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真实部分，是从自然到人的转化过程的真实部分。但是，自然科学以后将包含人文科学，正如人文科学将包含自然科学一样。”
——卡尔·马克思
一、错误中的自然
从最高级的动物生存方式到最初级的人类生活方式的过渡阶段都笼罩着神圣之光。原始时期可能有“透明”的专长，其特殊性可能就是一下子显露出万物，我们从那以后再没有停止加工的原材料开端是艰难的、遥远却又是真实的，人们从头开始，力图发现法规制度固有的基础，并且从以后的沉积层中引出社会性的本质。灵长类群体和最初的人类集体代表其零点。为了进行比较，把它们恢复成人们人为符合事实的原状，这是按照两个互补的典型而实现的：一个把它们的特性归结为组成它们的个体生物体的特性，另一个把它们的特性与个体的不稳定的组合体看作相似的。从前一个角度看，动物群体与生物学上的个体不同，它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从后一个角度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的动物群体的独特性是仅仅属于生物学的。
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演化的意义轻而易举地被描述出来。最初，内部自然与个体，即基本的心理生物学构成单位相混同，而本能或者生物体最初的力量在存在生物的各个地方都起着作用；外部自然包括物质环境整体。人类个体，没有优先关系，受到固有能量的驱使，在这种情况下，经历着在演化过程中造就的、独立而被严格确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向他提供了不完全适应属于他的物质环境的手段。因为他已经相当自治了，所以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与人保持距离和自我满足需要，人类固有的缺陷和生育要求当然都无足轻重了。
戴维。比德尼写道：“很可能，在没有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个人可以满足充饥、安身、休息的需要。其他的需要，如繁殖，很显然要求有社会法规制度。”本能、遗传组合，直接与生理解剖学组织相连，是任何行为都不可能缩减的核心。动物以单纯的方式经受着这些。动物服从于对抗欲望的指令，对一成不变的刺激作用自动反应。它们显现出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既不懂得克制，也不懂得宽容，而且缺少对抑制它们活动的冲动进行控制的手段。孩子（而为什么不说是未开化的人？）与这些动物相近，他们受到冲动，尤其是性冲动和好斗性的驱使，而不考虑其他人或团体中的上级利益。在动物中，包括在灵长类中，充满着混乱和杂处；这些在人类之中是潜在的，体现出其自然的一面。
与此截然相反，社会是一个派生的体系，按等级顺序讲是高级的，它集人类主体之大成，这些主体分散为家庭、阶级集团、区域性集体等等，它们拥有规范、宗教和权力，正如一种语言把一种句法添加到许多现象中，迫使这些现象在词语、句子和信息中进行配合、排列。社会的使命还是对本能强加限制，把有机体的能量转移到与稳定而又连续不断的个人关系体系可相容的客体对象上来。禁欲与束缚是武器，亲缘关系是第一道障碍，还有其他东西随之而来，这是人类在兽性的狂风暴雨面前建立的屏障。无意中，在不可抗拒的冲动力量的影响下，人可能与未开化的蛮族相同，他们那下流不堪的习俗激起德高望重的艾尔米奥纳德气愤：“那里，父亲与女儿结合，儿子与母亲、姐妹与兄弟结合，最亲密的朋友互相厮杀，而法律对这一切毫不禁止。”
这些结合，因为孕育着冲突和敌对，所以它们可能阻碍必要的合作，阻碍稳固的关系体制。在这些条件下，可能没有人同意作出牺牲，同时强制他人推迟满足他的直截了当又自私自利的欲望，以便帮助他的同类人或帮助还无能力变为成年人的孩子。总体上的平衡受到牵连，这样，成年人本身就走向毁灭或引起其近亲的毁灭。所以，这就需要机制来消除有害的紧张状态，需要创立法律作为适合制服人和中止最初暴力的手段。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断言：“法律的基本功能是组织某些自然倾向，限制和控制人类本能，并且强行规定义务性的而非出自本能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进行建立在互相奉献和让步基础上的一种合作。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应该显示出一种新的力量，这与出自本能的天赋不同。”
进行某项工作用来阻碍挑衅或乱伦的倾向，排除这些倾向对于在一定空间中众多主体共存所体现的威胁，大部分文化教育就产生于此中。在由姻亲关系、社会准则、教学惯例、艺术与科学创造相传的外衣下，出现了无限的主体欲望那无休止的运动，出现了对憎恨、本能上的杂乱、彼此间冲突的回忆或这些事实本身。但愿干硬的表皮碎裂，许多栅栏的障碍物折断，人们将会看到“各种年龄的融合，不同时代的混杂，多种感情的交织，所有角色的反串”。社会在远古时期形成了，以便防止这种灾难。它保证战胜先于它又围绕它的自然本能，战胜难以理解的欲念所困扰的个体。当演化触及到人时，制止成了适应所具有的特征。
社会也是一种单独秩序的开端，它把生物组合体内部的不稳定结合，变成我们人类特有的社会制度的稳定的联系。在我们之前，个体组织服从生理周期，服从发情期的周期，服从出生的分布情况。诸多独立的或几乎是独立的参量，其组合起来产生的效果是无法预见的。以生育为目的，雄性与雌性的随机相遇。一个动物对于另一个动物的态度是三心二意的：在年幼者与成年者，本生物群体成员与外来者之间没有区别。如同无形的手在市场上指挥着贸易者进行交易一样，一只无形的手在自然中指挥着分隔开的“主体”进行活动。合作者的偏爱是对抗性的：只有环境、动荡不安的各种需要，这些因素的力量迫使它们趋于不稳定又总是重新考虑的共同生活。
人在自然的蒙昧中摸索，区分开允许的范畴和禁忌的范畴，区分开自己与别人，同时在婚姻、生产和交流活动中，强行制定集体场合应遵循的规则，这样，人结束了这种布朗运动。作为真正的麦克斯韦的“魔物”，它在文化充分发展时期，在没有差距的地方制造差距，纠正不断走向混乱的一段历史进程。人们记得，这位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指麦克斯韦），曾设想在阀上安置一个魔物，来自两个不同的室内的任意气体由此经过，而两处的最初温度是一样的。这个魔物对一个想象的混乱产生功效，它可以允许或阻止分子循环，而毫无能量消耗。更确切的是，缓慢的、低能量的分子朝一个方向运动，而快速的、高能量的分子朝相反方向运动。一段时间之后，两个室内温度的一个升高，另一个降低，而且既没有能量消耗，也没有能量转化。
诸多社会颁布的婚姻、语言、经济法规产生了类似的“魔物”结果。每种生存方式的展开都遵循一个确切的方向，生物群体在组合体中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这些组合体是由于构成它们的整体体系而延续下来的。如同在麦克斯韦的魔物所操纵的两个空间一样，衡量由无度代替，相异性由同一性代替。选择过程使得这种“剽窃”成为可能，而“剽窃”的历史性结果，是文化与自然的对立。
根据这个理论，经过一段时期在“自然”的未开化人群中的迟疑不定之后，人类社会产生于有机界的、动物的、个体的事物中，正如产生于一种虚无或一种混沌不清状态一样，并与之相对立而存在。原始状态表明了我们特有的现实的缔造者的对抗与区别的起源。与其说它表明了开端的时刻，不如说表明了分裂的时刻；与其说它表明了人类集体状态的特征，不如说表明了基于被认为是一种偶然或微乎其微的事物的产生和繁殖。从前人类到人类，人们在社会准则与复杂事物的范围内进行着模糊不清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被描绘成最完善同时也最复杂的社会。在每个发展阶段，这些社会都可能包含更少的自然和更多的文化，同时总是大大削减前者以推进后者。它们的特殊及单一性使人寻找独特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到唯一的事物中。社会的优越性就这样变成解释性的要素和用来解释的现象。所以，人们总是尽力通过既论证其永久性又论证其优势地位，以此来阐述人类关系的构成。
我们已确认了这点。社会的出现与一种必然性紧密相连，这种必然性要求战胜动物性，避免在自然的“漏洞”未堵塞、缺陷未修正、冲动未制止的情况下重蹈覆辙。社会通过对个人强加的纪律性，使之独立于他人而达到成长的目的。不仅有机体的杂乱的特殊结构，混居的关系，而且还有世界上的日益贫乏的资源和日益增大的人群侵扰，或者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些都成为缺乏或者威胁的理由，它们曾经需要而连续需要从我们方面有一个强有力的、集体性的解决办法，以便填补这些空白，或者减少这些过剩。人类群体强加的禁忌、风俗习惯、法规制度都引导向与对仍然存留于自身的生物本质，反对其个体行为的无把握性。
如果世界和我们本身的一切都已和谐地运转，那么社会现象可能将毫无理由变得独特而突出了。对相互影响的关系进行的调节、控制的强行规定，既是对在动物范围内还没有解决的普遍问题所给予的解决办法，也是为迎击我们的对手而设想出的补救措施。控制与调节把依赖于它们的社会定义为对一切本能的心理倾向的“否定”。它们也把社会确认为“附属”的现实，这是对它的起源、它在除人之外的所有生物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言的。在人的心目中，社会在杂乱的、矛盾的倾向面前，在种种需求面前，保证平衡与和谐；它体现着在人的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体现着与自身之外的近亲的协调一致。不过，即是在这些情况下，它仍然是一种再造的现实。
二、“有伴相随”的社会与“形单影只”的社会
可以说，无法想象在两种现实秩序根本对立的基础上建立法规制度的优越性与长久性，准许通过演化的过程发现关于本能和原始混乱方向的积累的答案，这即是对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形势的补救办法。所研究的实例证明了一种永恒不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明中已经存留不多，但是恰巧可以通过它去触摸自然的或未开化的过去的特征。在人类或动物生活的任意阶段，人们都把无亲缘关系、无规则、无历史、无文字、无阶级的传递社会与有亲缘关系、有规则、有历史、有文字、有阶级的非传递社会相对立。
只有后面的这些社会看起来似乎才是真正的社会，而由于其种种缺乏，前面的社会则笼罩着诸多可疑的因素。从此，转变的观念变成了基本的观念，把有缺憾的集体引向创造人的集体的优越性，并把这种方向作为一种必然。从这样的前社会的或非社会的状态，到完全的或非自然状态的飞跃，导致了谓词形成的结构中缺少的因素。描绘为到达这个重点和这个目的而遵循的道路，相当于描绘文化或人类的起源。突出出来的差别则是由于所选择的因素（规则、亲缘关系等等）的特征而得到解释的，这并不是阐述孕育了这些因素所用方式的固有差别。难道我们不应该一想起目的地就考虑到出发点，而且一想起出发点就考虑到目的地吗？
不管所研究的种类如何，先于我们的那些社会群体都有其自身规则、有其等级制度，有其交际手段，尤其历史运动，当然，这些与我们的是不同的，不过又是相当的。它们的石料不是迎客石，而是奠基石，是完整建筑的基础。它们的未来变化总是遵循好几条可能的轨迹，经受多次中断与退化，最终才获得好几种十分确切的解决办法。其未来变化的组织结构是由整体上的系统转变构成的。也就是说，它们经受间断和对立的考验，重构连续与一致，引起相互取代因素间的接替。人们给予了如此重视的增加与减少是属于一些附属的结果的，而各种各样的转变只是真实运动的形式上的反映。无论关涉到为了同一目的而采取审慎的行为，还是个体的共存，或是对本能的调节，在真实运动的内部，偶然出现在人类范围内的事物在动物范围内都有其对应物。其中，人类的性禁忌并不是由其客体引起的。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些禁忌甚至显然力求在放纵，只不过有一些特有的理由将禁忌的栅栏冲得七零八落。
一个社会的过去并不是内部的或外部的自然：这是另一个社会。我们已习惯于我们的生理学、解剖学“出身于”灵长类的生理学、解剖学，所以我们还应该适应这于我们的社会本身也一样的观念。从所观察的某个方面知道物质世界或生物世界，人类社会的连续性、独立性是肯定的。其特殊结构是“约定俗成”的；其他的物种中，其他的特殊结构在环境与机体关系上则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并且因为这些特殊结构是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演变进化才逐步形成、固定下来的，所以，它们有可能获得使缺其不可的惯性因素。因而，一旦时间与行为已社会化，它们就决定着随之发生的事件与行为的性质，并把它们纳入接连不断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中。两性、世代及后来的社会学上的诸多范畴，它们的各自位置在行为、规范谱系中被反复改变。
在每个阶段，都形成了一种新的内部协调，形成了与所涉及的客观因素的一种新的符号。在这种连贯中，任何一个社会都既不比另一个更“社会”，又不是对于灵长类而言的“人的社会”，也不是对于未开化的人群而言的“现代人的社会”，如同一个电原子不比一个化学原子更加“原子”一样。即使我们了解得很少或者即使我们了解得不正确，也很可能而且也一定有过更好或更可取的社会。人们猜想，我们的社会群体比灵长类的更好或更可取；但在某些人眼中，未开化的社会群体似乎更好，或比文明的社会群体更可取。把它们列入自然的方面或者是社会的方面的这种倾向，来自于这种信念：确信我们有能力估量一种完善度，因为我们了解其中的最低点（零点）和最高点（一百）。
我们要承认，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因为它建立于不稳定而且随意的迹象基础之上。至于表明完善的状态方面，这些迹象的价值是于观察者有关的，也受到时间观念的影响。社会间种种差距与异质是通用符号：分析它们是自不待言的。不过，我们受到同代人或前代人的判断的影响，还是不该由我们建立等级和评价它们的性质。同样，我们也不能决定一种语言之优美，并不能因为我们讲这种语言很流利，或者由于这种语言拥有更丰富的词汇。如果以分类法的观点看，至于所有社会的功能、结构及对形成它们的环境的适应方面，它们都同样为社会。那么，最好在一种承接中理解我们的社会，这种承接是在生命之树上很早就开始的，而且最好突出灵长类的社会群体。
换句话说，它们的联合社会群体属于我们的历史。有这种猜测使我们不必创造关于原始动物群或不稳定的原始游牧群的生存方面的故事，下文表明了这点：“在一个永远难以解释的时期，大概是通过言语，这些前亚人类群体在其他的我们面前发现了我们，发现了我们拥有了女人和事物……从这个时刻起，社会就从自然中显露出来。”但是推测具有真实性：联合社会群体已经先于亲缘关系的社会群体，已经被亚人类采纳并被完善了，所以它是一个进行有效比较的出发点。
其次，这促使我们看待所出现的集体生活的最初境况，就像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承接，——而不属于过渡——仅此而已。除非这是一个奇迹或一种自发生成的结果。不然，这样的社会制度的变化则是一种形成与转变的运动。这种运动与革新的因素，在有所改变的背景下，保存它代替的社会制度的一些特征。从某种角度而言，古代的奴隶制经过封建制度时仍在继续，而且并非随着资本主义而完全消失。同样，亲缘关系社会的诸多因素不一定都是其创造物：当一些从未出现的因素融入一个古老的、前亚人类的组合中时，产生与同行和团体关系社会的某些因素在新的组合中被重新利用了。关于族外婚和禁止乱伦方面，我们将发现这一点。尽管如此，所发生的变化却是从动物群体到人类社会的转变，从非特有的最初的人类社会到特有的另一个人类社会的转变。这些事实，即是一个双重变化——灵长类与人这两个种类共同的“社会组织”变成了惟独属于人的社会组织，变化具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特征。实际上，它是由于巨大动荡的规模而变得非同寻常，而不是因为可能关系到一种绝对的开端。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原始状态中习惯于看到一种开端、一种裂变，通过减少最初的混乱和填补空缺已在有脱漏的体制中建立一种秩序。如果人们把这种原始状态与自己的过去而不是与我们的现在进行比较，那么，它其实是姗姗来迟且演化进步了的一种状态。从社会到自然的差距，被看作把社会从它在自然中的起源并分离开的标志。这些差距表现为从社会到其本身，再到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差距，这都是许多转变的迹象。简言之，在有文化之前，没有自然；在有人类之前，没有人，因为人在以非生物学形式显现出来以前，人没有以生物学形式先于其本身而存在。
具体地讲，实际上人总是作为一个社会生命存在于自然中，又作为一个自然生命存在于社会中。罗伯特。罗兰写道：“自然秩序是环境秩序，所有生物种类生活其间，逆它而在，靠它而存，它不是对文化的一种否定或一种颠倒的文化，同样，文化也不构成对自然的一种否定或一种颠倒的自然。从生物学的某个观点看，每个种类（包括人类）的自然都是其特殊的生存方式及其文化。”说实话，社会的运动已经变化了，自然的运动也变化了。如果从它们的整个演化中，从它们在人类历史中来考虑，绝对的间断性和假设的外在性则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人们看到，社会频繁不断地跃出自然再回归自然；人们可能会把它们所有的相互影响的感应在不同的背景中进行比较。
在每个时期，人都再现它们的对抗，规定它们的新界限，给它们之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增加不同的“人为”影响，设立不同的交换方式，然而并不离开自然或包容社会，因为人不能使自己同时属于它们之中的一个或与其相对立。说明人类中的一部分离自然状态比另一部分更近或更远，这对于最初的过去比对于演变了的现在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因而，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证实人是唯一的生命，这是徒劳的，因为（而且这个事实没有任何不体面之处）人固有的社会与自然处于某些种类在全世界进行的一系列创造之中，而我们人类，可能是其中最新近的种类，但绝不是最后的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