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在凌晨的钟声中停止了跳动。"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的突然决定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里去世的。
无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熟睡一样，那么安详，那么轻松。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生命的钟声永远地沉默了。
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帅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老战友，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冲杀出来的，今天说什么也不忍心让陈毅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送他一程又一程。
一程比一程凄凉，一程比一程涕零。
几个小时前，他醒过来，听见叶帅的声音："二月逆流"平反了。他终于了却了人世间巨大的也是最后的心病。
他悄然无声地走了。床前那台心动监视荧屏似乎再禁不起亮点的蹦跳，它太累了，歇息下来，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陈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南海。
1月8日，毛泽东含泪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地点在八宝山。
当毛泽东看到悼词时，发现连头带尾只有600字，而且简历占去了一半篇幅。毛泽东提笔圈去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
但是，接连几天，宋庆龄副主席都来电话说，她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发来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还有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
陈毅的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这一天的中午，身穿淡黄色睡衣的毛泽东，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辗转不安。他面色略显憔悴，腮边胡须很长。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身体状况已大不如以前。这一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病，经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散散步。但是，这时的毛泽东由于受健康状况的限制已经不能散步了。
按惯例，午饭后，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他今天躺在床上，四周虽寂静无声，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那么的烦躁不安。
卧室里没有日历，床头没放钟表，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以后，他一直心中不安。没有任何人提醒他，10日，就是今天，再过一会儿，3点钟就到了，陈毅的追悼会就要举行。
突然，他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告诉他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人感到太突然了。工作人员赶紧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人。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大家赶忙替他穿好上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行呢？可是毛泽东的脾气大家是很熟悉的，有时候他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抱着大衣搀扶着毛泽东上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处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后，也感到很突然。但他立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说：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又拨通了外交部的电话："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搁下电话，周恩来乘车急速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张茜听到这突然的消息后，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双泪长流。周恩来安慰道：
"张茜，你要镇静些呀！"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呀？"
是啊，从1956年以后，毛泽东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人的追悼会。这一次，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呢？从表面上看，毛泽东要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突然性，但是，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自责和悔恨的流露。
经过"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的强烈刺激，毛泽东毕竟老了。这时的毛泽东尽管意志依然坚强，但心理却无可避免地变得脆弱和易动感情起来了，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从而又一次进入了极为沉重的反思。
1971年9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度过了一连两个不眠之夜。一个月后，他以自嘲的口吻对别人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呀！"他又引杜牧的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说："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经过反思，毛泽东一方面彻底认清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使他加深了对象陈毅这样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陆续被打倒或遭贬抑的老同志、老战友的认识和感情。
1972年2月，正当"九·一三"事件刚刚在全国传达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来了。毛泽东同他谈话时，似开玩笑又似自责地说道："我喜欢右派。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后来，他又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几个月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见上帝去了。"
认识愈是清楚，感情愈是加深，从而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便产生了一种自责和悔恨之感。他十分希望陈毅等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经历了这一场风波、曲折之后能够谅解他，并恢复原来的友谊和信任。
痛苦和失望、自责和悔恨、痛惜和希望，这种种矛盾一直纠缠着毛泽东的心。因此，毛泽东决定抱着重病之躯亲自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或许可以说，这既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更是使他的心灵能够得到解脱的一服良药吧。更何况井冈山的老战友一个一个地都离他而去，活在世上的已不多了。
周恩来在致悼词中，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向前，他双泪长流，静静地听着
追悼会安排在下午3点开始。
吃过午饭，摄影记者杜修贤提前赶到了追悼会现场，在休息室里休息。
"总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句。
他一看表，才两点，这么早！
总理已经站在台阶上正指挥人去找电炉。看见杜修贤，高声叫道："老杜，你也来了？正好正好。"
什么正好？杜修贤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看着总理调兵遣将忙得不亦乐乎，他又插不上嘴问。过一会儿见到了总理的卫士长，一把拉住他，"哎，老张，总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啊呀！你不知道？主席要来参加陈老总的追悼会。"卫士长一字一顿告诉他。"谁？主席！"他一惊，"真的吗？真叫人意外。"
十几只电炉很快就找来了，在休息室里发出通红的电光，热气弥漫，整个房间变得暖洋洋的。
总理来时，进八宝山通往殡仪馆的路上还阒无一人。转眼警卫人员已立柱般地守在路的两旁。刚把安全工作布置好，毛泽东的"吉斯"车便驶进了人们的视线里。
主席的车一停，杜修贤连忙举起相机。我的天！主席这是穿的什么呀？
灰色的呢大衣下面露着一大截睡衣下摆，再下面是灯笼似的绒裤，脚上一双"老头鞋"。
不管怎样先拍下来再说，他迅速抓了几个镜头。
这时毛泽东已被大家簇拥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他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后来才知道穿睡衣出门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周恩来也是穿着睡衣坐进"大红旗"里的。
当时总理打完电话，也忘了身上还穿着睡衣，就匆匆往外走。几个卫士七手八脚抱着总理的衣服，提着鞋，叫总理，总理却说："上车穿！"上车时卫士还绞了把热毛巾，好给总理擦把脸。坐在车里，总理也不忙换衣服，一个劲儿地叫司机快快。车子跑得都快飞起来了。车厢里小，人窝着换衣服，真不得劲！把总理折腾得够呛，卫士们也忙了一头汗。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的会场，而周恩来在汽车里换下了睡衣。
张茜的脸色憔悴、苍白。见到主席时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多时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声音呜咽喑哑："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宽慰和喜悦如温暖的春风从每个人心头吹过，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胳膊，这肺腑之言虽然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来了！
杜修贤这时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独特的瞬间。
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对毛泽东说："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转而关切地问张茜："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四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又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世事，总要再过20年，要翻几个筋斗，才能够懂得世事。"
毛泽东还一一问及陈毅四个孩子的情况，最后深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努力奋斗哟！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张茜对毛泽东说："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听到这些，张茜有多少话要对毛泽东说呀，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团结人的。"
在毛泽东谈话即将结束时，张茜真诚地请求说："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摇头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说，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主席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总理没法答复他，当时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参加，怎么能同意一个外国人参加呢？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亲王面部紧张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西哈努克亲王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摔死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和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例如林彪，他要搞政变，搞阴谋投降苏联。"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会场内没有奏哀乐的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随着哀乐声起，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沉重、缓慢，不足600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向前。他双泪长流，静静地听着。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当他抬起头时，久久凝视着陈毅微笑着的遗像，他默默地望着，站着，仿佛在思索着什么，然后才慢慢地离去。
陈老总啊，此时此刻你能听见毛泽东的心声吗？！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她看到毛泽东上汽车时，腿明显地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只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诗友的追悼会。
望着毛泽东乘坐的汽车渐渐远去，强压在张茜心头的悲痛和激动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跑过去紧紧地抱着陈毅的骨灰盒，放声痛哭。她多么盼望能用自己的哭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陈毅呀！她又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心灵的呼唤，驱散陈毅直至去世仍凝聚在眉宇间的悲愤和忧虑呀！早在1961年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就曾担心地说道："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的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言。当然，把我说得那么好我也不赞成。我只求那时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是啊！敬爱的陈老总，坏人是造了你不少的谣，可是，今天，毛泽东没有忘记你，终于给你平了反，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吧！
陈毅的去世，使杜修贤失去了倍感知己的领导、朋友。他禁不住又走进了与陈老总相处的岁月，又想起了那小小的打火机，那忘不了的遗憾将伴随他终生。
追悼会结束后，杜修贤一头扎进了照片的后期制作，暗红色的灯光下杜修贤熟练地将一张张白色的相纸放进药水中显影。一会儿工夫，白天追悼会上那令人心碎神摇、催人泪下的悲伤场景立刻跃然纸上。他在洗好的照片中首先选了一张全景照片。主席睡衣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从大衣下摆处裁去，这样就看不出毛泽东穿睡衣的痕迹了。
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照片和消息发在全国各大报上，反响非同寻常，毛泽东的一席话无疑是给受"二月逆流"冤屈的老干部们带来了希望。
陈毅的去世，使杜修贤失去了倍感知己的领导、朋友。悲怜的心灵又一次失去控制，他禁不住又走进了与陈老总相处的岁月，又想起了那小小的打火机，那忘不了的遗憾将伴随他终生。
我们那次相遇是在庐山。当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场召开。也就在那次会议上，林彪一伙突然跳了出来，打着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旗号，妄图篡党夺权。
当我拍完台下的场景，突然看见陈老总坐在离我不远的前排，我惊喜万分，叫道："老总，久违了！"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真想和他好好唠唠，许久没有听见他爽朗的笑声和诙谐的川腔了。
1969年底，我从新疆回到北京，就去中南海他家里看他，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说，老总一家疏散了。疏散？后来一问，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差不多都被疏散了：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几次想去石家庄看望他，可红墙里的拍摄不停地加码，不久又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拍摄，更是一步也走不出红墙了。没想到在庐山看见了时常挂念的陈老总。
可相见正逢有拍摄任务，不敢停留，和老总一句话也没说上就匆匆走了。
大会期间，疏散各地的老同志参加所在地区的分片小组讨论。
陈毅分在华北组。
就在这时，我提着机子转悠到华北组的会议室里。一进门就觉得里面的气氛压抑！怎么个个脸都阴沉沉的，发言的人也不像其他组慷慨激昂，眉飞色舞的，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
我的目光朝陈老总看去，他的注意力在手上的一份材料里，脸上浮动着一种叫人陌生至少叫我陌生的沉闷情绪，以前他可不是有这种情绪的人啊！我想了许多，惟独没有想到老总被推到"众矢之的"的艰难境地，先受林彪及其同伙的非难，后成张春桥攻击的目标。
我拍了几张照片，就准备离开这间充满不愉快空气的房子。
"喀哒、喀哒。喀哒"耳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喀哒、喀哒。"打火机的声音一下一下固执地响着，这是谁的打火机？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陈老总的。他嘴上叼着烟，苦着眉，望着手里的打火机。我一看打火机那笨拙样子就知道是国产货，用汽油的。老总又使劲地猛甩了几下，"喀哒、喀哒。"任凭拇指捻动搓轮，只见火星，不见火苗。老总气急了，"砰"的将打火机摔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抹下嘴角的烟。虽然他嘴上什么也没说，可我清楚地听见他心里重重地骂了一句：龟儿子打火机！
我掏出火柴，大步走到老总的沙发后面，"嚓"地划着了火柴，递到老总的侧面。老总一惊，猛地调过头，见是我，顿时眼窝里荡出愉悦的波纹。他笑眯眯地拢起手围住火，将香烟投进火苗里。"哈-"他舒坦地放出一口浓烟，我干脆将火柴塞进他的大手里。他惬意地朝我挤了挤眼睛，仿佛说：好安逸哟！
我一阵心酸。不敢再和他对视，转身快步走出会议室。
陈老总那股子倔强、固执、乐观的劲头儿都收进了我的眼睛里。
他没有变，一点没变！
天渐渐暗了，庐山的群峰隐进了神秘的夜空里。
明亮的灯光和闪烁的星光搂抱在一起，缥缈的云影和黝黑的山峦也搂抱在一起，组合成美妙如仙境的夜晚。
我在宾馆里，将当天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后，又选出要发稿的照片，这时夜已很深了。我望着窗外朦朦胧胧已开始涌动的云雾，仿佛又看见老总沉闷愁苦的眼光和一闪即逝的愉悦。最后我决定去看他，立即就去！
陈毅住的地方离我们工作人员住地不远，老帅住区大多是两层小楼。我找到他的秘书，秘书和我是老朋友，也多年不见了。他高兴地带我去陈老总住的小楼，推开虚掩的厅门，秘书丢下我就"咚咚"地往楼上跑，向陈老总通报我这个不速之客。
老总在二楼的客厅里。
我还没进门，就听见他苍老却又快活的四川腔："叫他上来，快叫他上来呀！"可待见到我时又叫道："老杜，你好大胆子，敢来看我呀？"
我哈哈地笑了起来。真有意思！刚才还叫我快进来，这会儿又说我胆子大敢来看他。
"老杜，我是啥子人物？中央点了名的人哟！"
他这是指"二月逆流"事件。我知道。这有什么？我才无所谓呢！
"我有什么不敢？我也被打倒了，倒了好几年呢。"
"噢。你也倒喽？那怎么解放出来的？"
"总理把我解放出来的。去年，总理要我随他出访朝鲜，才把我从新疆调回中南海，不然晚几天，我连命都丢在新疆了。别说胆大敢来看您，那时就是想胆大胆也没了。"
"哈哈。你好福气呀！有个好后台。哈哈。"
这震耳的笑声真让人浑身舒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老杜哇，以后不要来看我，这样对你不好哇。这次见到熟人我都不敢和别人打招呼，怕影响别人嘛！"说着他取了一包烟往我跟前一丢，"抽烟。还这么大瘾吗？"
"戒不掉了，也不想戒。"
我叹了气。落难的陈老总这时已是举步维艰，时时要躲明枪防暗箭的，可是心里还想着别人，替别人考虑。
空气开始沉闷。
我换了一个话题："老总，你看上去身体还可以嘛。我年轻吸烟多没问题，你可要节制吸烟哟，烟可以提神、解闷，听说也致癌呀。"
不幸被我言中。老总回到石家庄就发现得了肠癌，而且是晚期。
"还凑合吧。人老了，就有个别零件磨损了，有时运转不灵，不是这卡着就是那生锈。我想我大病不会有的，心脏就没病，这是主要部件。"已和死亡之神握手的陈老总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要保重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挺忧虑的。
"来，再抽一支。"这时老总掏出白天打不燃的打火机，他没用拇指去捻轮子，而是搁在手心里颠过来颠过去地看。"唉！这龟儿子打火机，用了没几天就打不出火来了，打出人一肚子气！"
我用火柴给老总和自己点燃了烟，说："老总，咱们自己国产的打火机就是比不上外国生产的。老外生产的一种新型打火机，好像是。叫气体打火机。比咱这个好使唤多了。"
"是啊，我也早就听说了，硬是搞不到。又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哎，老杜，你有没有办法搞一个？怎么样？帮我搞一个。"
陈老总朝我跟前凑凑，略带神秘地做了个拇指按打火机的动作。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谁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外交部部长会为一只气体打火机而苦恼？
这个世界已颠倒得叫人欲哭无泪，欲说无语！
我哽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南海常有特制的烟和火柴供应，加上常要出国，能买到一些国内的优质产品，这些生活琐事从不会让元帅自己操心的。而现在陈老总竟和我们一样，生活变得这样现实这样普通也这样烦恼。
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幽默乐观地对待自己坎坷的人生。他一边嘲弄手里的打火机，又一边爱不释手地摩挲它。
我深深地感动，也由衷地敬佩，便一口答应了他。因为我以前曾从熟人手里抢过一个气体的，没几天又被另一个熟人抢走了，就这么抢中抢似乎搞一个并不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为陈老总搞气体打火机竟是如此地难。
陈老总的眉头立即飞扬起来，好像手里已拥有了朝思暮想的气体打火机，"那我可要好好地谢你哦！"
我看看时间已过了午夜，就赶忙告辞。
陈老总一直将我送到楼下，出了门，他宽大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重重地甩了一下。我心里顿时滚过酸涩的热浪，眼眶也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地揣度陈老总刚才一席话的弦外之音，心里想，莫非他。真的被甩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吗？
山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抬头望天，天色似墨，幽静的山道显得哗哗作响的溪水声更加欢腾，富有诗意。到驻地天色似乎透出幽蓝，隐约勾出兀立的山崖和浑厚的山脊。浮云凝在山腰，像拴在山腰上的带子。我好像听见大山的叹息和云带的笑语。
后来几天，我知道了老总的处境不妙，开始为他捏着把汗。陈老总性子直而锐，他能承受吗？
陈毅镇静自若，沉默不语。
这是悲哀呀，极大的人类悲哀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陈老总就在艰难地吞咽。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就餐的餐厅是个两层楼，上面是部分领导人就餐，下面一层是我们工作人员就餐的地方。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我和陈毅的秘书，徐向前的秘书，还有蔡畅的秘书在一个桌上吃饭。谈笑间，陈老总背着手走到我们桌前，像是巡视，目光扫过桌上的每一份菜，我们连忙招呼他坐下一起吃。他大手一抹嘴，"我吃过了。哟，你们的菜和我们吃的一样嘛！嗯，就少了酒。"说完他看看我，问我："还喝酒吗？"我回答："喝！"没想到老总转身就往楼上走，"我去拿一瓶给你们喝。"
这怎么能劳驾老总亲自去拿酒！我忙想制止，老总已上了楼。我只好不安地等老总拿酒下来。
"老总就记得你会喝酒，还逞能，代总理喝酒，结果喝得东倒西歪。现在还这么穷喝？等会儿酒来了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秘书们知我的底细，取笑地揭我的短。
"什么呀？老总爱喝酒，我是陪他喝的，待会儿没你们的份儿，我和老总喝！"
"老总现在不能喝了，消化不好，一喝酒就闹肚子痛。"陈毅的秘书接我话说。
"哦-？"我不相信，陈老总的酒量可大了，不喝酒他不难过？
砰的一声手榴弹似的酒瓶立在我们的面前。哟，我们顿时眼睛一亮，"四特酒"-江西的名酒哇。
"老杜你能喝，一斤八两不会醉的。"陈老总乐呵呵地望着我。
"老总你也来一杯。"我为他斟满一杯酒。
"我没有口福了，不能喝酒喽，一喝肚子就有意见。你们喝吧，喝吧。"
我遗憾地望望老总，只好作罢。
他站在我们旁边，一直看着我们斟满酒才满意地离去。
一会儿一瓶酒就叫我们几条喉咙"量"个底朝天。
陈老总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没有发现的绝症飞回石家庄。
我在庐山又停留了几天，拍了些风景照，回到北京已是9月中旬。一到北京我就开始四处打听谁要出国，忙得像个"克格勃"。线倒是抛出了好几条，拉回来的都是空钩，不是没带回来，就是带回来了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气得我够呛！
一次我听说一个熟人从国外回来了，赶到他家。一问，还真有一个气体打火机。可还没出他家的门，被他回家的爱人堵住了，非要我留下打火机才让我走，说是她早我一步已答应给别人了。
空欢喜一场，煞是扫兴！
再问熟人："什么时候能再带一个？"不问还好，一问急得我差点没去跳楼。
我的名次排在第29位！
因是陈老总要的打火机，熟人答应把我的名次提前，早一点带一个给我，我这才稍稍地宽了心。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托人的事没个准，气体打火机仍无着落。我又一时没出国任务，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传来陈毅患癌症的消息，我更加焦急地盼望熟人能出乎意外地给我带一只精美的打火机，能让我送到老总的床头。可是我寄予重望的朋友没有回来。
杜修贤在医院里陪着陈老总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但心灵的遗憾却要伴他度过终身-未能实现老总生前小小的"奢望"，给他找一个气体打火机。
陈老总走了，永远地走了。
几天后，朋友兴高采烈往杜修贤面前丢来一只气体打火机，杜修贤浑身战栗，咆哮道："太迟了！为什么不早点，为什么不早点哪！"
朋友偶然，许久没有想出一句安慰他的话。
杜修贤掩面长叹。将迟到的打火机珍藏在书橱的高处，成为纪念也成为终生的遗憾，已随他度过三十多个春秋。
虽然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陈毅开始就很不理解，但是，他还是要紧跟毛泽东，积极地参加。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各种罪恶活动，终于引起了陈毅极大的愤慨和抗争
陈毅的去世，使中南海的毛泽东又大病了一场，是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还是他那孤独、悲伤的心灵难以平静？
他想起一句他曾经当着陈毅面说过的、最令陈毅心寒的话。
那是"九大"的前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九大"代表问题时，陈毅表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三条标准，恐怕自己已不够格了。
然而，毛泽东说："这三条你不够格，你可做右的代表嘛。"
毛泽东的话使陈毅感到震惊万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说出这句话来。是毛泽东为了避免障碍，设法让陈毅参加"九大"而采取的一个策略，还是我陈毅在毛泽东的眼中真的成为一个右派了？陈毅陷入了苦苦的深思之中，他百思而不得其解。
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让陈毅遭了罪，让张春桥一伙更猖狂。
会前，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委竟发函给陈毅说，上海几十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投身革命40余年，陈毅是党内公认的作自我批评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更没有否定过。他曾亲口对孩子们说过："你们学我，就学我的坚定性，无论革命遭到什么样的困难、曲折甚至惨痛失败，我都没有动摇过！"
然而，如今被否定的，正是他惟一自信的革命坚定性！他对秘书说："到底我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还是要历史来做结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情最终会弄清楚！"
"九大"如期在北京召开。按照大会的严格规定，陈毅不带秘书，一人住进了京西宾馆。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会议期间，陈毅被安排在上海小组讨论。早在开会之前，由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委为了肃清陈毅在上海的影响，特地炮制了一个《陈毅黑话》分发给上海市参加"九大"的每一位代表。
陈毅第一天参加会议就受到了批判。那天，当他走进会议室时，有几位代表站了起来，亲热地与他握手、问好，陈毅微笑着一一还礼。再往前走，有人故意当着他的面不打招呼，假装没有看见；有的还指指点点，像观赏一个什么怪物似的。陈毅并不知道，刚才握手的那几位，都是代表团的"右"派代表。市委编印的《陈毅黑话》没有发给他们。
陈毅刚坐下，徐景贤突然领头呼喊："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陈毅有点气愤，但他并不惊慌，他缓缓地站起身来，面对周围冰冷、生疏的面孔，语调缓重地说："诸位代表，各位同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九大代表，我一定要。"
"陈毅！"陈毅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人就站起来恶狠狠地说，"在党的会议上，你竟敢继续反党！"顿时，口号声震耳欲聋。党的代表大会一下子变成了对陈毅的批判会。
陈毅十分心寒。
多少年来，陈毅对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他老人家也是无限忠诚。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陈毅开始就很不理解。但是，他还是要紧跟毛泽东，积极地参加到这场让他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去。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在每一次的政治斗争中总是正确的。
他曾经说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我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这就是陈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心态。因此，在这一时期，陈毅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求身边的同志和自己的子女也要这样做。一次，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儿子回家，当他得知七机部正开群众大会时，便催促儿子赶快回去参加大会。他说：你应积极参加群众运动，不要自己跑回来，应参加大家的斗争。运动刚开始不久，当华东某省委书记来找他，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时，他还劝这位省委书记要接近群众，采纳正确意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毅为了能紧跟毛泽东，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尽量往好的方面去理解。1966年9月下旬，在一次国务院工作会议上，陈毅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说，"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达富国强兵之宏图。不久，他又说，为什么要开展一个"文化大革命"，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结果，不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危险性很大。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思想、各种组织的出现，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世界革命的逻辑。"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革命气魄，敢干，敢搞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赞成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同年11月13日，陈毅在接见军事院校师生大会上又说，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一直是正确的，而且最会作路线斗争，我们最佩服的也是他。
为了将"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开展下去，陈毅还向毛泽东提出了"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的建议。那是在1966年8月3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陈毅见到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吸了口烟，欣然应允。
于是，陈毅便利用一切机会从自己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出发，针对当时的情况大讲特讲"要学会搞路线斗争"的问题。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陈毅对这场运动越来越感到不理解了，他开始陷入深深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1967年曾被周恩来称为"最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全国有了进一步蔓延。年初，在所谓"一月风暴"的狂飙中，全国到处掀起"夺权"的浪潮，各级党政机关很快陷入了瘫痪状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个领导干部挨批斗、被整死。林彪、江青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惟恐天下还乱得不够，他们乱了我们的国家，乱了我们的党，还要乱我们的军队。这一切使人们对林彪、江青这一伙阴谋家的野心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从而对他们的各种罪恶活动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愤慨，胸中积满了怒火。"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为了顾全大局，曾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现在他已经不能再忍，不能再退了，他要和老帅们起来抗争。他说："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人顺顺从从，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又说："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我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这时不跳，更待何时！"
2月中旬，一场公开的抗争终于在怀仁堂爆发了。
2月11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举行。在这次会上，叶剑英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康生蛮不讲理地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小声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这次会议是小试锋芒，大的抗争还在后头。2月16日下午，陈毅夹着皮包，迈着缓慢沉稳的步子又走进怀仁堂会议室。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几位副总理也来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肖华、杨成武等一身戎装，迈着军人特有的庄严步伐也来了。过一会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等也慢腾腾地走了进来。
一场激烈的抗争开始了。
请看当时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集体整理和核对"的这次会议记录。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要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留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拿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整个的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从这个经过整理的记录来看，陈毅当时讲的这些话，触及了三个重要的"痛点"问题：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这三个问题对毛泽东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晚年斯大林"的意思或暗示，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现在毛泽东把班交给了谁，谁相当于赫鲁晓夫，是路人皆知；至于延安整风，运动本身是伟大的，但其中有些问题，颇为重要和敏感，从来心照不宣。如今陈毅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了。
这就是所谓的老帅们"大闹怀仁堂"。
陈毅在行将告别人世的最后几个年头里，他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是十分动人的，尽管这种动人的感情带着苦涩和悲怆的味道
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引起了毛泽东的怒火。但是，毛泽东并不像林彪、江青一伙那样要乘机把陈毅等老帅们统统打倒，而是他对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太热心了，容不得人有半点的反对。正如邓小平所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陈毅挨了整，但他对毛泽东几十年的情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弱，相反，在行将告别人世的最后几个年头里，陈毅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是十分动人的，尽管这种动人的感情带着苦涩和悲怆的味道。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陈毅原定去开封，徐向前考虑自己身体比陈毅好些，石家庄医疗条件较开封好，便向周恩来提出，让陈毅去石家庄，他自己去了开封。
陈毅到石家庄后不久，就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张茜为陈毅的身体深感不安，她同陈毅商量："还是回北京去检查一下吧？"
陈毅执拗地摇了摇头。后来，张茜见陈毅的身体日渐消瘦，疼痛不断加剧，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病。周恩来接信后立即同意。
1970年10月21日，在石家庄已经生活了一年的陈毅和张茜回到了北京。由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阻挠，陈毅的病在301医院一直没有得到正常的治疗。
1971年来到了，陈毅的病又发生了变化，住进了医院，经外科主任检查，摸到他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按上去痛区明显，由此诊断是"亚急性阑尾炎"，须立即开刀。
1月16日下午5时，周恩来接到301医院要为陈毅动手术的报告，立即批准了手术，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
晚6点15分，手术开始了。
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原来，腹腔被打开后，医生才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区处的结肠癌，并已有局部淋巴结转移，侵及附近肝脏。由于病发部位较高，只得将开阑尾的切口向上延长为丁字形，尽目力所及，把已经转移的癌细胞尽力切除干净。因为手术室根本没有做大手术的准备，手术只能做做停停，原先预定半小时的手术，整整做了5个多小时。
手术后，陈毅连续发烧。不久，又因身体受损过度，并发心肌梗塞，经治疗，两周后才慢慢恢复。
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夜晚，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与广场上身穿各民族盛装、载歌载舞的欢庆人群交相辉映。
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里，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正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其他外宾。
一向工作全神贯注的周恩来，今天似乎心绪不宁，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不时地向外张望。他在找谁呢？
"主席，您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周恩来异常激动地招呼着。
"主席，您好！"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地加快脚步走到毛泽东面前，尊敬地行了个军礼。
毛泽东兴奋地站起身，伸出大手握着陈毅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这是陈毅重病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好了，好了！"陈毅高兴地答复。
这几个月，瞧着陈毅的身体逐渐恢复，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脸上都有了笑容，就连大半年来一直忧心忡忡的张茜，也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
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等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荒原上。陈毅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重病人，忘记了时间，全身心投入到了批判林彪的斗争中去。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他带着病痛两次作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
经过这次竭尽生命全力的殊死搏斗，陈毅又病倒了。这一病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1971年12月26日清晨5点钟，大地还在黑夜中沉睡，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的陈毅突然睁开了双眼，他握着一直守护在病床边的女儿珊珊的手，虚弱地说："我要吃面条。"
在几个孩子中，由于珊珊最小，陈毅也就最疼爱这个宝贝女儿，珊珊也最爱自己的爸爸。听到陈毅要吃面条，珊珊连忙说："爸爸您等一会儿，我就去端来！"珊珊兴冲冲地走出病房，心里甜滋滋的：这些天爸爸总不能吃东西，今天想吃，恐怕是病情缓解了。但愿苍天有眼哪！
陈毅已多天不能进食了。当珊珊把面条端来喂他时，他吞咽非常缓慢、困难，每吞一口，额头上都冒出豆大的汗珠。但陈毅仍然坚持吃了几根面条。今天，陈毅为什么想起吃面条呢？
直到7点钟，医生进屋查房，这个谜才揭开。当陈毅看到医生时，他费力地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我要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
听了陈毅的话，医生和护士们的眼睛潮湿了，站在一旁的珊珊这才恍然大悟，泪如泉涌。陈毅从10月底卧床，到今天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屋子里既没有挂日历，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他又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毛泽东的生日的呢？他是每天在心里算着这个日子啊！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陈毅想的不是自己，也不是家人，而是毛泽东。如果陈毅对毛泽东没有深厚的感情，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