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教育是改革的核心：修业年限从四年增加到六年，提高了中学的程度；中学分成初、高二级，增加了灵活性；加职业教育，兼顾升学与就业；实行选科制和分科制，发展学生个性。
职业教育渗透到普通教育中，小学高年级可斟酌地方情况，设置职业准备教育，初中也可视需要兼设各种职业课程，高中则是普通科与职业科并立，这样就在各个层次上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使学生有较大发展余地，适应不同发展水平学生之需。
5.师范教育种类增多，设置灵活。
改革了师范教育，提高了师范教育的程度，师范教育机构共有6种：六年制师范学校、单设后三年的师范学校、高级中学内设师范科、短期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科、二年制师范专修科及师范大学。
6.高等教育阶段缩短了高等教育年限，取消了大学预科，使结构更合理。
7.将幼稚园正式列入学制中的一级教育，标志着幼儿教育的地位得以确立。
8.不再单列出女子学校，意味着承认男女受教育的完全平等。
分析评价
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客观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点评：
（一）学制改革适应了政体转变
纵观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以范源濂等人为主导的学制改革的最大功绩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的历史潮流。教育宗旨反映着国家的意志，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此次改革从指导思想上基本划清了近代新式教育与传统封建教育的界线。
一方面改革使封建教育最本质的特点永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尽管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经过辛亥革命的涤荡远没有根除，但教育中的许多民主观念从此逐步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另一反面，中国教育界在思想上开始获得一次大解放，为教育理论，教育学说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自此之后，先前从属于封建教育的旧思想、旧观念，以至于旧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受到全面怀疑，批判，一切新的教育学说、教育理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受到欢迎，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这种对封建教育的全面批判和对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宣传介绍的新高潮要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蔚为大观，但其源头却是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从民初的教育改革开始的。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高扬共和旗帜的社会氛围规定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但是，范源濂的学制改革把适应政体转变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也反映了他们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自觉意识。
（二）改革的价值取向颇具“明治”色彩
范源濂是清末较早的留日学生，戊戌变法时在湖南时务学堂受业于梁启超。变法失败后，追随乃师到日本留学，前后近十年。辛亥革命前，他已在学部担任过主事，参事等职。长期的留日生活和在学部的阅历，使他不仅成为一名干练的教育行政官员，而且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范源濂的教育主张中，最为时人和后人称道的是力倡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是20世纪初由留日学生首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范源濂提倡军国民教育既是他个人的教育主张，也体现了留日学生在理论上对民初教育改革的影响。
这一点，从当时的政局来看也不难理解。辛亥革命后，留日学生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极大势力，在这样一个总体氛围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自然不能不留下时代的烙印。
但是，与世纪初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完全以日本为模式相比较，范源濂的教育改革在取向上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但就教育理论和教育宗旨而言，表现出力图摆脱单一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影响，而开始转向效法美国，却又不是盲从美制，而是中国教育界经过长期酝酿，集思广益的结晶。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学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
（三）改革中的不平衡
这次改革毕竟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客观环境必然要在范源濂的学制改革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一方面，对传统封建教育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深刻的思想层面改革。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确实使那些为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理想而进行过艰苦卓绝斗争的志士仁人感奋不已。问题是，这是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才有的大变动，没有广泛深入的思想层面变革的支持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但恰恰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改革的主要发动者范源濂等人没有足够的重视。检阅民初教育部所颁发的种种布告、通令、通电以及时人的议论，可以看出，人们把教育上适应政体转变的努力更多地理解为制定颁布各项法令规章制度。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在教育部之意，亟欲整理全国教育，苟为教育上应有之事，无不制为新令，陆续公布。此令之可行与否或非今日急务，均不暇计，此教育部注重形式教育之讥所由来也。……根本改革尚不注意，则其他事务，改亦徒劳。”
其实联系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民初的整个社会背景，应该说，这一缺憾既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也为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另一反面，教育实践中折射出众多问题。就数量而言，当时教育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是实业教育、法政教育和普通教育。表面看来，攻读法政专业的人数猛增与民初政党林立，各种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人们的参政意识普遍高涨的社会现实有关。但是，这种过热的势头从整个教育体系的结构来看，又是畸形的，很难说是正常的发展。正如当时蔡元培所说：“今悉一国之才与智，而群趋于法政之一途……供多而求少，已消耗多数人才于无何有之乡，而或劣者杂出其间乎！吾恐国家社会之蒙受祸害，乃且加厉，比其觉悟，而元气已伤，飘摇之国运，将与此如狂如醉之潮流，同不返耳。”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现象或许是封建教育的遗毒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实业教育的发展从势头上看也是不错的，这与民初振兴实业热潮的出现有很大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形势也不容乐观。就整个教育体系的结构而言，实业学校数和实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与普通学校数和普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相比，前者只是寥寥。这种结构与客观现实的需要是很不适应的。实际上，在民初的教育改革中，就最高教育行政当局而言，实业教育的发展较少受到关注，它的发展更多是由实业界人士的努力促成的。
在民初教育改革中受益最大的是普通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不仅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有大幅度增长，而且在教科书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作为范源濂的最大功绩，这一点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小学为教育之基本，不特教育家亟亟谋普及，政治家亦尽力提倡之，此我国年来之佳气象也。民国成立，国事尚在争执之秋，独小学教育骤见发达，有一校学生数倍于旧额者，一地学校十数倍于原数者，南北各省，大都如是，此又我国年来之佳象也。”当然，短时期内小学教育的大发展也带来不少问题，如教师的短缺，经费的严重不足，教学方法的滞后以及程度的参差不齐等等。
但是，就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而言，基础教育即小学教育可以说起步最晚，从晚清政府大规模兴学到民国初年也不过只有十年左右的历史。民初小学教育的突飞猛进，从整个教育体系的结构性变革来看，应该说是合理的。
化工奠基者——范旭东
范旭东，范源濂的弟弟，又名锐，字行，1883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供养度日，这使范旭东幼小心灵中种下了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思想根苗。范源濂曾与蔡锷同时就学于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因学习勤奋，深受梁启超爱护，得发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
在范源濂的帮助下，范旭东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旭东满怀爱国热情偕妻由日本回国，适逢北洋政府把流通市面铸有“龙洋”图案的银元改铸为袁世凯半身像的银元，范旭东被派到铸币厂负责银元的化验分析，这是他初次也是毕生唯一的一次担任官职。按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为7钱2分，纯银含量为96％，可是铸币厂偷工减料，从中贪污，擅自降低纯银含量。刚出校门的范旭东，热情很高，每日辛勤化验，但没有一次分析结果符合规定标准。他很快发现了这种贪污舞弊问题，并积极向上面反映，要求回炉重铸，均未获准。一怒之下，他只干了两个月就坚决辞职了。后来每提到这件事，他总是说：“我一次就饱尝了官场腐败的滋味。这样也好，使我另辟途径，自谋出路。”
不久，在范源濂帮助下，范旭东获得到欧洲诸国考察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法、德等国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素怀兴办化学工业大志的范旭东以考察盐务为主，兼及制碱工业。当时国外食盐已大量改用雪白纯净的精盐。这种盐的生产难度不大，成本不高。制碱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路布兰法，即以硫酸钠为原料制碱；一为苏尔维法，即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制碱。后者成品纯度高，为用户所乐用，畅销全世界，在技术上形成专利垄断，对外不公开。范旭东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尔维法制碱工厂时，多次碰壁，不准进入现场，仅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了锅炉房。这一遭遇，对范旭东是莫大的刺激，更加坚定了原来在日本求学时代树立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创业思想。
范旭东1914年从欧洲回国后，决心首先发展精盐生产。他积极研究精盐生产技术，着手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我国长江中下游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南部等地，食盐运销由官商合伙垄断。盐商挟资财，勾结官府，左右盐政，鱼肉人民。优质精盐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才吃得起。为了对抗弊政，活跃经济，范旭东决心自制精盐，销往天津、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等通商口岸及其他各地。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白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即遭到旧盐商的反对，但社会舆论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以批准。
久大精盐公司于1913年开始招股集资筹备，1914年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在天津塘沽正式建厂，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制成精盐。创办之初，集资共5万银元，10年后股本扩大到250万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