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竞
黄曼君先生逝世后，我们这些曾经受教过他，且已花甲之年上下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怀念他。接受王泽龙的指令，刚写完《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楚时之人”》这篇怀念文章，就接到冒键兄的邮件，可以读出，他是认真的，非常诚恳，其中说：
……当初写了几篇鲁迅的文章，今忽然心血来潮，想编成一个集子，稿子已发出版社了，但还差一个序。说实话，本来是想请黄曼君先生写的，没有想到人已跨鹤仙去。于是我便想到你，虽然多年不搞鲁迅研究了，但我一直关注着鲁迅研究的动态，兄在鲁迅研究方面的成就引人注目，早就超过我们当年的老师了，当下在鲁迅研究界应该是一个权威了。我觉得你来写序，非常合适，我们是同辈人，又是学兄学弟的关系，多少有些了解，而更重要的是你在这方面有发言权，站得要比别人高。很多书的序，其实都是不得要领的。我的这个请求，不知意下如何？
说我是“权威”，是用词过当，我也不喜欢这个称谓。“序”当然应该由曼君先生写，让我代师之劳，又言之凿凿，情之切切，无法推脱。
我和冒键兄自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一晃，已经26年了。忙从珍藏的相册里，找出我们当年的合影：我，白衬衫，套着没有领带的西服，露出为水光山色所惊异的神情；他，身着印花的浅色毛衣，面部严肃庄重，挺胸，拳微握，一副十分执著与自信的样子，似乎是在说：“我不是一个对什么都轻易放弃的人。”
地点，应该是在奉节的白帝城上，这又为我们的合影增添了某种寓意。
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因为曼君先生而结缘的。曼君先生有很多学生，博士、硕士，不可数计，但我敢说，与他感情最深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助教班同学，因为，这是与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直接相关的。
冒键把书名定位为“50后”，我以为，书中呈现的应该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鲁迅观”，这与1955年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经历和观念是有所差异的，即：我们切身经历和感受过，20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最好的一段时光，由此而曾经有过美好的憧憬和执著的追求，他们则相对匮乏；我们的命运与共和国历史更紧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则有所超脱；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仍正当其时。所受教育和知识结构也有所不同，即以我为例，小学时，老师批作业，“5分”以“毛主席的好孩子”代之，初中学的是俄语，读高中时，中苏关系破裂，因置身“反修”最前线，又改学英语，1978年大学刚恢复，外语师资奇缺，找了几个伪满时读过书的人教日语，不是我不努力，知识结构就像共和国历史一样，百孔千疮，较为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加之完整地经历了“文革”，又使我们有着更强一些的“使命感”，与“使命感”不无关系，我们又成为高等教育恢复后的第一批留校生（或在高校担任教职）——那时，对于我们，“神圣”的工作与“知识结构”之间的反差，十分触目。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为“大学教师”的我们这些人，是否胜任，即“去”与“留”的问题，就尖锐地摆在面前。
可能在当时，这个问题在高校更是整体性的，“助教进修班”这种为“后来人”莫名其妙的办学形式，迎刃而生。
教育部直属的华中师范大学，是第一批开办“助教进修班”的，曼君先生领衔了中国现代文学，我与冒键，不约而同参加了录取考试，在桂子山上开始了我们平生最高学历（有教育部颁发的硕士课程学习的结业证书）的一段学习。我读冒键兄这部书稿（选入的是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末的论文），一个突出的感觉和认识就是，它折射出我们这个“班”的学习特征和氛围，直接印证了曼君先生主办这个“班”所付出的心血，是这个“班”最富有标志性的成果之一——当然，其中浸透着冒键本人“自强不息”的努力。
后来人看历史，在1978年画一道线，以为前后“两重天”，实际情况远不是如此；如前所述，对于我们，走出“文革思维”，进一步说，改变一代“共和国同龄人”木已成舟的“知识结构”和“传统观念”，谈何容易。何况，中国现代文学被视为“文革”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一步一血痕”的一次次变革，都与中国现代文学息息相关，如改变认识“五四”的固有观念，引发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当年，中央党校校长坐镇南京组织对许志英先生的“围剿”，如与“五四”提倡“人的文学”相呼应，展开的“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讨论，就出现了一场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帜的“小文革”。桂子山也是“风口浪尖”之一，因《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在《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上，一场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鲁迅观”的争鸣，华师的陈安湖先生，就是“毛泽东鲁迅观”最强硬的坚守者。我来华师前，即读过陈先生不少卓有影响的论文，怀着敬畏，听他讲鲁迅，人虽感到亲切，不再有读其文那种“危言耸听”的感觉，课却觉得尚不如读陈涌先生的“鲁迅论”，给人更多的启示。
这些都可以看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如何把我们铸成“可造就之材”，曼君先生所承受的压力。
不妨说远一些，10年前我为拙著《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所写“自序”中，提出中国现代文学较之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其他学科，“学科性”不强这个问题。我所执教的汕头大学文学院有中文、英文两个系，这两年当院长期间，招聘师资，两位国家重点大学外语系教授投来的简历，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博士学位，攻读的均是中国现代文学。但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性”不强这个特点，恰恰成为这门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并能够“执”思想文化领域变革之“牛耳”的根源之一。曼君先生注重的就是这一点，用冒键给我的邮件里的话说，“助教班我们喝的是百家奶，这是正宗研究生难以做到的，这确实要归功于曼君师”。曼君先生敢于打破学科界限，把中文系乃至整个华师已产生影响的老师，都请来给我们上课，范围涉及古今中外，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还有孙子威的西方现代哲学，彭立勋的美感心理学，王先霈的文学评论学，邱紫华的禅与中国文化……晚上还鼓励我们去听《新概念英语》，周六、日则是连放两场的电影名片大餐。其时，又逢竞相登场、遍及宇内的“新方法论热”、“文化热”、“寻根文学热”……武汉似乎成为“热”的中心，华师较之偏理科而显持重的武大，是“热”的源头之一。那段时间，我记忆深刻的，一是曼君先生不断请来的“名师”讲座，如王瑶、陈瘦竹、樊骏、张炯、孙中田……张炯讲座之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刚刚发表，同学就此发问，他尚忐忑，以还没读搪塞，引得一片哄笑；其二，曼君先生是“购书狂”，染及班上同学一个个平时省吃俭用，买书则毫不吝啬，校门口的利群书店是每天都要驻留之地，节假日则跑洪山书店、汉口书店，记得为买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有人高兴，有人愁……华师还有一道不可不说的风景线，就是文科院系漂亮女孩多，招来武大学子的频频光顾，但这又何尝不是桂子山特有的艺术魅力之呈现呢？
20世纪80年代所以成为我们的“特殊记忆”，是离不开上述历史与景观的。那么，该如何认识曼君先生极力营造的班上的氛围，并具体实施的教学举措呢？
我有时想，欧洲文艺复兴以及持续近百年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发起者和推动者，无一不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具有“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显而易见，曼君先生就是力图通过打造“百科全书”人才培养方式，改变我们的“知识结构”和“传统观念”，文化观念和视角，而新方法的运用，更为他所重视。
我注意到，从助教班毕业的同学开始的论文写作，就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视野开阔，从宏观视角出发，全方位地把握时代，注重比较研究，如好几位较早脱颖而出者，开始的研究，不约而同地通过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认识“五四”；其二是立足于“大文化观念”，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梳理中进入现代。冒键在这方面，也是相当突出的一位，如他早在1987年11月完成的《巨人文化与圣人文化——鲁迅与孔子之比较》说：
虽然至今我们还未能找到一种为大家所满意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文化的研究和讨论的兴趣。当我们从理论上将“文化”列入哲学范畴系统时，我们便将它的全部丰富性和完整性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和人类活动现象的文化的内容，而依据创造文化的主体的不同规模来划分文化的类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文化从日常生活和科学的涵义上分为：（1）人类文化；（2）一定社会类型的文化（如古希腊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美国文化等，往往局限于某种空间和时间）；（3）集团文化（包括民族文化、阶级文化、民间文化、种姓文化、家庭文化等）；（4）个体文化，个人的文化。
这样的分析与认识，时至今日仍可以给人以启示。
而冒键依此区分鲁迅与孔子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承担的不同，分析孔学自产生以来的历史演变，从而展开对鲁迅批孔的重新认识。此外，还写有《鲁迅与郭沫若前期创作文化场之比较》。期间，他完成了《作家文化场论稿》这部专著，是班上同学中最早出专著的一位，当时，我也关注“作家创作的文化场”，由于与他失去联系，不得不通过“鲁博”的世家兄购阅，该书对我自己的研究颇有启发。这一期间，冒键的研究重心在鲁迅，如在《鲁迅研究》第14辑上发表的《论〈呐喊〉〈彷徨〉的当代性》（写于1986年4月），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的《论鲁迅晚期创作文化场的变化》（写于1988年12月），在《江苏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俄罗斯“良心”与中华之魂——高尔基与鲁迅思想之比较》（写于1990年12月）和《“世界绝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人格论之一》（写于1991年8月）等，有的还收入《上海市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论文集》——其时，期刊不多，发论文还没有时下那种明码标价，以及种种“潜规则”，我作为那个时代的经历者，深深体会到，初出茅庐者如“我们”，能够在这些“显赫”刊物或文集上，如此集中地接连发表鲁迅研究方面皇皇大论，靠的是自身底蕴，如这些文章显示出思维的敏捷、思考的深入、阐释的透彻，已然在“鲁研界”独领风骚。有的文章当时我就读过，颇为赞叹，更为我认同的是能从中读出冒键的“写作状态”，即不把研究对象与自我过于理性的相剥离，而使之“客观”化；相反，是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自我情感、生命的“投入”以至“融入”。我想，这在他的研究与写作中是一以贯之的，如他2005年出版的《最后的神话——诗人自杀之谜》后记所说：
……意想不到的是一旦进入写作状态竟非常投入，以至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当作与死亡搏杀的诗人，死亡的冲动和自杀的意念竟不止一次地在我脑海中涌动，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和紧张，我不得不常常终止写作，从中跳出来进行理性的审视。
读这些文章，我也十分惊讶，冒键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写的这一系列论文，表现出思路的清晰、逻辑的严谨、文笔的洗练、文字功底的扎实，以及字里行间流贯的文采，是一种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兼而有之的文体，这在我也熟悉的钱林森先生为他《最后的神话——诗人自杀之谜》所写“序”中，有更切合实际的说明，是“同代人”的我们所望尘莫及的。由此不难理解，（冒键兄曾和我谈到）在我们班上，曼君先生为什么一直以为他来自南大，看了他当时即着手写的《谈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与鲁迅的自审意识》（收入本书），为什么不止一次提出要和他合作写论文。
而在我看来，更主要的是冒键经过近一年的“锻造”，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观念”，更切合曼君先生办助教班的初衷，即不局限于学科本身，对古今中外有极深的浸染与涉猎，又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新研究方法的尝试。正因为如此，他20世纪90年代逐渐转向比较文学，是顺其自然的，他进入了钱林森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写作，并有此学科研究的卓著成果问世。
但我认为，尽管冒键的学术研究横跨两个领域，根子却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更主要在鲁迅研究，有例可证的就是这部贯穿他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论文的结集，而仍然可追溯到26年前他为时近两年的助教班学习。
就此而言，与此相关的助教班上两件事还可以一提。
其一，在助教班开设的鲁迅研究课上，陈安湖先生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的兴趣，精心组织了一次讨论课，他的两位研究生也赶来参加，课上冒键第一个站出来，有理有据地分析了新老方法研究鲁迅的不同结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迅研究课程讲述内容存在的不足，一讲就是二十几分钟，引起了大家思想上的共鸣，但那两个研究生显然觉得这有损于陈先生的声誉，于是为陈先生作了措辞激烈的申辩，这“炸开了锅”，助教班同学纷纷发表意见，讨论变为辩论，都带点火药味，彼此之间流于言辞而非观念之争，还是冒键平息了双方火气，心平气和地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并感谢陈先生的教诲，赞佩陈先生允许发表不同见解的胸怀。由此可以看出，冒键日后在鲁迅研究上颇有作为，而有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部著作的根基所在。
其二，助教班期间，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刚刚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书，全书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分为四辑，收入的主要是现代文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首次发表的论文，各自着眼于自己有专攻的中国现代作家，阐述其在创作上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乐黛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专门撰文，给予此书相当高的评价。曼君先生也是极力推荐该书，助教班同学几乎人手一本，而在我看来，对该书领悟最深并有所超越的，仍然是冒键兄，这集中体现在本书最有分量的“比较篇”所收论文上，如《谈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与鲁迅的自审意识》、《双重艺术世界与“摩天祭坛”——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之比较》、《俄罗斯“良心”与中华之魂——高尔基与鲁迅思想之比较》、《站在时代巅峰的精神巨子：怪杰·疯子·狂人——叔本华、尼采、鲁迅精神风貌比较谈》等。
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虽然时至现代，中国作家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像冒键的论题那样，在整体上展开与外国作家纵横捭阖的比较研究的，比如，茅盾的小说创作无疑与左拉有深刻的关系，但我们却难以进入“茅盾与左拉小说创作之比较”这样的论题；胡风的外国文学翻译最多的无疑是高尔基的著述，并在他的左翼文学批评中有大量的引述，但却少有学者去从事“胡风与高尔基思想之比较”这样的研究，原因不难解释，在世界文学中，双方不是具有相同分量和等级的作家，这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不长、缺乏充分发展相关。同时，不长的历史中，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多变，带来作家不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不能不局限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独有鲁迅是个例外。
那么，为什么鲁迅是个例外呢？这根源于鲁迅的思想与创作。英国文学因为有了莎士比亚，而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轻视这个民族的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19世纪俄罗斯文学正是因为孕育并产生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而使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文学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法国古典主义影响的仅仅是欧洲17世纪文学，真正撑起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缺之不可的地位的，我认为是巴尔扎克，世界文学的长篇小说时代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开启的。这是一个作家与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的关系，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显而易见，中国现代作家中唯有鲁迅可以进入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才有了无论如何也不容忽视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1994年西安年会上，樊骏先生总结前1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时至今日又过去了15年，眼下我正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撰写，看到近些年来大量研究成果的涌现。樊骏15年前的那篇文章，更注重少数研究者对学科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这门学科所以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规模，更是通过无数冒键这样的研究者的努力发展起来的，他们虽“默默无闻”，却在几十年的耕耘中“自强不息”——
而我要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如他者乎？”
2011年7月12日写于上海女儿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