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线说”是近年徐福研究的成果之一，也就是说，“徐福东渡”最后是从中国南方（今宁波附近）直接到达日本的。
徐福第二次面见秦始皇后，可以说是得到了更大的信任。不仅能广泛地征集童男童女和各类工匠，购置木料，打造船只，还能到各地寻觅五谷良种和各色奇花异草，他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时间也比较充裕。所以徐福在中国东南沿海留下了较多的足迹，甚至有在象山“隐迹两年”的记载。秦始皇东巡会稽时，徐福在隐迹不成的情况下决计东渡，是否可能走“南线”的猜想就被提上研究台面。
近年日本佐贺吉野里的考古挖掘为徐福东渡“南线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日本的考古研究证实，绳纹时代后期，“渡来人”跨越式地改变了日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认为徐福东渡日本不是传说，而应当是历史。日本佐贺大学教授七田忠昭先生认为，在吉野里历史博物馆地下挖掘的古代谷物“长粒米”稻种，与中国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稻种是同一品种。这证明了日本古代的水稻品种不是从中国北方经朝鲜传入日本，而只能是从南方直接传入日本。
中国古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的造船业已十分兴旺。越王勾践灭吴之后，曾发兵打败齐国。越王勾践一度把越国首都从会稽迁到琅琊，当时的重要交通工具就是海船。战国前期就有“桅高数丈”可容百人的“楼船”，到秦始皇时期，徐福打造巨舟由“南线”直航日本应当是完全可能的。史料记载，西汉时代就有日本商人直接到会稽经商，他们还自称是徐福带过去的“秦人”的后代。
近年的航海研究也表明，受季风及洋流影响，中国南方的船只，能随洋流直接飘向日本。宁波的《明州航海志》明确记载，古代的木船从日本漂向中国最快的只需四天三夜。公元659年，日本第四次派遣的“遣唐使”，副使津守吉祥的2号船，就是直接漂至宁波的。据《新唐书》记载，从公元702年前后开始，“新罗梗海道，（日本）更由越明州朝贡”。从公元702年日本第八次派遣唐使开始，宁波就取代登州，成为对日交往的主要通道。与李白、王维关系密切的日本友人晁衡（即阿倍仲麻吕），就是在公元714年，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船队来华，在公元753年，随遣唐使归国途中遇风浪而死的。他走的也是从明州（宁波）往返日本的“南线”。浙江的“天台宗”佛教，至今在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都仍有很大影响。所以，明州与日本的通航关系，决非南宋小朝廷败退临安（今杭州）后才发展起来的。
赞同“南线说”的江苏连云港和浙江慈溪，都曾争相提出自己是徐福东渡的启航地。在徐州师范大学罗其湘教授的策划下，慈溪市人民政府已经在达蓬山上，竖起了“徐福东渡成功启航地”的石碑。
但象山的徐福研究者认为，徐福既然在象山隐迹两年，徐福的船队（约80艘）也曾经在象山港避风，徐福“隐迹”不成，决计东渡，在象山启航似乎更合情理。
总而言之，徐福东渡路线，第一次出海走的是“北线”，并且沿朝鲜半岛到过韩国济州岛一带。“西归”以后，经过多年准备，第二次出海是折向中国东南沿海，并且在象山“隐迹两年”。第三次出海是在秦始皇第五次东巡之后，徐福隐迹不成，最后决计东渡，走的是“南线”，从江南直达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