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乱伦，对文化的威胁
1.大恐慌
“如果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发起了战争，那么，这可能不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人们所看到的战争，而是另一回事。”
——拿破仑《给古尔戈的信》人类秩序全部是对禁止乱伦的尊崇。为了阻止与集体利益截然相反的习惯做法，建起了可以长期预防对过去状况重现的障碍，强行中止本能的巨大威力。禁忌与过去决裂，冲动服从于惯例的约束，所以它缓和了紧张状态，为文化提供了支柱，正如所有民族感受到并避免的对乱伦所证明的一样。乔治。巴塔耶写道：“于是，在对乱伦的憎恶中可能存在一个表明我们作为人的因素，而且由此引出的问题可能是人本身的问题，因为人在动物性中加入了人性的东西。”
作为凝聚着整体成员关系的错乱与解体的迹象，乱伦也证明了把父亲与儿子对立起来所造成极大伤害的竞争，这时男人一致希望占有女人。从其境域范围上，开始显露出不利于生物学亲缘关系的迹象，理性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决裂了，又回归到自然之中。乱伦引起了恐惧，这种恐惧是应该分离的东西的混合、违犯规则的行为、相应对惩罚的威胁等现象所固有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依据我已经提出的那些观点，如果不否认这点的话，我应该否认用来解释人们对乱伦谴责的理由。其实，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推测各种社会群体最初的未分化状态、个人偶然的性结合或者具有严重影响的经常发生乱伦行为的可能性。我也不会事先假定，现存的混乱或混乱的威胁已经要求予以禁止；通过引用乱伦的真实或被推断的有害后果，我更有理由拒绝阐述其起源。这里所涉及到的恐惧就没有理由吗？难道它不是意味着重返杂居、放弃文明的动物报复人类吗？应该承认，虽然关于其影响所显示出来的可靠性是有争议的，但是关于其奥秘还是深不可测的，其根源模糊不清。弗洛伊德指出：“我们不知道乱伦的根源，甚至不知道朝哪个方向探索。”我们当时拥有的唯一线索显然是由禁忌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我们已经发现了两条介入线索：它通过把两性置于各自的活动范围来区分它们，并且为了接纳奥义传授也是通过接纳奥义传授仪式，尤其是把男孩从母亲那里分离出来；它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等级关系体制。因而，应该从被禁止行为影响的角度，在男人群体与女人群体之关系的背景下，考虑这些行为。人们将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细节。非但如此，鉴于过去和现在的理论家都普遍研究过关于男人群体的内部关系——儿子与父亲对立，但为了拥有女人，他们又联合，等等——而且这仅仅是从男性角度出发的。人类学家吕克。德。赫施声明：“我们只从男人的角度研究，因为似乎可以被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据十分肯定的是，婚姻的规章条例基本上是男人的成果。”
如果禁忌被认为是区别和等级的支持者，并与诸规章条例逆向地显示出来，那么人们在集体精神中几乎到处都能觉察到威胁与未来有关，而不是与过去有关；人们惧怕的并不是混乱的再现，而是现存的秩序的破坏。禁忌并不转向曾经存在过的又再现的一种危险；其目的在于避开作为一种可能性而笼罩着的危险。它不是用于控制性结合，也不是用于把血缘的生物群体转变成社会群体。
严格意义上讲，很难勾勒出唯独为生物学的一个群体的轮廓。无论种类是什么，所说的群体都指的是一种必然的社会性程度，而且，禁止乱伦的规范的出现并不因此而成为必不可少。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人都不是面对不具备文化的生物，而在限于血亲关系的一个家庭中，即使性伙伴的选择不受操纵，性行为也操纵着婚姻结合体。根本不必要制止杂居，因为它既不曾处于最初阶段，也不被预料处于违犯恶化事态的转弯处。当人们把对各种歧视行为的禁止，对偏见的禁止以及成文法相提并论，而不倾向于保存一种社会差距时，由乱伦引起的强烈反感就更加清晰地烘托出来。对北美洲黑人的种族偏见伴随着奴隶制开始；反对贫穷者的分开或秘密的隔离规则以富裕与贫穷间难以消除的对立为基础；贬低体力劳动者而抬高脑力劳动者的观点，出自对两种劳动形式和从事这两种劳动的人的地位所进行的区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从一开始起，区别与不均等就呈现出来，而且，为了证实其中的种种表现，人们以某种迹象为借口——颜色、衣服、地区、言语、手或大脑——然后，这种迹象被合理的确定下来，并得到发展。
每人都清楚的看到——由此产生了觉醒后的大恐慌——秩序利用约束、选择、限制产生的秩序，提供另一秩序，这种否定只能是解放、开放、放宽。历史已经大量的记载了这种现象。相继出现的男人集团，主宰者阶级，曾经生活在长期不断的烦扰中。那时，仆人可能拒绝服从，奴隶可能起来反抗，仇恨可能爆发在光天化日之下，变得不顺从的生命工具可能转向其特有的目的，财产可能从个人手中被夺走并归还给集体，外国人可能吞并国民、野蛮、低级的种族可能不再接受指定给他们的命运……
为了保护差距，使人尊重因性别而异的义务和特权的等级而规定的禁忌。与这种禁忌形成对比，乱伦则显示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侵蚀并削弱等级，破坏诸多等级地位的精密结合，颠覆男人联盟的基础，否认依赖于此的伦理学。乱伦的可能性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脆弱性。一方对另一方统治的脆弱性，表明了各自处境的不稳定性，表明了一种合理的超理性基础，而这种合理性的目的仅仅在于保证集体中的一部分控制另一部分。一想到人们可能推翻等级制度，修改其中的标准，上层男人们，即索性成为人类之精华的部分，就感到胆战心惊；一看到底层的人提高嗓门，奋起反抗，经过屠杀与掠夺，在悲壮而欢乐的庆祝活动中，宣布摧毁了在上层领域花费如此多心血所建成的完善的上层建筑，上层人物就感到提心吊胆，而只有这后一种惶恐不安才与前一种不相上下。
违反禁忌有许多迹象，而合适的做法是，动用所有的智力和权力手段来阻止它。自从存在具有主宰者的社会秩序以来，这种恐慌就始终如一地表现着。结果，人们可以认为，它构成了行为本身的心理上和思想观念上的伴发症状之一。通过这种行为，他们窃取别人的权利，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别人。每时每刻，服从者都会感到恐惧，提醒他们有“违法行为”的存在，他们感受到混乱无序造成的威胁，即“男女关系混乱”造成的威胁。这是表示“乱伦”的中国汉字从字面上所指明的意思。简言之，像永恒的巴别塔①，即语言混杂不清的场所造成的威胁。违禁的人超越给他们划定的社会界限，许多传说表明了这种暴力，即动物变异的原因，它把人变成猴子，同时使人想到人们蒙受的屈服与被禁止的行为，顺从于引诱者行为的危险。沉湎于乱伦相当于消除差距，使男女平等：这正是变形为魔怪的化身、重现的杂居、传说中的动物性所展现出来的。
①巴别塔为《圣经》中诺亚的子孙没有建成的通天塔，这里指可以听到各种不同语言、人声嘈杂的场所。
——译者注
如果这些威胁、这种恐惧已促使某些人推断出，杂居、畸形、动物性属于人类的过去，那么这些人仅仅是遵循了思辨的纲要，而不是事实的纲要。在充满着包括男人与女人群体的对抗和不确定的诸多现实中，禁忌似乎是一种暴力，它使他们的关系改变方向，并且给予乱伦一种火药味，这是对于在集体生活的各个阶层都认可的一项对法律的解除。乱伦是法律直接针对女性可以挥动的武器，这是女性可以推翻的由男人并且为男人所安排的世界的能力象征。为此，女性同时需要阻止亲属关系准则的作用，留住儿子而不是交出儿子，拒绝成为向男人们的相互性敞开道路的客体对象，成为不公平交易所欺骗的性伙伴。破坏男性的权力，使之感到针对这些女人实施权威给他们带来的悄然无声却并非无效的剧痛——但愿人们想起哈尔比亚似的妻子、带齿的阴道这些广为流传的离奇的幻想——乱伦并不是达到以上目的的唯一行为，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集体共鸣的唯一的行为。
2.俄狄浦斯与安提戈涅
俄狄浦斯悲剧，在我们的所有神话传说中均取得了中心地位，没有什么比这部悲剧能更好地表达神话奥秘了。破解的两条谜以截然相反的结果概括了其发展过程。第一个谜，至于其效果及其含义则晦涩难懂，是在与斯芬克斯相遇时提出来的，这也是碰上了实际上的禁忌、通向底比斯王位的道路上的障碍，与母亲结合的阻挠。通过屈服于她的考验，人们从她那里认识到了用于定义男人的权力；他有别于动物，脱离于女性因素。同时，人们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奇特的女人提出她的谜语：为的是确保充分具备禁止行为之前的先决条件，并指明能够触犯禁忌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是一个混合体，半人半兽、半男半女，又如某个提瑞西阿斯。对悲剧角色的审查与筛选，证明了乱伦是可能的，而且只有从乱伦成为男人的一种行为的那一刻起，它才具有价值。它被包括在人类社会中，而当动物本能的混杂与未分化统治着斯芬克斯在那里仅仅是一个凶残的女人世界时，它又被排除在外。凭借这种壮举，俄狄浦斯给他成为国王的那个城邦带来了繁荣。
第二个谜是他的出生之谜。诸多灾难降临底比斯，迫使人们追查罪魁祸首。种种推测的线索不断逼近俄狄浦斯，这引导在他的过去中去发现：他是谁？他是怎样成了臣民的灾难的？他这样获悉了我们所熟知的内情：他杀死了他的父亲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而娶了他的母亲伊俄卡斯特。弗洛伊德断定，两种罪恶是由与父亲的情敌关系的竞争心理和对母亲进行乱伦的欲望导致的。这些因素仅仅与男性角色有关：欲望与竞争这两者当然不占据悲剧的首要位置，它们只是外表皮层，可以不顾及全局的随意被割裂。悲剧凝结了俄狄浦斯父母乍看起来不可避免的对立。为了反抗命运的预言——将死于可能会娶自己妻子的儿子的手里，因而就失去父子关系——拉伊俄斯下令杀死俄狄浦斯。而俄狄浦斯的母亲竭尽全力阻止了他的这种厄运。她阻碍男人的法令，造成了男人的死亡。父母的企图是相互矛盾的，而每个人都竭力借助孩子来达到自己反对另一方的目的。拉伊俄斯明白，他不能完全支配儿子，而他儿子继续生存将会给伊俄卡斯特带来权力；伊俄卡斯特清楚，只要救了儿子，她就会毁了拉伊俄斯。俄狄浦斯娶伊俄卡斯特：对他来说无辜的东西——结婚、生育、获得王权——对于知道亲属关系秘密的那些人来说，就是乱伦。首先，作为母亲，她不仅使这一行为成了可能，而且当悲剧发生时，她还努力遏制见证，劝俄狄浦斯不要刨根问底。她要他缺乏理智：让他用无知来实现盲目的人生，让他一旦明白就对命运麻木不仁。王后是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所发生的一切与俄狄浦斯无关，而是在她与男人，即俄狄浦斯的父亲之间被决定的。另外，在所有人看来，是她带来了灾难，颠覆了城邦秩序，并且将引起最严重的后果。
悲剧中，有两个特别高潮的时刻。一个是一句能够给定却没有被认可和难以理解的死亡的时刻：很明显具有传授宗教奥义的含义。在父亲失败的地方，母亲成功了，因为将宗教奥义传授给儿子的人借助于死亡而繁殖出他，拥有他。通过对法律的违背，女人在男人失败的地方获胜了，并且成功把儿子占为己有。儿子怎么可能没有早就感受到危险的气息，感受到围绕他的敌对状态呢？生存与死亡共在的惯例更加激起了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女人这样，因为那里肯定了她的服从；男人这样，因为他从没有完全确信过，他的正当权利将得到尊重。然而，孩子感到自己有决定自己生存的一笔交易的中介人和赌注的权利：他知道，在父母追求每一个命运并且在他身上看到另一方的范围内，他们联手对付他。正是死亡冷酷的前景从周围紧张状态中涌现出来，这基于渗透到他仪式中的一个人的吸引力或竞争力。那时应该死亡的人就是俄狄浦斯，而且是出于他们的意愿：“还是让我安居在山区吧，安居在这个为我的命运所在的西岱龙山脉。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甚至在他们生前，就把它指定为我的坟墓：因而我将由于想要我死亡的父母而死亡。”
第二个高潮时刻是孩子的死亡。真实的死亡，传授宗教奥义却被挫败之后的死亡，这导致了父母的毁灭。父母是他们竞争敌对的牺牲品，尤其是起来反抗由男人预测事件进程的母亲造成了这一切。拉伊俄斯试图阻止乱伦：他的生命、他的权威取决于此。相反，伊俄卡斯特为乱伦创造机会，是她及其随行者希望这样。俄狄浦斯杀死他父亲，这时他实现了神谕，也实现了其父亲曾想要避免的命运：他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主使人。他杀死他母亲，这时他变成了她曾经选择的命运的元凶：她当时知道，如果嫁给她儿子，她就会遭受最高程度的惩罚。因为已经试图推翻事物的秩序，女人自取毁灭，对她来说，这是抵制男人秩序的唯一办法。只要俄狄浦斯自己仍然活着，他就会使早就引起死亡的人遭到死亡的厄运。因为父亲跟他发生争执，母亲把他当成丈夫，这些是复仇企图和想要维持两性之间的对抗的企图。责任，他们共同承担：“灾难爆发了，并不是由于单独属于他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他们夫妇两个共同的所作所为：是女人与男人共同酿成的。”
对悲剧的回顾，向我们披露了作为一种“脱离”的禁忌。因为猜对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俄狄浦斯脱离了女人世界。追溯过去，他发现了奥义传授是一种把他占为己有和把他毁掉的手段，涉及他的父母之间的冲突。问题涉及到的不是由儿子占有母亲，恰恰是由母亲占有儿子；换句话说，禁忌跟母亲与儿子的远离有关联。
第二条线索就是悲剧本身的线索，一旦犯下乱伦，这条线索便表明乱伦的理由及其结果。如果性结合充当了理由，那么乱伦似乎尤其是作为推翻束缚女人的等级制度的企图。伊俄卡斯特的种种行为受着这种目的的引导，而且她的死亡象征着一种牺牲。居然她拯救了俄狄浦斯，而且导致她丈夫的死亡，又把她儿子当作丈夫，最后走入绝境，但是，她还是确保了其女性血统的永恒性。违反了准则之后，各种地位身份将处于混乱状态，女儿占据儿子们的位置并取代男人们。是她们陪伴其失明的父亲（这里是指俄狄浦斯）在科罗涅过流亡生活的。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幸之后，受到了几乎是神圣的敬意。俄狄浦斯认识到了对换：“啊！对于埃及的风俗习惯来说，以这样的天性和这样的生存方式，他们那些人得到了很好的塑造！那里，男人留在家里织布，而女人却不断地外出，给他找日中食。对你们来讲也是一样，我的孩子们。而当收到如此关心的他们的那些人，像女孩们一样看家时，是你们取代他们的位置，艰难地承受着你们可怜父亲的一切不幸。”
侮辱是很严重的：当时一部分希腊人一直把手工业劳动看作低等的、属于女性的劳动，正如在农耕劳动背景下进行的手工业劳动一样。而这时，只有农业被认为是与男人相适合的，人们对进行家务劳动的男人嗤之以鼻。这些就是父亲弃置到女人行列的俄狄浦斯的儿子们。布肖人的最初的神话传说阐明了对换的意义。他们神话中的祖先伍德在迷狂中违背了禁忌，他的儿子们对他的荒淫和猥亵仅仅予以讥讽。相反，他的女儿却扔给他一块遮羞布以便掩盖他的裸体。当伍德得知他们的行为时，就赶走了他的儿子们，并且迫使他们接受奥义传授仪式的考验；他把女儿们变成继承人，而且为她们确定了母系氏族制的血统。人们可能会猜测，俄狄浦斯是否在排斥他的儿子们而厚待他的女儿们的时候创造了类似的对换机会。这种机会由于他曾经对禁忌的不尊而变得可能有必要。悲剧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保持缄默。
乱伦的本质——男人的权威陷于危险境地，而由女人转变规则——通过安提戈涅这个人物被揭露出来。她的母亲伊俄卡斯特，在否定的时刻，代表着这样的人物：她在对禁忌的迷茫中行动，对法令实施诡计，但对所发生的事情无从选择，也不正面对抗她与之斗争的那些人。有这样一种说法：盲人眼盲心不盲，正常人却有眼无珠。在安提戈涅悲剧中，大家心明眼亮，一切显而易见：呈现在每人面前的种种选择、冲突的对象、赌注，以及乱伦的伪装不再是必要的，以便作为俄狄浦斯女儿化身的女人起来反抗男人的法令。她的叔叔，后来成了国王的克瑞翁（即俄狄浦斯要求自我放逐之后），对此很理解。安提戈涅引出了他的长篇大论：“相反，没有比混乱更有害的祸患了。是她丢掉了国家，毁坏了家族，战争之时解除了联盟阵线，随后导致溃败；然而在得胜者当中，那么是谁拯救了众多的生命呢？纪律！所以，适当的做法应该是拥护为了秩序所采取的措施，而且，以任何代价都永远不要向一个女人让步。如果有必要，最好是屈从于一个男人，以便消灭使我们听凭女人吩咐的声音。”
人们可能不会更清楚地揭露潜伏在混乱中的危险；这是因为女人能够对主宰者的亿元提出异议，能够显示出她的权力，甚至能够发号施令。安提戈涅不仅仅是拒绝服从法律的女人，而且是抵抗男人们的女人。与她妹妹伊斯梅涅进行对比，更加突出了这一点。伊斯梅涅提出异议，她反驳道：“首先，你要懂得，我们只是女人：自然创造我们不是为了与男人作斗争；其次，你要懂得，我们要屈服于主宰者，而且，从此我们被迫听从他们的命令。”安提戈涅不接受这种观点，她的所有行为都证实了这点，这些行为都是由同一愿望而获得灵感的：“你的选择已定：生存，而我的选择是死亡。”不久以后，她这样反唇相讥。生存，就是服从且放弃斗争；死亡，就是拒绝服从且可能失败。
她是个叛逆者，断然取消国家的准则——男人的规范——代之以其他的准则及对她近亲的义务，这激起了克瑞翁的恼怒，气氛乃至强烈反对。国王甚至同意他儿子，即安提戈涅的未婚夫的死亡。他就他儿子本人而提出看法：“在我看来，这个男孩成了女人的保护者。”或者说：“啊！呸！多么卑鄙！竟然听从女人的吩咐！”而就安提戈涅本人，他表示：“如果她在这里大概可以不受惩罚的享用她的胜利的话，从今以后，不再是我，而是她当男人。”然后，当悲剧达到高潮时，他又说：“好吧，这样看来，如果你必须爱，那么去地下爱那些死鬼吧！我呢，只要我活着，就不是一个女人来命令我。”这是一项可能中止禁忌的法令，因为，如果安提戈涅打算埋葬她兄弟波吕尼克斯的尸体，她就可能犯下象征性的乱伦，这是克瑞翁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允许的。
因为克瑞翁顽固地反对混乱，而局限于法律捍卫者的角色，所以他杀死了他自己的儿子。由于这个儿子已经接受了一个女人的迫切意愿和诱惑；这样，他就结束了由杀死其父亲的俄狄浦斯所开始的故事，而其父亲是另一个女人的秘密阴谋的牺牲品。在调动天下所有力量来进行预测的命运记载中，是通过男人与女人的差异、父亲和母亲的界限，以及在儿子被接纳奥义传授中使之对立起来，从而确定各自命运的斗争等因素，才实现了乱伦：在调动社会各种力量颁布法律的记载中，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实施的权威，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提出保持沉默和服从的准则与义务的发言权，这二者位于对抗的中心，并且遭到不为人知的禁忌的反感。然而，这时母亲务必使谁都不违反保持沉默的命令，也不移动她已经精心布置好的游戏中的棋子；女儿则迫使每人都通过显示强行引入的安排，来充分表达自己。
她们的行为及其生存方式，使人联想起了存在着威胁性的乱伦以及游荡在禁忌周围的毁灭性冲动。男人与父亲在确定他们的权威与独立性时，一旦受到质疑，女人们可能会要求确定另一准则，即相互性。她们可能会对其丈夫和主宰者发号施令——拉伊俄斯隐约担心这一点，克瑞翁公开透露这一点——同时用妻子的谱系取代丈夫的谱系，破坏等级秩序。母亲可能拒绝交出孩子，姐妹可能拒绝跟她的兄弟分离，而且发生在父母亲及两性的竞争与敌对中的事情，亦即悲剧的中心，可能发生相互的接纳与共享。人们所恐惧的，如同一场灾难一样的东西，不是返回到与斯芬克斯一样凶残的自然中，也不是专横，而是由女人作为发起人或合作者而改变男女关系。起初，对抗力量很不平衡。安提戈涅活生生地被宗教法庭判处终身监禁，正如伊俄卡斯特因为对抗了她认为不公正的法律而走向灭亡一样：一个公开大胆的声明她的意图与隐痛，另一个篡改男人们为适用于自己而构设准则的规定。因为伊斯梅涅曾同意了服从，所以在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家庭中，只有她被忘却并幸存下来。
在阴郁的氛围中，悲剧吧家庭、国家聚集在斗争的核心，核心里的孩子们是赌注，男性和女性群体是主角，禁止乱伦是等级制度的原则。禁忌未受到侵犯，但却在进行侵犯，方式是打破关系等级，违反个人的本能倾向，以奴役地位为代价来宽恕他们，并且如果他们打算逃脱奴役地位，就剥夺他们的生命。禁止乱伦是由掌握权威的社会提出的，它宣布被排除在行使权威以外的那部分的自主性行为是有罪的，惩罚抵抗禁忌或违背准则的任何行为。所以，这不再涉及违反而是涉及混乱和恐惧，这是企图推翻时势和法律的观念，扰乱有关群体的各自社会地位的明显标志。
根据这种阐述，而且很久以来，众多群体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点，并不是禁忌结束了混乱，抑制了冲动，相反，所谓的混乱终止了建立于两性最初区分基础上的禁忌，而禁忌的作用在于加强和延伸这种区分。禁忌不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它指出了混乱固有的潜在性，这存在于强制规定的秩序内部，存在于驱逐暴力与压抑的范围内，以及一切有规则特征的行为都算作暴力的范围内。
混乱带来威胁，人类回归自然，自然的反抗激起各种恐惧。在这些因素之外，人们隐约看见的不是空白而是另一种秩序。拥有这些秩序的那些人，当时得不到享乐和权力，他们既没有分配也没有交换，他们还被拒绝给予人道与文化。
乱伦，确切地说，是这种可能性的目的和标志，即为了礼遇一个不同的规范而取消了被禁止的行为，是另一种秩序的导火线，而且，是沿着这个方向，我突出强调了，某些把乱伦变为其优越感标志的阶级集团接受了乱伦。在这方面，乱伦与在神话故事，即男人们的作品中，被看作与他们的统治对立的“女人们的统治”的情形密切相关：通常由神话故事提及的他们对女人的反抗，呈现出了预想的形象，并借助于“女人们的统治”的形式，即极为危险形式——他们的生理上的不顺从的危险。所以，女人应该服从一些“规范”。教育反复灌输给她们的那些准则，正如由男人们规定并设想的社会秩序强加给她们的那些准则一样，哪怕以她们的屈服为代价，还是提供了其他准则的象征和保证，而她们的生理特质表明了使社会节奏与宇宙节奏相结合的那种关联。
这种统治所引起的恐怖气氛，清楚地证明了，禁止这种统治则使植根于持久的统治关系中的职能不是建立相互性，而是加强独立性；它用于保护与自然完好的决裂，不如用于防止各种社会关系的转变；它的目的远非借助于法律消除暴力，而是通过暴力捍卫法律。如果撇开最初杂居的这种前提，我已阐发的理论就根据分离与等级的原则，突出了两性之战。人类秩序的实质，并不是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威胁到了集体规定——在这方面，动物表现得更为谨慎。秩序的条件是一种紧张状态，这是由它控制下的那些人的反叛带来的经常性的困扰，以及由它的受阻而带来的变更这两个因素造成的。
二、永恒的礼物
在1932年4月30日寄给玛丽。波拿巴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作出如下评论：“十分奇怪——但是，这可能是能容易理解的——人类最强有力的禁忌是最难进行论证的。这是由于证据是有文字记载历史以前的，而且在人类的过去就有它们的根基。对于乱伦来说，情况与人吃人的习惯完全相似。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在现代生活中不用把人杀死再把他吃掉，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理由食用其他肉类而不吃人肉。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完全不可能。乱伦并不那样遥远，而且实际上，它十分频繁的发生。归根结底，我们可以体会到，如果乱伦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进行，那么从社会关系上，现在与过去可能同样有害。是这种社会罪恶构成了以禁忌为装饰而成为如此问题的事物核心。”的确，任何群体都没有在广泛的规模内进行过乱伦，所以，很难估量其危害程度；而且，既然涉及到一个这样古老的现象，所以，很难提出一条理论用以准确地分析其普遍性，阐述其各种形式。只要每个理论面对它所提出的问题都不矛盾，那么每个理论最终都会得到能证实它的种种事实的组合关系。对于我们来说，禁止乱伦总是与时代及两性的等级和差距相关联的。各种社会很难抛弃与之适合的制度，他们在其上及其周围进行建设，如同现代化城市从旧城地基上建立起来，阻塞或疏通旧城的交通要道，把旧城的规划方案、建筑、资料占为己有。
把这样的情况称作遗迹、旧习或者惯性等等，也许并不准确。相反，新事物汲取旧事物，改变它的功能，赋予它新生。经过调整、精炼、表现以后，心理上形成的条件反射、神话故事、言语、姿态与在其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条件反射、神话故事——甚至哲学或自然科学——的言语走向同化，并且对于生活在另一时期，另一社会中的人则变得可以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完全正确：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物不必再进行论证，但是，乱伦却仍然是一种威胁。乱伦维护着男女关系，这种差异在实践上甚至在理论上允许男人而禁止女人具有合法或非法的多配偶，禁止她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年轻人进行配偶结合或性交。成年人要求年轻人遵守的法律中，在关于孩子问题与父母形成的竞争中，我们使两性的对抗永远延续下去。婚姻和家庭生活服从于禁忌的绝对必要性。
可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禁忌已经有了新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与在曾经产生它的社会中当时具有的意义和作用不相同的。这种变化，开始是隔离，然后把它集中到性关系上，接着把它建立在家庭与社会的对立中。其实，最初禁忌就已结合了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联盟与排斥。
夫妻关系象征着在由许多法律统治的社会活动中的凝聚点。兄弟或父亲，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应该与谁断绝关系以及他们不能做什么事情，同时又不知道交易中潜在的合作者，就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与自己的姐妹或女儿断绝关系。我们既不再生活在赠品的控制下，确切地说，也不再生活在异族通婚中，因为什么也没有，准确地指明和谁结婚，因为嫁娶的是相似的，也不是不同的个人。当一种迹象存在的时候，它与亲属关系或与谱系以外的一些因素相符。异族外婚和族内婚从此将被单性生殖所取代。
正因为如此，乱伦是可能的：不仅仅生物学上的危险不存在，居民群体的流动性及规模留意到这点，而且违犯行为丝毫不阻碍社会的良好运行，这个社会服从于所有制及国家权力的原则。远古社会，在与父母亲的联盟网紧密联系的家庭中，出现了基本构成单位和典型及其支配者。从生产与繁殖的角度看，社会生活是婚姻问题，而婚姻是社会生活问题。对乱伦行为的禁止，与一个群体同一个群体结合的行为有关；而不是与把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一个个人与另一个个人结合的行为有关。差异对集体关系的整体，与物质世界的交换、并且从一个更低程度上讲的个人的平衡提出了质疑。我们现在的社会将会受影响，将消失，这不是发生在父母与孩子、姐妹与兄弟将有性关系，甚至是合法的父亲关系，两性将享有相等的权利，男人将失去对女人及其孩子的权威的时日，而是发生在对私有制的侵犯使市场上的交易变得不可能，贸易、工业、治安管理将不再适宜交换、生产、保护利润或国家的时日。
我们颁布为普遍性的，即准则中的准则，只是一种限制，即群体之间交换的反面，男性与女性结合的否定，它对实际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影响。因而，说社会和文化与禁忌不可分割，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考虑到属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特征，我们不能免去禁忌，而且这仅仅存在于给确保安全的亲缘关系作庇护所的家庭领域，同时约束有限的群体和亲近的个人独立，这种说法可能更恰当。简言之，禁忌更多与个人相关，甚于它与集体的关系。在一个古老的社会，正如在一个动物群体中，区别生物学上的成双成对的结合体，生物学上的个体，自然的畸形现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相反，在那些文明发达的社会中，鉴于其构成要素及其表现出来的层面，成双成对的结合体、个体、两性之间交换的畸形现象都可以被看作生物学的。这里，表现出私与公、有机界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之间的鸿沟。之所以禁止乱伦有这种重要性，之所以它发挥着这种魅力，是因为人们把它置于私有领域的中心，同时把它与公共领域对立。而无论被禁止的行为已经发生与否，公共界的结构都丝毫也不会受到震撼。禁止乱伦成了分裂了的社交性标志，它被用于调节冲动，使本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并把两性的结合的机缘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如此而已。
禁忌不是永恒不变的，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不是普遍性的。不是所有的社会等级集团都遵守它了，也不是已知的所有人类都遵守它了。事实对于检验理论是很重要的。这些理论无法回复过去，无法在人们可以给出其中各种不同的解释之间以及在注定包括在将得到一种解释的各种现象间作出决定。这些理论希望在于探索中，这种探索能进行决断，并且只有历史才能成功地完成它，这是极有趣的心理与社会探索。两性与代代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处于动荡状态。我们仅仅从社会的全局变化和经济角度上理解它们。一切影响它们的东西，即分裂、服从、非相互性，其实质位于亲属关系中。埃米尔。迪尔凯姆曾说道：“家庭是整个集体纪律的关键。”而一个不触及这种亲属关系（即家庭）的社会体制，如果从另外的方面保证男女老少在经济上和公民权利上的平等，那么它就丝毫不改变男人与女人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基础本身。
但是，家庭在变动。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运动性和城市化使人类摆脱了严格刻板的关系状态，同时产生了杂居的状况；它们解除了社会的来自父母亲基本单位中对女人的独占，及来自父系血缘关系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压力使基础社会单位的重新组织变得绝对必要。农村人口的迁移，城市人口的集中，分散了从前一直生活在公共住所的家庭成员（直系尊亲属、旁系亲属等等），同时导致了仅仅包括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家庭核心成员的分散与隔离。父母亲不能再指望家庭其他成员的帮助，以便与他们分担监督、教育孩子的任务，而他们只好自己负责对孩子的抚养、保护、社会化责任，从那时起，父母的角色就增加了。这些职能本身从此以后被削弱：教育、生产合作、社会化，这些一旦被转移，就被分配到学校、工业部门、政治或行政机构。与此同时，生产环节中的家庭的重要性减小了，父母亲的权威同样也逐渐下降；父亲方面的权力与母亲方面的权力之间的差异在变小。的确，禁止乱伦是使两性之间对立和代与代之间的对立的等级制度的症结所在，如果正是禁止乱伦用于界定在把社会变为男人社会、女人被排斥在外的划分之影响下的个人，那么，任何想要重建或取代家庭，包含另一类型的两性和代与代间的关系（如同把他们区分开的差别一样）的试图，都不会是一种不平等，而且建立在相互性的基础上，其首要条件是禁忌的消失。
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可以进行乱伦——在一个具有我们的结构要素的社会里，乱伦的可能性远不限于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而且族内婚很少有机会出现——而是意味着禁止乱伦可能已被取消了；乱伦不再是用于调整个人结成关系的原则，而且其消极的形象特征不再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乱伦将是一种高等秩序的标志，在这种秩序中，个人将从与这秩序相伴而来的社会及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乱伦并不是代表一种灾难。很可能，乱伦同吃人肉的习惯一样：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勿需任何规则来禁止它。总而言之，乱伦可能不再是必要的，不比吃人肉习惯更必要。很可能，在人类的演化中，被认为绝对必要的这类律令，实际上只是以消失而告终的行为所造就的一些阶段。久而久之，人们终于认为这种行为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不大可能。或者，人们对这种行为的重视并不超出对个人建立的其他关系的重视程度。
相反应该证实，如果任何社会不强行规定两性的不对等，就可能不会存在下来——因为人类并不想要这样或不能够做到这点——或者，如果甚至在这种不对等消失以后，禁忌应该被保存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曾从事的纯理性的研究的论题可能仍然是纯粹的论题；因为，我们能够使事物保留原样，但是，我们不能使事物改变原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