和那几个学生再也不和她开玩笑了，而且像她一样专心读书，认真学习。
1883年，16岁的玛丽高中毕业了，像她的哥哥约瑟夫、姐姐布罗妮娅一样，为她的家庭获得了第三枚金质奖章。这时候，布罗妮娅已经毕业三年了，她希望能去巴黎学医，但是清贫的家庭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哪里拿得出到外国求学的费用呢？玛丽的父亲早先曾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过物理学，玛丽从小特别喜欢跟父亲去实验室，那里各种各样的仪器都对她很有吸引力，长大后她又读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急切地渴望能继续升学深造，但是那时波兰的大学不收女生，她也把梦想寄托在去巴黎上。于是，她们姊妹俩便分别去担任家庭教师，一点一滴地积蓄着去巴黎求学的费用。然而，当家庭教师一个小时只能赚到半个卢布，这样下去，哪一天能攒够出国的费用呢？
188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玛丽告诉姐姐，她准备到乡村找一家愿意提供食宿的家庭当家庭教师，这样干一年就能赚到400个卢布。她对姐姐说：“你把我俩积攒下来的这些钱都带上，先到巴黎去，我在这里把我挣来的钱都寄给你，等你当了医生，再设法接我到巴黎去学物理和化学。”
玛丽的这番话说得布罗妮娅流下了感激的热泪。如果不是妹妹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她不知要等到那一年才能出国。姐姐走后，玛丽更加节衣缩食，按月把自己挣来的钱寄给在巴黎的姐姐，自己穷得身上连零花钱都没有，连写信的邮票也买不起。然而，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熄灭燃烧在玛丽心中求知的火焰，她每天早晨六点钟以前就起床学习，晚上常常自修到深夜。
1891年，布罗妮娅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在巴黎安了家。玛丽挥泪告别了年迈的父亲，乘上西去的列车，坐在四等车厢中自备的折叠椅上，向着她心目中的科学殿堂奔去。
玛丽来到巴黎后，进入着名的索尔本大学理学院求学。在班上所有的同学中，她是最穷的一个，穿着破旧的衣服，住着简陋的小屋，常常是整个星期用面包和茶水充饥，但她每次上课都是提前进入教室，总是坐在第一排，以便一字不漏地听清楚教授讲的每一句话。下课后，她就一头扎进图书馆里，就像一块贪婪的海绵，拼命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离开图书馆后，她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还要坐在煤油灯下继续用功，一直到后半夜两点钟。冬天的时候，她住的屋子太冷，她常常被冻得睡不着，只得爬起来，把所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在身上，再重新躺下。有一次，她正在图书馆里伏案攻读，突然晕倒在地，同学们急忙找来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原来她这是因为忘记了吃饭而饿晕了。
1893年7月，玛丽结束了她在索尔本大学的学习生涯，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她经过两年的攻读，又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学业完成后，她被李普曼教授留在索尔本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工作。当时李普曼教授正在进行各种钢铁磁性性质的研究，对于玛丽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但困难是没有合适的实验室供她使用。有一位认识玛丽的波兰教授给她帮忙，让她去找巴黎市立理化学校的物理实验室主任彼埃尔·居里。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
这一年彼埃尔已经35岁了，但他仍然是单身一个，他害怕结交女朋友耽误了自己搞研究。可是见到了玛丽后，他的想法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他了解了玛丽的生活现状后，对她更是肃然起敬。1895年7月，玛丽与彼埃尔结成伴侣，从此玛丽·居里就成了不可分开的名字。
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先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接着法国物理学家柏克勒尔发现，铀的盐类会发出一种看不见的射线，但是这种神秘射线的来源，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能解释清楚。居里夫人觉得这个全新的问题很值得研究，在与彼埃尔商量后，就决定把它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女人成为理科博士，而居里夫人不仅要破这个先例，还选择了这样一个难度极大的研究课题，不能不让人佩服她的勇气。
1897年底，靠着彼埃尔的多方奔走，居里夫人在理化学校找到了一个小房间作为自己的实验室。刚启用时，房间里到处都是厚厚的尘土，发霉的味道让人闻了就想呕吐，而且连一件像样的仪器都没有。但是居里夫人却满心喜悦，她对彼埃尔说：“好了，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室了！”
居里夫人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说放射性是一种原子特性的表现，那么更强的放射性就意味着新元素的存在。要想找到这新的元素，就得有先进的设备，可是居里夫妇没有，他们只好土法上马，用静电计设备追踪放射性元素。他们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地苦干，有时连饭都吃不上。
居里夫人更加辛苦，她还要抽时间给女儿喂奶，一天往家跑好几遍。
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试验，他们终于从沥青铀矿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接着又发现了“镭”。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对于镭的发现都持观望态度，居里夫妇又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攻坚任务，那就是从沥青铀矿中提取出相当分量的钋和镭，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这种神秘射线的存在。
要想提取钋和镭，就得有沥青铀矿，而沥青铀矿十分昂贵，他们根本买不起。靠着一位教授朋友帮忙，他们弄到了一吨免费的沥青矿渣。他们好不容易凑够了运费，才把这一吨矿渣运回来。又多亏了理化学校校长施以援手，把一个暂时废弃不用的仓库借给他们使用，使这吨矿渣有了存放的场所。
从此，这个四面透风漏雨的木板房仓库就成了居里夫妇的“家”。他们将大袋的沥青矿渣倒进一口大铁锅里，用棍子搅拌，不断地溶解分离。这繁重的劳动累得居里夫人浑身像瘫痪了一样，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使彼埃尔患上了四肢疼痛的病症，然而他们一直在咬牙坚持。一吨矿渣用完了，他们又从自己的生活费中一点一滴地节省，先后买回八吨矿渣。在四年时间里，这对年轻的夫妇没有去过一次戏院，没有听过一次音乐会，甚至没有访问过一次朋友。居里夫人后来在回顾这段艰苦历程时这样所说：“在这间简陋的木板房子里度过的几年，是我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最幸福的、完全献身于工作的时期。”
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辛苦工作，小山一样的矿渣全用完了，最后只剩下小器皿中的一点儿液体，但它始终没变成居里夫妇预测中的新元素，眼见得四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了。
1902年深冬的一个雪夜，居里夫人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还在想那团污浊的液体，想找出失败的原因。突然，她眼睛一亮，也许镭就是那个样子。她兴奋地爬起来，拉起丈夫就往实验室跑。来到实验室门口，彼埃尔正要划火柴照亮，被居里夫人拦住了。他们摸黑走进小屋，顿时惊呆了。这间简陋的木板房简直成了一个魔宫：从瓶子里、罐子里、桶里放出一片片晶莹的蓝光，特别是那支盛着试验产物的玻璃管里，放射出来的光更加强烈。看不见的射线看见了！
神秘的射线揭穿了！他们日思夜想的镭诞生了！
居里夫妇证实了镭元素的存在，在科学界爆发了一次真正的革命。1903年，居里夫人获得巴黎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居里夫妇和柏克勒尔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消息像一声春雷轰动了整个世界，各种荣誉、祝贺像潮水般涌来，怀着崇高敬意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毫不相识的人也请求他们亲笔签名留念。居里夫人一向藐视名利，最厌烦那些无聊的应酬，只好和丈夫一起躲到偏僻的小村子中去，住宿时只敢用化名登记，就像一对乡村夫妇。他们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行进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亚半岛上的乡间小道上，呼吸着带有干草香味的田野空气，聆听着树林中海风的低鸣，真是开心极了。他们走累了，就随意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居里夫人把鞋脱下来，倒出里边的沙子。
有一次，居里夫人正在石头上磕净鞋中的沙子，忽然发现后边来了一位记者。与此同时，这位记者也发现了居里夫妇，真是喜出望外，立即掏出记事本坐到居里夫人身边。那个记者想从居里夫人嘴里挖出一点儿不平常的消息，没想到居里夫人只说了一句话：“请您转告大家，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事，而不应该注意人。”
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评价过居里夫人：“在我所认识的所有着名人物里面，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
镭提炼成功以后，有人劝居里夫妇向政府申请专利权，这可是个发大财的好机会。
居里夫人却说：“那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应该公开发表，别人要研制，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何况镭对病人有好处，我们不应当借此来谋利。”居里夫妇还把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大量地赠送给他人。
就在居里夫妇继续向科学顶峰攀登的时候，1906年4月，彼埃尔在巴黎遭遇车祸，不幸离世。居里夫人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决心加倍努力，完成两个人共同的科学志向。巴黎大学决定由居里夫人接替彼埃尔讲授物理课，就这样，居里夫人成为巴黎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授。
彼埃尔去世后，留下了一克镭，价值高达100万金法郎以上。怎样处理这克镭呢？居里夫人的意见是把它无偿地赠送给一个研究癌症的实验室。她说：“只要能治好病，甚至只要能够使病人减轻一些痛苦，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不算是徒劳的了。”许多亲朋劝她把这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居里夫人却有自己的见解，她说：“贫困固然不大好受，但是富裕却也没有必要，甚至是很讨厌的。”她要求自己的孩子，用勤劳的双手去开拓自己的生活道路。
1920年5月，居里夫人在镭研究所那间小小的会客室里接见了美国《写真》杂志的主编麦隆内夫人。在采访中，麦隆内夫人问居里夫人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几乎脱口而出：“一克镭。”接着她又补充道：“我需要一克镭继续我的研究，可是镭的价格太贵了，我买不起。”一位发现镭的人却因为无私地出让了专利权而买不起镭，这让麦隆内夫人十分感动。回国后，她发起了一个募捐活动，号召美国妇女为居里夫人购买一克镭。
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笔钱就凑齐了，居里夫人亲自前往美国接受这一克镭。在举行赠送仪式前，麦隆内夫人把赠送文本交给居里夫人审阅。居里夫人发现，按照这份文件的写法，她去世后，这克镭就成了她家的私有财产，便坚持马上修改过来。麦隆内夫人想等到明天再说，居里夫人却不同意，麦隆内夫人只好连夜找来律师和捐赠人代表，按照居里夫人的意见把文件修改过来。
由于几十年来一直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工作，时常受到放射性元素的侵袭，使居里夫人的血液受到破坏，她患上了肺病、眼病、胆病、肾病。但是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科学研究更重要。为了能参加世界物理学大会，她曾请求医生延期施行肾脏手术。
她还忍受着眼睛失明的可能，顽强地进行科学研究。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躺在了床上，她仍然要求女儿向她报告实验室里的工作情况，替她校对她写的《放射性》。
1934年7月4日凌晨，居里夫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想为她做抢救，她说了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不用了……让我安静点儿……”
居里夫人去世后，她的遗体被安葬在法国的塞奥墓园，与她丈夫彼埃尔葬在一处。她的哥哥约瑟夫和姐姐布罗妮娅从波兰带来一把祖国的泥土，轻轻地撒在她的棺木上，永远陪伴着她的灵魂。
科学家逸闻
连忙改口
有一天，居里夫妇接到了法国总统卢贝的邀请，前去参加一个晚宴。中间休息时，居里夫人来到大厅里，想避开她不喜欢的应酬。这时候，一位夫人走到近前，殷勤地对她说：“我想引您去觐见希腊国王，您愿意吗？”
居里夫人彬彬有礼地回答道：“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
话还没有说完，她忽然认出跟她说话的竟是总统的夫人，连忙不好意思地改口道：“但是，如果是您要我做的事，我当然一定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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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孩子的天赋
居里夫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叫伊伦娜·居里，另一个叫艾芙·居里。
早在女儿牙牙学语时，居里夫人就注意观察她俩的一言一行，以便发掘其天赋。女儿刚上小学时，居里夫人便安排她俩每天放学后在家里进行一小时智力活动。经过两年的“特殊教育课”，居里夫人发现大女儿性格文静朴实，做事专注，对物理和化学很着迷，而这些正是科学家所要具备的素质。小女儿艾芙充满梦幻，情绪多变，对科学不感兴趣，而在文学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天赋。
于是，居里夫人就对两个女儿进行有针对性的家教，最终她的大女儿因“新放射性元素的合成”于1935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小女儿则成为一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和人物传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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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与老师
当居里夫人成为一位世界着名的科学家时，她的名字在波兰家喻户晓，而她少年时代的法语启蒙老师欧班女士，却不知道居里夫人就是20年前那个门门功课都考第一的小姑娘。有一天，华沙邮局派专人给她送来一封挂号信，信封上的署名是“玛丽·居里”。欧班老师以为是邮局弄错了，一位大科学家怎么会给一个又老又穷的教师写信呢？当她用颤抖的手拆开信封，读完了来信，泪水顿时涌出了眼眶。原来，居里夫人并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老师，她诚恳地邀请老师到巴黎做客，还寄来了全部往返路费。
久别的师生终于见面了。居里夫人把欧班老师接到自己家里，亲自下厨房做菜，饭后和老师亲切地谈心。
1932年5月，华沙镭研究所建成了，作为赞助人的居里夫人愉快地接受了祖国的邀请，到华沙去参加开幕典礼。5月29日这天，华沙的着名人物都簇拥在居里夫人周围，他们中间有共和国总统、各部部长们，还有着名的科学家。就在典礼快要开始的时候，居里夫人突然从主席台上跑下来，穿过人群，来到一位坐在轮椅里的老年妇女面前，深情地握住了她的双手，并亲自推着她向主席台走去。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年妇女就是已经80多岁的欧班老师，幸福的泪水挂满了老人的双颊。见到这感人的一幕，在场的人都激动地向她们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