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进一步发展的金文
春秋、战国时王室权力衰落，列国的青铜器物增多，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已趋简率。铜器上有铭文的较少，无铭文的很多，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春秋初期的金文与西周晚期金文很相近，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不远。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有特色，并带有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郭沫若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春秋中晚期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像《鄂君启节》《曾侯乙墓编钟》和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在战国中晚期，器物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铸刻在器物的明显位置（与商、西周铭文铸在器物腹内不同），起到了装饰作用。春秋战国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应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粗细划一的线条），圆润柔和，像《攻吴王夫差钅监》《秦公簋》《齐陈曼簠》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形。
商代的文字多见于甲骨，西周文字多见于青铜器（吉金），甲骨文、金文都是以附着之物来命名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则不同，文字的记事材料更为丰富，字体也更为多样，已很难再用文字附着的器物来命名。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一书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写照。
一、春秋吴王夫差矛
吴王夫差矛
中国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使用的一把青铜矛。于1983年11月在湖北省江陵县的楚墓出土，仅存矛头，此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吴王夫差矛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矛头为青铜铸造，长29.5厘米，宽5.5厘米。矛身与剑身相似而较短，有黑色花纹，材料为铜和锡，中线起脊，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矛体满饰菱形几何暗纹。正面基部有两行8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钅乍”。据专家考证，钅乍为矛属刺兵器。矛刃锋利。其铸造工艺之精细为同类兵器所少见。
吴王夫差矛铭文
二、吴王夫差钅监
吴王夫差钅监于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在山西代州蒙王村出土。为夫差所铸器。
春秋时期的书法出现了因地域而风格各异的现象，东南方各国的铜器铭文均有美化的趋向，或作鸟虫书，或作蝌蚪书等。而《吴王夫差钅监》却作瘦长形，字形、笔画不加修饰。文字显得质朴规整，线条均匀，起止尖锋。字距、行距较大，布局疏朗。已具后来小篆的雏形。
攻吴王夫差钅监
三、王孙遗者钟
该钟出土于“湖北宣都”，为春秋时期楚国遗物。上端略有残缺。其上铭文与常见楚国文字略有差别，字形瘦长齐整，笔画细长柔美大方，笔势趋于方折，由于线条的平行状态，整个铭文看起来极富装饰性。属未成熟的楚国书风。
王孙遗者钟
四、曾侯乙墓编钟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早期全套编钟64件，分三层悬挂在矩形钟架上，上层最小者高20.4 cm，下层最大者高153.4 cm。1977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钟架为铜木结构，钟体上有错金篆体铭文，共约2800字。这套编钟的发现大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生动地表明了此时期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辉煌成就。
曾侯乙墓编钟
五、鄂君启节
鄂君启节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是战国中期楚国器，青铜制成，形似剖开的竹节，是当时楚怀王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鄂君启节书法圆润秀劲，庄严肃穆，是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鄂君启节
鄂金启节铭文（拓片）
六、栾书缶
《栾书缶》是栾书祭祀祖先时盛酒的用器，高48.8厘米，口径16.5厘米。器身及盖各有四环钮，钮作斜角云纹。自颈、肩及于上腹有错金铭文5行40字，盖内铸铭2行10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为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来习称栾书缶。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执政14年，于鲁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将中军，卒于公元前573年。
栾书缶
错金相嵌铭文，始于春秋中期。错金铭文多见于兵器，铭文往往数字。像《栾书缶》这样长篇错金铭文，十分罕见。也是传世最早的错金铭文铜器。《栾书缶》铭文十分精美，铭在器物显著的位置上，具有装饰作用，文字异体较多，字呈纵势，线条圆润婉转，显得婀娜多姿。此缶无论从器形还是字体看，都属楚国作风，故可能是后来入于楚国的栾书子孙的遗物。
栾书缶铭
七、秦公簋
此器为秦景公时器物，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出土于甘肃天水西南乡，为西县官物。铭文均由印模打就，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
秦公簋
铭文字体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表现出强悍雄风，也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传神写照。
秦公簋铭
八、陈曼簠
《陈曼簠》高11厘米，口纵19.4厘米，口横31厘米，“簠”是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此器直口平唇、折壁、浅腹、腹两侧有耳，高足外撇，作放射式持撑。口沿下及腹部各饰不同形式的卷龙纹。腹内底铭文4行22字，记述齐国的陈曼不敢逸乐自安，兢兢业业做好职事，并为其考献叔作器。此器自铭为廐簠，铭文最后一字应是第三行的连续，廐簠是郑簠的别名。铭文字记述了陈曼为其皇考献叔作器的情况。
陈曼簠
《陈曼簠》书法规整秀丽、优美典雅，迹精劲谨严。用笔纵锐横方，结体多变，同雄重庄严的西周金文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为战国早期古文之又一体势。
从文字的造型和书法的风格看，都已显示出了向小篆过渡的迹象。它为研究金文向小篆的过渡提供了实物资料。陈曼簠现藏上海博物馆。
陈曼簠铭
九、不期女簋
（第二节）刻石文字
一、刻石文字概述
中国古代刻石文字始于何时，尚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都系后代伪造，如《岣嵝碑》《坛山刻石》等。目前可信者唯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著名的石鼓文的年代，仍有很多争议，现在一般倾向于是战国时物。此外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刻石《公乘得守丘刻石》有两行19字，是研究战国刻石书法的珍贵资料。石鼓文是秦国的石刻文字，内容主要是歌颂田原之美和游猎之盛的四言诗，分别刻在10个鼓形碣石上。石鼓文的字体被认为是属于籀书系统，是周代金文向秦代小篆过渡的形体。
二、公乘得守丘刻石
1935年平山县发现的《公乘得守丘刻石》（简称《守丘刻石》），说明了石刻文字从战国前期到秦统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不仅石料由自然天成（守丘刻石系一块天然的河光石）发展到人为加工，而且内容也由简单的纪事发展到被统治者正式用作宣传的手段，甚至留作告谕后人的遗言。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的石刻文字，已由商周的萌芽阶段进入到发生时期。此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守丘刻石
三、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原物为形状类似鼓形的十块石头，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字迹磨损很多，唐人不识，看它长得像圆鼓，便给它起了石鼓文这样一个名字。石鼓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个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灵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为四言诗。其文字内容多为君王臣公们的征旅渔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石鼓文》从发现至今叫法很多，除曰《猎碣》外，还有《岐阳石鼓》《陈仓十碣》《雍邑刻石》等。
石上无年月，因此《石鼓文》的刻石年代成为学术届争论不休的问题，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是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总之，它是继承西周书法特点的先秦文字。
《石鼓》唐代初出土发现后，经杜甫、韩愈写诗颂扬之后，才为世人所知。但书体尚古，极为难解，历经学者考订之后大体可读，十鼓原应有700字左右，到了北宋欧阳修，录取了原碑仅存的465字，其他的均模糊不可辨，其中第九鼓连一个字都没保存下来。唐时即有《石鼓文》拓本，但未见流传。目前可见最早拓本是北宋安国“十鼓斋”藏的3本宋拓，即“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422字本为最。
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明代拓本，孙克弘旧藏，后归朱翼盦，朱氏去世后，家属遵其遗嘱捐献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北京文物出版社、台湾大众书局均有影印本。
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文》为书家第一法则，当奉为石刻之祖，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石鼓文》书体介于金文与秦篆之间，或认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了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由于石鼓文是在相对平整的鼓形石面上书写，然后再刻，避免了钟鼎器形多面弧度的局限性，更能真实地保存书写笔意，故《石鼓文》显得分布均匀，结体严谨，用笔舒展大方，笔力遒劲。字体大小如一，字型或长或方，随字而异，有疏朗之趣。加之刻石完成以后长期置于荒野，风吹日晒，部分剥落，更使《石鼓文》显得古朴淳厚。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赞美《石鼓文》为：“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玉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追轩（轩辕黄帝）颉（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小学生。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彩。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即为中华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石鼓文》对中国书法影响不可估量。唐宋以来，凡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无不崇尚《石鼓文》书体，特别是清代后期“碑学”兴盛，《石鼓文》书法影响更为空前广泛，篆书大师们莫不对它顶礼膜拜。善学者如吴昌硕、杨沂孙、邓散木、王福庵等，特别是吴昌硕学习石鼓文，获益良多，把石鼓文圆劲笔法，灵活地运用在他的书画篆刻之中，终成为了一代大师。
吴昌硕《临石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