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谓学术研究起步于鲁迅研究，收进本书关于鲁迅的这些论文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陆续写下的，表达了我那个时期的鲁迅观，记录了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蹒跚学步的印迹，现在我把它们集结成册，算是敝帚自珍吧。
我的鲁迅观是在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说的是鲁迅先生踢“鬼”的故事，不过那时我没有记住鲁迅的名字，倒是记住了“鬼”原来是盗墓的，世上根本没有“鬼”，“鬼”其实是人闹出来的，所以对那个踢“鬼”的好汉很是敬佩。后来长大了些，才知道那个踢“鬼”的好汉就是鲁迅。因为知道没有鬼，便有了走夜路的勇气。那时我在乡下上学，乡下是没有电的，一到晚上就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点的是豆油灯或者菜油灯，真跟“鬼”火似的。乡下让人觉得最高兴的是放电影，因为放电影要发电，夜色里便有了光明。放电影时我是一定要去的，但每次都要经过一片坟地，去的时候还好，毕竟不太晚，回来时就有些害怕了，夏天有时还会遇到“鬼火”（磷火）跟在后面移动，但一想到踢鬼的故事，心里的勇气自然就上来了。可以说，鲁迅先生踢鬼的故事曾让少年的我在困境中坚定着生活的勇气和信念。
“文革”时期，我侥幸没有下乡插队，上了两年“政治”高中，学工学农学军学“毛选”，挖防空洞。后来大概因为我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已经插队的缘故吧，我进了一家县办机械工厂当了工人。在此期间，为工厂写了一篇通讯报道被《新华日报》刊登了，《新华日报》给我寄来了两本书，打开一看，竟是两本鲁迅杂文，分上下册，当时没有稿酬，这应该是很大的奖励了。我有些喜出望外，在无书可看的时代里，有鲁迅的书可以公开地看，毕竟多少可以弥补一点灵魂的空白，因为我知道这至少也可以避免因躲在蚊帐里看《红楼梦》被人密告看黄色书籍的嫌疑。青年时代的我在鲁迅的杂文里找到了反抗黑暗的勇气，于迷惘中燃起了追求光明的一丝希望，而那时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也渐渐地积淀下来而最终溶进了后来鲁迅研究的论文中了。
青年时期我一直有过梦想，就是以后能当鲁迅那样的作家，所以后来写了不少小说、剧本，但因一次中篇小说的退稿，便搁笔了。80年代中期，还在犹豫是继续搞创作还是进行学术研究时，我在报上看到了教育部举办助教进修班的招生启事，于是便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现代文学助教进修班，不久就成了其中的一员。助教进修班有一门主修课，就是鲁迅研究，主讲老师是留学过苏联的陈安湖先生，陈先生德高望重，治学严谨，是鲁迅研究界的老前辈了，只是我觉得他的方法过于传统了，所以在他组织的研讨会上与他的研究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多少让他有点尴尬，但陈先生心胸广阔，用当年鲁迅的话鼓励我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让我很感动，所以学习结束时，我特地去向他告别。助教进修班的班主任黄曼君先生是一个深受楚文化浸染的具有浪漫主义诗人情怀的学者，也是一个十分热情奖掖后学之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人。我跟他初次相见时，便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后来在离开华师的日子里，我跟他通信，总是喜欢称他曼君师。其时我抱着试试笔的态度写了一篇《鲁迅学断想》的小文，参加华中地区青年教师、研究生的论文比赛，没有想到得了一个特等奖，事后才知道曼君师是评委会主任，他看到这篇小文后很欣赏。他问我写过几篇论文，我说没有，他感到吃惊，觉得不可思议，在此之前我确实还没有写过一篇正儿八经的文学论文，而我的那些学兄个个身手不凡，颇有成就，曼君师却认为我能写，有潜力，勉励我要多写。曼君师的鼓励使我树立了进行学术研究的信心。也正是在助教进修班我开始了对鲁迅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的鲁迅观，开始了我学术研究的起步。
从华中师范大学现代文学助教进修班学习结束归来，经南京师范大学的甘竞存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存茂先生的推荐，江苏省鲁迅研究学会和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先后吸收我为会员。随着对鲁迅的了解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渴望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但研究鲁迅没有那样简单，其时鲁迅研究已是一门显学，在这个领域集中了学术界众多的精英，研究成果累累，一个鲁迅研究专家曾戏说：鲁迅的每一个细胞都叮满了蚂蟥。并且告诫：不是每个人都能研究鲁迅的，得有鲁迅的精神和气质。这真的让人有些望而生畏。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不能就这样放弃了，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在冥冥之中似乎与鲁迅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鲁迅出生士大夫家庭，而我出生的家庭要寻根的话，恐怕也当属士大夫家庭了。如果追根溯源，冒氏家族应该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了。公元1219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帝国，没有料到150年后的夏天，锐不可当的朱元璋的部将兵逼大都，迫使大可汗的裔孙脱欢帖木儿仓促撤退，率领宗室六宫、宰臣、近戚和6万将士远奔漠北，但散居在各地的蒙古大军还有34万男儿陷在中原。当明军大破元兵于洛水之北，截断了黄河以南蒙古军民和王公显宦北归的通路时，这些被遗弃的臣民，不得不隐姓埋名，或变改汉姓定居大江南北，逐渐与汉族同化融合。冒氏的祖先便是当年淹留中原的蒙古族人之一。据考证是成吉思汗嫡孙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后人。而如皋冒氏家谱中记载始祖冒致中（东林）与泰州始祖冒启之为嫡兄弟，他们的生父叫德新，“家世业儒，虽兵戈扰攘，而不辍弦诵”。至冒辟疆（冒襄）是十二世，至我们这一辈，分支众多，已是二十世、二十一世了。以往常有人问我是否是冒辟疆的后人，并爱拿他和秦淮名妓董小婉说事。其实冒辟疆并不只是风流才子，他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慧并称“明末四公子”。辟疆少时即负才名，他的朋友称赞他：“论列天下大事，激昂慷慨，旁若无人，浩然有祖生击辑之气。”又云：“少以绝代才名，出而交天下士，长而游名山，涉京华，揽辔澄清，廓然有用世志。”
但辟疆无意功名，对阉党把持下的南都小朝廷不抱任何幻想。他团结东林后人与复社诸君子，对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明灭亡后，辟疆曾接应郑成功反攻南京，积极进行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挈家逃亡，流离于浙江海盐，后返故里闭门家居，直至去世。毛泽东评价辟疆道：“所谓明末四公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氏前辈重儒术，读书多，游历广，交友众，以文章为“不朽之盛事”而努力耕耘，传至后代遂成家风。我父亲在世时，曾告诉我，我们这一家族是从如皋城冒家巷分离出来的一个分支，在如皋的东部（即现在的如东，）单独建了一个冒家庄，1949年前每年都要把祖宗牌位捧到冒家巷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前几年，我们曾在冒家庄原址寻找祖茔，结果未寻得高祖坟，却寻得曾祖父和大祖伯以及祖父的坟，在修缮祖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隐藏的墓碑，从墓碑上看，和冒氏家谱果然相符，曾祖父是清时太学生，大祖伯是皇清例授国学生，但祖父没有墓碑，灵柩也特别薄和小，几乎腐烂，这一发现说明当时家境的艰难。冒氏到我祖父时家道已经彻底衰落，只剩十二亩地，已经资不抵债了，但土改时被划为破落地主，即小地主，这导致我们多年生活在血统论和唯成分论的阴影里而难以摆脱。而13岁，这对鲁迅，对我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分水岭。鲁迅13岁那年因祖父科举作弊案而家道中落，从此天上人间两隔，鲁迅尝尽世态炎凉，阅遍社会黑暗，看破人间万象。13岁之于我也一样。本来我的童年就多灾多难，一出生就先天不足，没有奶吃，两岁便得了肺炎，50年代初，这可是一个大病，接连好几个月母亲每天抱着我到医院打针，好不容易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不知屁股上挨了多少针，4岁之后我才能下地学走路，幼时的我只能躺在摇篮里或坐在门槛上非常羡慕地看着街上跳跳蹦蹦的小朋友们，梦想着能和他们一样自由快乐，正因为如此，养成了我爱沉思的习惯，也正因为这样，我对于生理上的疼痛，是特别能够忍耐的。
但对于心理上的疼痛却特别的敏感。13岁之前，我一直沉浸在红色少年的梦想中，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臂章上挂着三道红杠杠，家中贴满了我三好生的奖状，小学毕业以全县第一名考取初中，初一时，又被列为全校十大学习标兵之一。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所农村中学当校长的父亲成了“走资派”，虽然1940年他便参加了新四军，但破落地主的家庭出身让他和他的子女烙上了黑色的印记。13岁的我面对外界歧视、怀疑、蔑视、嘲笑，当然也有同情的目光，心灵就像一只小船在大海中遇到九级浪一样，翻天覆地，我只能在无望中挣扎，自尊变成了自卑，希望变成了绝望，但我又心有不甘。鲁迅当年反抗绝望，不是发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于希望相同”的呼喊吗？而我在这10年中也开始了与自己自卑的反抗，开始了红与黑的生死博弈，在政治上拼命的表现自己，要和所谓地主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然而黑色印记的梦魇却使红色梦想一次又一次的破灭，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又使我的自卑不断加深，但同时也使我反抗自卑的决心更加坚决。所以后来特别的喜欢读鲁迅的《野草》，我觉得那是一个反抗绝望的强者发出的比绝望更强大的心声。反抗自卑，必须内心强大，而内心强大，才能反抗自卑。反抗自卑的情结让我最终决定要硬着头皮去叩开鲁迅研究的大门。身处偏僻小县城的我研究资料匮乏，只是凭着一套《鲁迅全集》和在助教进修班的一些积累，我陆续把自己一些研究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那时没有电脑，只能是在稿纸上“爬格子”，虽然爬得辛苦，但因怀着一种对研究对象的敬畏，所以觉得是在做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有点以苦为乐了。幸好，辛苦没有白费，爬格子的成果陆续的变成了铅字（在没有激光照排的时代）。那时发表论文看的是论文的质量，并不讲来头，讲身份，我记得《论〈呐喊〉〈彷徨〉的当代性》那篇论文发表在《鲁迅研究》第14辑上时，是放在首篇的，而我当时仅是讲师而已，在后面不少已是很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了。要是现在恐怕就不可能了，一是不用，二是即使用了，也只能排到最后。现在动辄“985”，博导，国家级重点课题，至少也是“211”，教授，省级课题，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因此，我很感谢那些当年发表我的鲁迅研究论文的编辑，他们是：赵存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世家（《鲁迅研究月刊》）、蒋广学（南京大学）、李静（《江苏社会科学》）、张劲（《贵州社会科学》、徐景熙（南通大学）等。当然，我还得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我的二哥冒荣对我论文的鼓励性评价以及使我最终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所给予的帮助，坚定了我进行学术研究的信念，他本来是一个数学天才，只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用非所学，但他的睿智和成就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爱妻杨爱琴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和抚育女儿的工作，使我能在教学之余潜心于学术研究，拳拳之心，难以回报；挚友黄毓任、蔡起泉等对我的学术研究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也是我一生中不能忘怀的。如果说这本小册子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应该说是献给他们的，没有他们，或许就没有这本小册子。
当然，这本小册子离我原来设想的鲁迅研究的计划相去甚远，我原来是很雄心勃勃的，是想把走下神坛的鲁迅重新描绘一番，还一个东方人之子与民间人之子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形象，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发现自己其实受到先前传统思维的影响似乎太深了，作为50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和40后所受的教育比较接近，思想也比较接近，要从传统思维中摆脱出来确实是很困难的，要颠覆原来鲁迅的形象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鲁迅研究界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也不断有力作的面世，但要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却不是以一人之力所能做到的，需要鲁迅研究界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所作为。然而80年代中期之后，鲁迅研究界的精英们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眼界的不断扩大，研究的兴趣越来越广泛，便纷纷转向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了。鲁迅研究这门显学也就逐渐的冷淡下去了，鲁迅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远，或许至今我们都没有能够了解一个真正的鲁迅，因为涂抹在他身上的色彩太多了，要认识他，太难了，而今鲁迅研究恐怕已是一个冷门了。鲁迅研究的兴衰，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如此说并不是意味着鲁迅研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我的学术研究起步于鲁迅研究，也得益于鲁迅研究，我虽然没有能够实现我原有的鲁迅研究的梦想，但我从鲁迅那里吸取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智慧和兴趣，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的目标。
我以为无论是过去，还是在当下，或者是在将来，研究鲁迅都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鲁迅之于中国，绝不是博物馆的化石，而是值得人们永久怀念和学习的经典。我对现在的一些学术才子和新文豪以及所谓的国学家们动辄就把鲁迅踩在脚下肆意贬损的雷人言论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新鲜的货色，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叛逆情绪的发泄，或者以正统国学自居的喧嚣，很少有学理上的服人的分析。我并不是说鲁迅不能批评，既然他不是神，而是人，那么他就有七情六欲，就会有人性的弱点，就会有思想上或行动上犯错误的可能，分析他的弱点或者错误，给今人以启示未尝不可。如鲁迅的思想有时比较灰暗。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他说中国四五千年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所以，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最为显得灰暗的话语恐怕非这句莫属了。他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仅仅从这些话语里就可以读出鲁迅是何等冷峻、尖刻与灰暗。有国学家看到了鲁迅的这些特性，因此就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够把鲁迅批倒、批臭，将其剔除出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与教育，那么中国就不会有希望。这够雷人的了。
鲁迅思想确实是有些灰暗，但这和他所处时代的黑暗是分不开的，而且这种灰暗也远没有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黑暗来得可怕。鲁迅不过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面镜子，非常真实地照出了本来面目而已。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残酷的现实，不回避，不文过饰非，秉笔直书，大胆直言，而且入木三分。鲁迅将那种不敢面对历史与现实黑暗的做派，叫吃人的历史，是“瞒与骗”的生存方式，是阿Q精神胜利法，常常让中国人无法真实地面对那些黑暗与残忍。因此，数千年来，黑暗与残忍才得以世世代代在中国流传下来。如果一个社会确实太黑暗了，怎样去面对？办法似乎有两个：一是视而不见，大家装着不知道，没有感觉，因此，大家相安无事，这种办法不过是掩耳盗铃，也是鸵鸟的逃避办法，这是中国人最为热衷和运用最为得心应手的办法。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所谓明哲保身法其实就是这种办法。有了问题，自己隐藏起来，然后寄希望别人为此作出牺牲。没有想到别的中国人也是打着自己的算盘，千方百计不肯损害自己一根毫毛。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总是恶人当道，成王败寇，都是小人最后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数千年来，就那样眼睁睁看着正义的消亡，邪恶充塞历史；二是大家正视这些丑陋、残酷与黑暗，然后一点一滴地改变，世代不绝。但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的一般看法是，现实有问题，如果改变不了，就不必去改变，只需要改变自己就可以了。有时连自己都不用改变。而说破中国千年黑暗历史奥秘的鲁迅也正是这样被许多人痛恨着，仿佛中国的社会黑暗全都是因为鲁迅说了才有的，而不是那样客观就存在的。对现实不满的人，常常寄托于历史上的温情与敬意，其实历史上的事情可能还要糟糕得多。这种心理自孔子赞美距他已经五百多年的周公就开始了。中国人不是用创造去改变黑暗的现实，而总是喜欢寄托于古时怎样，过去怎样，就忘记了眼下，也有无数的丑恶。如当下颠覆传统审美观、价值观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告别神圣、远离主流、拒绝崇高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成为一种时尚，富人的戾气、穷人的怨气、当官的匪气、知识分子的媚气、垄断行业的霸气交织在一起，社会心理表现出以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装穷、暴戾、冷漠、庸俗、麻木、恶搞等为实质的“以丑为美”的胜利狂欢，远远超出了社会道德和人性良知的底线，凡此种种怎一个鄙之弃之了得！又怎一个鸵鸟式了之了得！因此中国人如果不能像鲁迅那样多一点忧患意识，多一点世界的眼光与胸怀，多一点未来与创造精神，而总是祖先崇拜与发思古之幽情，只能成为一个跛足巨人，一个民族精神上的缺陷如果不能弥补，就谈不上民族的真正强大，只有精神强大的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贬损鲁迅的人总企图以雷人的言论达到语惊四座，吸引眼球的目的，这显然是底气不足。这种把戏其实早就被鲁迅看穿。鲁迅早就郑重地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更何况，鸡和鹰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鹰有时可能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可能飞得有鹰那样高。鲁迅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觉者，他早在1925年的《战士与苍蝇》一文中就预言了自己的命运，这篇只有四百多字的短文这样写道：
Schopenhauer（叔本华）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看了鲁迅的这篇短文，那些学术才子和新文豪、国学家们不知该作何想？我们提倡站在巨人的肩上，而不是将巨人踩在脚下；我们需要心平气和的实事求是的学理的批评，而不是粗暴的发泄情绪的谩骂。鲁迅是骂不倒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
台湾文化狂人李敖曾断言，中国缺乏特立独行的人，不知道鲁迅在他心目中还是否算一个特立独行的孤胆英杰？当年被鲁迅视为知己的瞿秋白将鲁迅喻为古罗马神话中孤独的“狼之子”，这其实道出了鲁迅的独特性，即毫无奴性的一种天生的“野性”，这种“野性”使鲁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保持着清醒思考的大脑，并以无畏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向世人昭示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多少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改革开放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变得庸俗起来，在名利场中摸爬滚打，媚气成风，作秀成癖，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式的灰色人物的幽灵在我们中间游荡，坚守灵魂的家园早已成为文人一句漂亮的口号。就凭这一点，鲁迅就是永生的。尽管鲁迅没有一部哲人和才子们所说的大块头的巨著，并且是系统的理论体系，但鲁迅在和旧世界的搏斗中用自己闪现大智慧的作品和甘当铺路石、桥梁、人梯的献身的行为，创建了一个否定、批判的文化思想体系，他批判旧世界，批判别人，也批判自己。这恰恰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人文精神。当代法国知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滋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认为知识分子，“他的功能基本上是批判的，但是是建构意义上的批判：他把我们经历的具体性和普遍性对比，创造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价值合法性的空间。他拒绝把真理沦为科学家所倚仗的对事实的单纯吻合，也拒绝像战士一样把真理变成启示的真理。他更希望一种揭露的协调的真理，人们在接受自省和对话中向着这个真理前进。”（《跨文化对话》第23辑2008年2月）鲁迅不正是这样一种批判的思想家吗？如果我们一定要将鲁迅比拟于世界上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的话，我倒觉得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比较恰当。西方第一个著名知识分子——苏格拉底的形象是这样的：“一方面，苏格拉底并不直接参与他所在城邦的管理，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对城邦的事物无动于衷，躲到纯粹冥思的生活中去。他把自己看成附在一匹马肋上的牛虻，像牛虻刺激马前行一样‘唤醒城邦中每一个人，刺激每一个人，批评每一个人，一刻不停’。做一只牛虻，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如果不惧怕苏格拉底的命运的话。”（托多罗夫语，《跨文化对话》第23辑2008年2月）虽然对于鲁迅，任何比拟或许都是多余的，但“狼之子”与“虻之子”，其“野性”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在他们面前，人类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吗？
自鲁迅去世之后，鲁迅研究界曾提出一个命题：假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样？人们对此进行过多次热烈的探讨，因为这有点像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与人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鲁迅或许只有两种结果：在监狱里继续写他的文章；要么沉默，做一个文联主席。半个多世纪又过去了，假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样？这个猜想确实很难，因为我们至今没有能够了解一个真正的鲁迅，我们只能说比较接近鲁迅了，离真正认识鲁迅还有一大段艰难的路要走，我们寄希望于鲁迅研究界后来的真正研究鲁迅的学者，而不是将鲁迅仅仅作为一块敲门砖，一块敲开学位、职称、金钱之门的敲门砖的谋利者，寄希望于那些真正热爱鲁迅的一代又一代的有思想的读者。我只能说，假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绝不会对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无动于衷；他也绝不会对官员腐败、诚信失落的社会现象心慈手软；光怪陆离的文艺界在他的笔下，一个个耀眼的“明星”将会黯然失色，露出原形；“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自焚”悲剧的制造者都将无处逃遁；那些缺乏道德血液的房地产商会在他的痛斥和抨击中受到良心的谴责；应试教育也会成为他猛烈批判的靶子，他会又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国民素质却亟待需要提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起鲁迅当年改造国民性的呐喊，想起他一生为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国国民灵魂的壮举和作出的不懈的努力，我们从心底里感激他。中华民族的灵魂何在？面对已经远远逝去的鲁迅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深切地怀念这位东方的精神巨子，呼唤新世纪新的民族魂的出现。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我谨以此小册子纪念之，表示我对这位20世纪文化伟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为本书作序的陈方竞先生，他是我26年前在华中师大现代文学助教进修班的学长，这些年虽未谋面，彼此在学术上却处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交状态。陈方兄多年来一直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操守和良知抵御着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潜心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卓越的成就，尤其在鲁迅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专家和杰出的学者，他对本书高屋建瓴的评论和非常精到的阐述给这本鲁迅研究的小册子增添了不少光彩。集结在这本小册子中的论文基本上保持了原貌，只对注释和参考文献根据规范作了技术性的处理，翟立老师为英文书名和篇名作了精心的翻译，马钰雅小姐为论文的整理做了不厌其烦的工作，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杨海军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冒键
2011年7月15日于南通听涛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