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说：“人们往往被我的常胜误导。我可以毫不介意地说，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但我觉得我的过人之处在于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我获得的最重要的洞察力就是认识到人类的认知具有必然的不正确性。”正是这种客观的认识和自我分析让索罗斯始终理智，无论是赢利还是亏损，索罗斯都可以理智地面对现实，冷静地思考问题，妥善地处理结果。
1.投机者应该在沉默中投机
我们要做的就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
——乔治索罗斯
早期的职业生涯中，索罗斯认为名声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名声意味着立刻被人认出来，意味着不断地被媒体的电话打扰，意味着享受私人生活的结束。索罗斯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不会为了虚名到处宣扬自己的投资秘密，相反索罗斯把投资观点视为私人财产。
作为一个天生注重隐私、天生理性冷静的投资者，索罗斯希望他的基金尽可能的低调。1981年6月，《机构投资者》这样评价它的封面人物乔治？索罗斯：“一个神秘人物，一个独行侠，从不透露他的行动，甚至与他的合作伙伴保持着距离。”量子基金行政管理的加里？格拉德斯坦说：“乔治从不对我坦言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索罗斯严禁他的职员们对媒体发言。结果他们被人称为秘密索罗斯基金。量子基金前管理者詹姆斯？马奎斯说：“我最后一次上新闻，就是在我开始为乔治？索罗斯工作的那一天。”
索罗斯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量子基金在做些什么，他说：“你在对付市场，你应该是匿名的。”不但如此，索罗斯还为掩盖他的行动痕迹下了很大的工夫。外界这样评价他：“索罗斯的嘴闭得实在太严，外人很难知道他的组织在买入、持有和卖出些什么股票。”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上十亿美元的头寸而又不为人所知呢？一位量子基金的经纪人的话给了我们一点提示。他介绍说：“总经理的桌子上有一部特殊的电话，如果这部电话响了，他知道这一定是索罗斯打来的。除了老板，没人能和索罗斯直接对话。当执行命令下达到我这里，我要做的是1000或10000手的大交易，不是普普通通的几百手。为了不留任何痕迹，我必须将它们一点一点地散入市场。”
索罗斯如此谨慎的原因是：如果其他人觉察到了他的行动，他们会疯狂涌入市场，导致价格偏离他的意愿。由于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其他投资者只能尝试着寻找他留在市场中的“足迹”。比如，1995年10月，“索罗斯正在做空法国法郎的传言促使该货币相对德国马克急剧贬值”。如果一个像巴菲特这样的股市投资者将他的意图公之于众，最糟糕的后果是其他投资者会蜂拥而至，推高价格。如果透露行动计划的是一个像索罗斯这样的经常持有巨额空头头寸的交易者，那么更加可怕的市场剧跌就可能发生。
1978年，索罗斯做空了经营赌场的娱乐国际公司的股票。另一个交易商罗伯特？威尔逊也是这么做的，而他已经在环球度假的过程中把他的头寸告诉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赌博股当时很热。当威尔逊在挪威的峡湾漫步，在香港的商场购物时，老家的股民已经将娱乐国际的股票从15美元捧到了120美元。知道威尔逊有空头头寸的经纪人告诉他们的客户，当这只股票升到足够高的程度，威尔逊肯定要平掉他的全部头寸，因为他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他们说，这一点对这只股票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最终，威尔逊的经纪人们追上了他，告诉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补充资金，要么立即撤出。“平掉一些娱乐国际。”他下令说。
现在他处在了一种不得不压榨自己的境地。诚然，娱乐国际的股票很可能无论如何都会上涨。但威尔逊把自己的头寸告诉其他人相当于邀请市场压榨他。市场当然不会跟他客气。
索罗斯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因此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也有空头头寸。当他看清了形势后，悄无声息地平掉空头转而做多，利用威尔逊的蠢行获得了利润。威尔逊的困境已经证明索罗斯所说的“投机者应该在沉默中投机”是正确的。
巴菲特乐于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谈论商业和投资，但索罗斯在社交场合更愿意完全回避这些问题。他的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曾经说，他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索罗斯靠什么谋生。
在一次晚宴中，一个客人开口向索罗斯寻求投资建议，顿时气氛变了。索罗斯的态度变得非常冷淡，他问这个客人：“你有多少钱？”客人感到很难堪，于是把皮球踢了回去：“你有多少钱？”在其他客人的注视下，索罗斯回应说：“哦，这是我的事，但我可从没问过你我应该用这些钱做些什么。”那个人再也没有回话。索罗斯是独立思考的，他不需要找人判断他的投资观点的质量。这也正是他从不将自己的投资观点告诉别人的原因。
2.理性地对待自己的财富
唯一能伤害到我的事情就是，我的成功促使我回到儿时对于自己全能的幻想。但是，只要我身在金融市场，这似乎就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它们会不断地提醒我，我是有局限的。
——乔治索罗斯
驱使索罗斯前进的动力是什么？金钱？很少有他的朋友或合伙人会这么想。他的挚友拜伦？威恩曾说：“如果再赚上10亿美元，也不会让索罗斯感到多么快乐。他赚第一个10亿美元时，就没有感到很快乐。”
当然，赚钱肯定能带给他一些乐趣，但不会很多。索罗斯是个很理性的人，他思考的不仅仅是金钱和财富。不管有多少钱流进他的银行账户，他都永远不可能满足于做一个简单的、有钱有闲的人。
说到人们所推崇的身份象征，奢华的酒店套房、游艇和私人飞机早已取代了美轮美奂的住房和景色迷人的花园。但是，新富一族与之前的富人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流动性。索罗斯追求悠闲生活以外的一些东西，他觉得在私人飞机上比在游艇里更舒适，而酒店套房比大房子更有用，满世界忙碌比坐在泳池边更有收获。然而，索罗斯和许多当代的富人还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他对智慧生活的追求。除了卡尔？波普的作品以外，还有两本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晦涩难懂的书，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另一本是葛雷格里？贝特森的《朝向心智生态学》。索罗斯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投机者，同时还是一个哲学家，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碰巧成了投机者的失败哲学家。对此，索罗斯说：“我很愿意被看做是一个务实的哲学家，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受挫的哲学家，我也很高兴。”
在1992年秋天，索罗斯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赞助委员会委员时，他要求人们把他列为“一个金融和哲学探索者”。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已经成了亿万富翁。而且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什么，人们常常称他为“匈牙利企业家”、“理财大师”、“亿万富翁投机家”，甚至有一次他被称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小子”。索罗斯想摆脱这些称号，他在基金会向新闻界推出的报道上，将自己描述为“国际慈善家”。他等于在说：“如果我不能被称为一个哲学家，至少不要说我是金融家。”
索罗斯更多地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尊重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以及他通过慈善活动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他称自己为慈善家，但自己却不名一文，那么没人会认真对待他的话。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华尔街的成功至少给他提供了被人聆听的机会，而被聆听则是被尊重的开始。他将自己看做是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华尔街是赚钱的好地方，但是除此之外，索罗斯对华尔街以及以办公室为家的人毫无兴趣。他坦言：
“我没有花很多时间与股市里的人泡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很乏味。”他感觉和知识分子在一起远比与商人在一起更自在。索罗斯可能向往放手所有的投资活动，做个全职的哲学家，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在华尔街太成功了，因为赚钱确实给他提供了一些机会，而这些机会是端坐在象牙塔里的哲学家很少能获得的。
不论索罗斯对自己在华尔街上的成就多么满意，他决不喜欢在日常投资决策中的种种痛苦：“我真的是在冒险，这是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一方面，当决策失误时，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精神打击。另一方面，我不想以赚钱来判断自己的成功，我必须否认自己的成功，这样才能维持成功的原则。”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中提到，在投资时感到痛苦源于金钱的损失。他想要指出的是，如果想赚钱，你就必须要承担风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生的“认同危机”，就是因为他感觉仅仅是赚了很多钱的人生是不圆满的。
正如经常思考的人一样，索罗斯常常会担忧钱财的积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担忧人们关注他仅仅因为他赚了很多钱。索罗斯说：“我必须同时接受成功所带来的权利和它所产生的影响……我面临的最大风险就存在于承认金钱使我变得更强大、更有影响力的过程中。”“认同危机”的到来给他带来了解脱。
索罗斯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有四处住所，分别在曼哈顿、长岛的南安普敦、纽约的贝德福德和伦敦。但是，他比其他有钱人谦逊得多。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喜欢享受很多的美食。他的伦敦合伙人埃德加？阿斯泰尔常常在办公室外面看见索罗斯。
索罗斯的品位不是用来炫耀的：“他喜欢戏剧和音乐。他不喜欢收藏。
他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他喜欢服装，他总是穿着得体。”
每次出国去他的慈善基金会的时候，索罗斯总是不用私人司机和保镖。有时参观大学校园的时候，他待在学生区。他自己叫出租车，或者从城镇的这头走到那头，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对于索罗斯如何拒绝过亿万富翁的生活，他的很多朋友都有一些趣谈。蒂伯？瓦莫斯是一名匈牙利知识分子，隶属于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慈善基金会，他回想起有一次和索罗斯坐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大楼里的情景。索罗斯问他：“我怎么去那所大学？”瓦莫斯告诉他：“你可以坐出租车。”“为什么不坐有轨电车呢？”索罗斯很认真地问。瓦莫斯解释说，索罗斯这么做不是为了省钱，他只是很务实。如果，此刻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最快的方式是坐电车，那么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索罗斯在南安普顿的房子是一座石灰粉刷的，西班牙瓦片装饰的别墅，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1990年，索罗斯举办了一个宴会，庆祝自己的60大寿。草地上放置着一个白色的大帐篷，晚饭跳舞时用。根据一个客人的说法，被邀请的500个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巨头和匈牙利的富翁。
虽然索罗斯希望给人的感觉是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但是有时可能会误导别人。从南安普顿到曼哈顿和他的四处住所都可乘坐水上飞机，但是索罗斯没有游艇，没有劳斯莱斯。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出差或旅行的时候，他通常是乘商务飞机，而不是坐私人飞机。索罗斯有一次想买一架飞机，这样从纽约到欧洲之间往返会很方便。他咨询拜伦？威恩的意见。威恩告诉他：“这不是个好主意。如果你有一架飞机，你会发现，只有当飞行员想用它的时候，你才会用飞机。”威恩向索罗斯建议，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包机。索罗斯听取了他的建议。对于一些人来说，索罗斯特别腼腆，但是他喜欢人们伴他左右。据威恩的观察：“索罗斯喜欢住在舒适的地方，他不喜欢带你四处参观他的房子，跟你说，看这个钟，或者是那幅雕像或名画。索罗斯欣赏的是物质的东西。他喜欢过舒适的生活，他喜欢把人们带到家里，提供美味佳肴，尽可能地让他们过得很舒服。”
他经常举办聚会。他要邀请一些朋友回家共进晚餐。家人会问有多少人。索罗斯回答：“哦，可能有50人或75人。”然后，家人就为70个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伙伴准备晚餐。每年新年前夕，索罗斯都会在纽约的公寓举办晚会。夏天在南安普顿，每个周六的晚上，索罗斯都会用来消遣娱乐，对于索罗斯来说，这样的晚会就如商业会议、社交活动一样重要。威恩参加过这些晚会，在他看来，索罗斯在人群中表现得很好，他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因为爱好社交，自然而然索罗斯不喜欢久坐不动的生活。他喜欢处于活动当中，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让头脑积极地转动，与要人交往。
简而言之，他渴望冒险，并且在人生中积极大胆地寻找冒险。无怪乎他觉得商业人士和交易室很乏味。
和知识分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不是美国人的时候，索罗斯常常会感到特别舒服。
索罗斯总保持着狂热的前进步伐，因为他坚信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人，是对生活有着特殊目的的人。请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小时候认为自己像神的人。
成年后，索罗斯明白这样的想法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因此说他是完完全全的“自大狂”。1987年，索罗斯写道：“唯一能伤害到我的事情就是，我的成功促使我回到儿时对于自己全能的幻想，但是只要我身在金融市场，这似乎就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它们会不断地提醒我，我是有局限的。”
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提醒索罗斯，他似乎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虽然他不可能一贯正确，但是那的确是他擅长的领域。在他投资最为成功的一年，记者丹？多尔夫曼问他：“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打算怎么做？”索罗斯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经历中，这确实出现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于索罗斯而言，甚至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都出现了。
如果索罗斯能够让不能再发生的事情出现，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他用同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知识力量呢？有什么能阻止他为人类的知识做出伟大的贡献呢？索罗斯的人生中有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他遇到了绊脚石。因此，不得不放弃成为一名学者和哲学家的计划，但是挣的钱越多，他越确信，或许有可能重返知识的王国。
有了这些想法，索罗斯开始构建理论，关于知识、历史和金融市场的理论。他宣布他的“发现”，即关于参与者的偏见在探索人类知识中的作用，是理解所有包含参与者的思考的历史过程的关键，“正如基因突变是理解生物进化的关键”。
索罗斯认为自己的思想与众不同，因此，对于那些他觉得不太有天赋的人，他很难忍受。毕竟，他认为他能透过现象看见本质，而其他人做不到。
比如，在谈到自己理解金融市场的能力时，索罗斯说：“我认为我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过程——革命性的过程，而且比其他人了解得都好、都透彻，因为我有一个理论，一个知识的框架，可以在框架内处理这个过程，这是我的特长，我在金融市场中处理类似的过程。”
对于那些试图探测金融市场的人，索罗斯说：“我很看不起那些职业投资者的‘聪明’，他们的地位越显赫，我越不会觉得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