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珍没分家。可死天却不睁眼，这年发山洪，好多村子都遭了水灾。珍珍的家被淹了，房子、家什、粮食，全被洪水冲走了。这可咋办呢？珍珍坐在地上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哭！能哭饱？”男人给了珍珍一个耳光。珍珍哭得更伤心了，家被淹了，又摊上这么个恶男人，珍珍咋往下活呀？
不几天，又传来一个晴天霹雳，珍珍哥哥下水去救人，人没救上来，他自己倒被洪水卷走了。
珍珍的大脑炸了。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带信的人。好半天才明白了怎么回事。她发了疯似的往娘家跑。鞋跑掉了不拾，头发散了不挽……哥哥死了，嫂子还年轻，青青一定会改嫁的。娘可咋办呀？苦命的娘。
满川白茫茫的一片，几个幸存的林子像大海里的孤岛。洪水在大地上激荡，随时都有掉进沟壑里的可能。珍珍顾不上这些，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娘家跑……要是栽到沟里，就淹死算了，珍珍不想活了……
远处，一个小黑点朝珍珍移来。渐渐地，珍珍看清了，是个人，背着一袋东西。珍珍跑到跟前一看，竟是青青。
青青双眼红肿，嘴唇干裂，脸上挂着泪珠，更加憔悴、瘦小了。珍珍鼻子一酸，泪水又涌了出来。
青青看见珍珍，苦笑了一下，扬起袖子擦掉了脸上的泪痕：“珍珍，我正要到你家去……”
“嫂子，你……”珍珍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听说你家的粮食全让水冲去了，我……”青青把一袋面放在珍珍的肩上。
“哇”地一声，珍珍大哭起来。
“甭哭了，咱总得往下活。再说，还有公家照顾。”青青说，“你快把面袋背回去，听说你们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珍珍说不出话了。
“娘有我照顾，你快回去吧！”青青说着，转身走了……珍珍呆呆地站在水里，一直看到青青那瘦小、单薄的身子消失在水色中……
（七）
哥哥死了，娘急出了病。大小便失禁，尽屙在炕上。青青围在娘的炕头，洗呀，拆呀……说好话，宽娘的心。其实，她自己都瘦得没个人样儿了……
“嫂子，哥哥没了，你还年轻，你走吧，娘有我照顾。”珍珍说。“胡说！”青青变了脸，“你哥是为救人才死的，我要对得起他！”“青儿，你尽够孝心了。你走吧！寻个好人家……”娘劝道。青青抄起菜刀：“娘，你再说，我死给你看！”“快放下！”娘急了。
青青放下菜刀，扑进娘的怀里，婆媳俩都哭了。珍珍扭过头抹眼泪。
珍珍托亲戚，求朋友，给青青介绍了好几个合适的，青青的第一条件就是把婆婆带去，人家一听就不干了。“青儿，我害了你啊！”娘哭道。
“甭说了，娘，我一辈子守着你……我就不信，天下的好男人都死完了！”
珍珍想：青青一定会遇上好人的。嫂子那么好的人，能遇不上么？一定能！
柳英
“叔！我想……调回去。”柳英坐在沙发上，双手夹在两膝间，平平静静地说。
“调……回去？”我一时没明白她说的意思。“我想调回去……教书。”“你疯了，好不容易离开了那鬼地方，又要调回去。省城不如那鬼地方？连水都喝不上。调回去教书，在省城坐办公室还不如在那山沟里教书？婶婶正张罗给你介绍对象呢……”妻子在一旁急急忙忙地说。“我还是想……调回去。”柳英笑了一下说。“单位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试探着问道。柳英摇了摇头。“想家了？”
柳英摇了一下头，又点了点头。我明白了，给她添了一杯水，说：“你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叔帮你调回去……”
“你瞎出什么馊主意，调回去就把孩子害了！”妻子急得直瞪我。
望着柳英那张微微发黑的胖胖的圆脸和那一脸静如秋水的表情，我知道说什么都不管用了。这孩子就是这样，属于那种认定了道路永不回头的人。她不和你吵，也不给你过多的解释，总是那么平平静静地说话。可她一旦拿定主意要干的事，你就是说破嘴皮也是白搭。
柳英不是我的亲侄女，说起来还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呢。那一年，我去中部干旱地区的一个县城出差，办完了事，中午去一家饭馆吃饭。我要了盘炒番瓜、一碗米饭、一碗鸡蛋汤。这饭馆也再没什么可要的了。刚要吃，见一旁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紧紧盯着我。
“你有什么事吗？”我放下筷子。
“我……”那姑娘欲言又止。她穿了件补丁钉的蓝布上衣，一条明显短了一截的黑色裤子，看不清是什么样子。两眼红红的，脸色黄的有些发白。但是，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
“你……认识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问了这么一句话。“叔叔！我……我饿！”她终于说出了我担心的那句话。“你是……干什么的？”
“我没有钱，叔叔，您能给我几角钱吗？就三角就够了，买碗米饭。下午，我还要考试呢……”她从衣袋里掏出了大学准考证。我一下子怔在那里。
我是农民出身的人。对于旱地区的穷困自认为是比较了解的，但我怎么也没想到这里竟有人饿着肚子考大学。我将买好的饭全推在她面前。
那姑娘顾不上羞涩，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吃了个一干二净。“你能……考上大学？”我小心翼翼地问。“叔叔！我能考上大学，一定能！”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透着坚定的光。
她告诉我，她家在离县城一百多里外的山里，那里旱得连草都不长，人畜饮水都是政府组织汽车往里拉。父母生了五个姑娘，她是老大。家里已经吃了几个月洋芋糊糊了。她去年没考上，爹不让她补习了，她硬犟着来了，一天吃两顿炒面，临考时，炒面也吃完了……“你能考上大学？”我又问了一遍。“一定能！叔叔，我一定能考上！”她一字一句地说。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将自己身上带的钱，只留了路费，其余的全给了她。
她双手捧着钱，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半晌，她忍住泪，认真地数了数那叠钱。说：“叔叔！请您留下地址姓名，等我挣了钱，一定还您！”
不知什么原因，我坚信这孩子一定能考上大学，就掏出笔给她写了个条。倒不是要她还钱，而是觉得，她要是能考上省城大学，也好给她帮助。她家的那个情况，上了大学还不是和现在一样。我觉得这姑娘那双布满血丝的眼中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坚毅。
出差回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妻子很是唏嘘了一阵。她说这孩子说不定真能考上。
果然，过了几个月，她顺着我写的地址找上家门了。“考上了？”我笑着问。
“叔叔！我说过，我一定能考上。”她平平静静地说。妻子一见柳英，就喜欢得不行，非要认她当干女儿。“我还是叫您婶婶吧！”柳英笑着说。
柳英在省城上了四年大学，和我们家亲成了一家人。一个星期不来，妻子就急得又是打电话，又是打发儿子去找。说这孩子想干什么就非要干成，将来不成大器才怪呢。
四年间，柳英吃的穿的，全让妻子给包了。逢人就说，她那闺女如何如何，好像柳英真是她亲闺女似的。柳英临毕业时，妻子又逼着我东跑西颠，托亲戚朋友，硬是给联系到了省城一个大局搞文字工作。
我理解妻子，她早都把柳英看成了亲女儿，用她的话说，这孩子总算跳出了那“鬼地方”。如今，柳英又要调回去。您能不让她吃惊吗？
“叔叔！我想好了，我要调回去。也不调到县城，直接去乡上的中学教书，您帮我联系联系吧……”
“英子，是我和你叔叔对你不好吗，还是有别的什么事。有什么事你就说，可千万不能往回调呀……”妻子急得抓住柳英的胳膊直摇。
“不是，婶婶。我妈说我命好，这辈子遇上了你们。没有你们，谁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上完大学呢。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一想起你们，我真舍不得离开。婶婶，你没去过我们那地方，旱得看一眼就让人心乏，那里的孩子上学甭提多难了，每天要翻山越岭几十里去上学。去县城上高中的学生，一年四季吃干炒面，有的连炒面都吃不饱，进了大学考场，饿得肚子发慌。这几年好多了，但也不像报上说的那么好。我们考上大学，哪里是考大学啊，就是想找一条路。每天，我一闭上眼，就想起同学们嚼着炒面点着煤油灯学习的情景。苦都不怕，怕的是有的题学生闹不懂，老师也闹不懂，一点办法也没有，上次回家，那么多老师、学生围着我，央求我调回去。婶婶，您不知道我是属于那里的大山的，有了那大山才有了我。离开那大山，我老是觉得自己双脚没有踏在地上，轻飘飘的。省城当然好，但是，省城多了我少了我都无所谓，可那山里多了我就不一样。我一个人虽然没多大力量，可我总不能眼看着再有像我一样的人考大学的当天去……去要饭啊……”柳英说着，泣不成声。妻子抱住柳英，也哭了起来。
后来，柳英如愿以偿，很快办好了调动手续。临走的那天，我和妻子去车站送她。妻子哭得双眼红红的，一遍又一遍叮咛：“孩子，你可甭忘了我们哪！”柳英倒没哭，脸上像往常一样，平静得像一泓秋水。火车临开时，柳英探出头来对我说：“叔叔！你们帮助了我，我去帮助像我一样的孩子，就算对您们的报答吧！”
我又看到了闪烁在柳英眼中的那种平静而坚毅的光。
往事
十七岁那年，为了糊口，我来到市内一家木材公司当装卸工。
我所在的部门在公司里叫供应站。不知什么原因，站里除了队长和书记外，大都是些“地富反坏右”，再就是些没有文化的家属工，还有几个和我一样从农村招来的农工，当时叫“合同工”。
供应站有一个眉清目秀的中年人，举手投足都非常得体，气质非常好，在供应站可以说鹤立鸡群。我发现他整天不说一句话，埋着头默默地干活，很是诧异。后来有位女工告诉我他是个名牌大学生，因写了反标，戴着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在供应站劳动改造。
有一天，站里要抓阶级斗争，开例行的批斗会。书记讲完后，队长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民押上来！”两名工人民兵把王民反剪着手推了上来，然后将头按下去。
“交代你的罪行！”队长又大喝一声。“我……我写了反标，罪该万死……”
“没让你交代这些，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们早就知道。我让你交代一年来的表现！”
过了好一阵子，王民像是明白了，开始交代，声音很低：“一年来，我深刻地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思想……”
队长突然一拍桌子：“你少说这些我们工人谝不来（指不懂）的话哄我们，我们让你交代自己的罪行！”
王民怔怔地勾着头，他可能是不明白他说了什么工人“谝不来”的话了。
“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学’，什么‘唯’。“王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他说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队长没听懂。
从那天开始，我觉得队长很丑恶，自己听不懂还有理了？老子天下第一，训斥一个戴帽子的弱者，什么东西。
过了几天，我又改变了这种看法。那天干活时，王民突然面色惨白，脸上大滴大滴的汗珠往下掉。队长问怎么回事，他说肚子疼。队长没说什么，转身就到办公室去了，不一会儿端了一缸子开水来，让王民喝了。王民很感动，接水缸时，手都有些颤抖。开水喝下来后，还是疼得不成，队长让我用架子车拉他到医院去。
去医院一检査，说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要交二百元押金。我急忙又往供应站跑。
队长和书记商量了一阵，说王民这种身份，找公司要支票恐怕不合适。救人要紧，大伙凑一下吧。
于是供应站的人有的往家跑，有的翻口袋，你五元，我十元。不一会儿，就凑了二百四十八元。队长把钱交给我，说：“你这几天就在医院看着，你是农工，査出来也没啥。记住，不要告诉公司的人说你在医院照顾王民。”
我又忽然觉得队长这人挺好。
不几天，又险些出了大祸。那天，我和王民卸火车，王民开吊车，先用一根钢丝绳把圆木的一头吊起，人钻过去把粗钢丝绳放好，然后用吊车把一大捆圆木吊起来，放到路基下。我和王民已卸到最后一捆了，当八九根四五十厘米粗的圆木吊起来时，我站在车厢里，看着那捆木料晃悠悠地朝上飘去。正在这时，钢丝绳断了。
七八根圆木“哗啦”一下掉了下来，其中的任何一根都足以将我砸成肉饼。
我听见王民“啊”地大叫了一声。我站在那里，既不知道叫喊，也不知道躲避。木头砸得车厢“哐哐”直响，整节车皮都在摇晃。路基下一片喊叫声，但没一个人敢爬上车厢看看我砸成什么样子了。喊叫了好一阵，我听见队长说：“先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民押起来！我去公司报告！”
听到把王民押起来的话，我一下子清醒了。喊了一声：“不要押王民，我好着呢！”
原来，那捆木头吊在空中时，方向发生了变化，和车厢的走向形成了一个斜角。掉下来时，木头全部砸在了车厢上，被车厢挡住了，尽管我浑身上下都落满了木屑，但没一根木头砸在我身上，只是给吓呆了。两腿发软，站不起来。
听到我的声音，王民竟从好几米高的吊车上跳了下来，翻进车厢，一把抱住我，号啕大哭：“小许！你……你救了我的命啊！”
经过那件事，我和王民的友谊加深了。一天，他神秘兮兮地让我晚上8时在八号木垛后等他，像个特工似的说了声：“不见不散。”就扭头走了。
晚上八点，我们按时接头了。
王民拉着我的手说：“小许，我发现你是个很有灵性的人。你听我的话，赶紧复习功课。‘四人帮’已经垮台了，这个国家的形势要变。我敢打赌，肯定要恢复高考，不出一年。”“要高考？”我将信将疑。“肯定！不出一年！”王民肯定地说。
“可我现在整天抱木头，哪有时间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公司三天两头开批判会，各个科室、车间、供应站都要发言，还要评比。供应站没有会写批判稿的人，队长、书记经常为此挨训。你去找他们，说你会写批判稿。他们就不让你下工地了，你就有时间复习了。”“可我不会写呀？”
“不要紧，你把标题问清楚，今天批判什么，明天批判什么就行了，晚上我给你写。”
第二天，我找书记把这话说了。书记将信将疑：“你会写？”我点了点头。
“那好！明天公司要批判‘四人帮’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的罪行，你今天晚上写好，明天拿来我看看。”
晚上，王民给我写好了批判稿，我重抄一遍后，交给了书记。书记看过后，大喜过望，摸着我的头说：“没想到你小子有两下子。”
当天，公司开批判会，供应站的批判稿受到了革委会主任的表扬。书记、队长当即决定我不再去工地劳动，专门写批判稿。
那些天，我早上去书记那里领任务，回来后就躲在宿舍里复习功课。晚上把题目告诉王民，顺便把复习的作业也给王民，王民先批改我的作业，然后给我布置第二天要复习的内容，最后才给我写批判稿。
我和王民加快了步伐，供应站不再批斗王民，还让他设计一个滑动吊车，他白天设计图纸，晚上还要给我辅导功课，写批判稿，累得又黑又瘦。
9个月后，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
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我去找王民致谢，我还没说完，王民的泪水先流了下来。
我上大二那年，王民平反了，成了工程师。王民结婚那天，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他的伴侣是他的大学同学，苦等了他十五年。说实话，在这以前，我从未见那么优雅得体、气度不凡的情侣，男的风度翩翩，潇洒自如；女的文雅美丽，光彩照人，尽管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岁月的风霜并没有湮没他们的出类拔萃、超凡脱俗。在那以后，我也再没见过比他们更能折服人的新郎新娘。
再后来，王民担任了那家公司的副总经理、总经理。这些年来，我们情同兄弟。如今，王民已退休了，每当我看到他花白但一丝不乱的头发，听见他爽朗的笑声，就觉得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在那些苦难的岁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在苦难面前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追忆他对我一生的帮助和影响，我想他可能正是用这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关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