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遵义会议的同志结合以上军事领导的犯错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事实，对博古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三点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概括如下：
1.对博古提出的第一个原因。大家认为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第一次反“围剿”敌人兵力10万，我兵力不足4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人兵力20万，我兵力仍不足4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力30万，我兵力3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力30余万，我兵力4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力50万，我兵力4万多（未计5月征来的新兵和地方武装），也是10：1.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这次为什么没有取得胜利？另外，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介石军队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均对蒋介石“围剿”红军造成一定的困难。并且，敌人内部发生的矛盾，都靠近苏区。这种有利于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形势，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均未出现过。
2.对博古总结报告中提出的第二个原因，大家都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
3.对博古总结报告中提到的第三个原因，大家认为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而且范围更小。瓦解敌军工作也要有一定的限度。
参加扩大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用客观存在的具体事实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及红军的特点，进行科学分析后，一致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中受挫，主要原因是主观上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会议作出了纠正博古、李德错误的组织决定。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另外，现已查实，王稼祥同志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这是共产党打破共产国际高度集中制的领导体制，撤销国际派驻中国党代表的职务和决定自己党的中央的负责人的第一次独立自主的组织行动。
参加会议的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在刘伯承和聂荣臻两同志的提议下，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的决议。
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月17日闭幕。“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对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合作草拟的《毛张王提纲》和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是把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军事理论和战术原则作为指导思想，从理论上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因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武装了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从而开始确立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张闻天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他又说：“长征出发前，我同毛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基础。”党中央领导核心——“三人团”成员周恩来较早的认识了“失败问题”原因，并在其职权范围内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错误加以纠正；在会议上，他不但首先作了自我批评，无私地揭发了“三人团”的错误，而且完全同意毛、张、王的“提纲和意见”。据史料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和闻天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也承认部分错误。
遵义会议不但实际上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而且取消了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对党中央的领导权和对红军的指挥权；开始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对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也改变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制定的“左”倾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对党中央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