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碧空下，波涛翻滚的万里长江上，无数悬挂着中国国旗的船只乘风破浪，昼夜行驶着。面对着这一壮观的场面，今天的人们也许不会有太多的感慨，但是，60年前的中国，有多少的人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啊。
卢作孚，这位出身极为贫寒、中国现代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的创始者，为了实现这一梦寐以求的夙愿，执著地奋斗了数十年。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穷的“大亨”，一生为了航运事业鞠躬尽瘁，死后没有一分余财留给子女。他当年艰苦创业的经营之道和成功的业绩，至今仍为人们钦佩称许。
他也是一个刻苦的人，多才多艺，无论在文学写作还是数学教学上，他都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出身贫寒经历坎坷卢作孚1893年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世代贫苦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做过裁缝铺的伙计，也做过小商贩，一生辛苦操持，勉强养家糊口。卢作孚自幼聪明好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常常被周围的乡邻父老称赞，也深为他的私塾老师所器重。但是，由于家境太贫苦了，无法维持他的学业，小学毕业后，卢作孚只能含泪辍学回家了。
辍学回家以后的卢作孚，并没有失去对知识的渴求，在帮助父亲打理事务的同时，他不停地在想：我一定要重返学堂。这是他小小年龄时唯一的愿望。
为着这个唯一的愿望，1908年，15岁的卢作孚带着自己做工得来的一点小钱，步行数百里的山路，去成都寻找机会。他先去了一所补习学校专门学习数学，后来由于没有钱缴学费，他离开补习学校，住进了免费的成都合川会馆里，开始了辛苦艰难的自学生涯。在环境嘈杂的住所里，在几乎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条件下，卢作孚不仅自学完了全部的数学课程，而且还解决了大量的数学难题。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决心，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卢作孚知道，要想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只有去阅读外文书籍，了解国外的研究成果。于是，他又用了世人罕有的毅力，刻苦攻读英语。一年以后，他凭借自己的深厚知识，办起了一个数学补习班，期间先后编著了《数学难题解》、《解析几何》、《三角》等书稿，其中《数学难题解》一书由重庆铅印局公开出版发行。而这时的卢作孚年仅18岁。
1912年前后，“辛亥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卢作孚的心扉。卢作孚开始研读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进步书籍，还研究了孙中山先生的一些革命学说。很快地，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之中。
辛亥革命失败后，面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卢作孚对中国的前途甚感失望，他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方向，转而对“教育救国”的思想发生兴趣。
为了探求教育救国的真理，1914年，卢作孚专程去上海拜见了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黄炎培对自学成才的卢作孚非常赏识，就介绍他去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卢作孚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要求黄炎培先生介绍他去参观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民众教育设施。此间，他经常去图书馆和书店，阅读大量的有关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卢作孚受益匪浅。
1915年秋，卢作孚与合川县中学校长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卢作孚准备从上海返回合川，但是因为路费不足，他只好由宜昌步行回重庆。这样漫长的路途耽误了他很多时间，最后终于历经辛苦回到合川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合川县中学的校长已经换成他人。次年二三月，福音小学的校长因为仰慕他在教育界的名声，特别为他临时增加了一个教师的职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卢作孚的哥哥在《群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影射合川县的县长贪污受贿，因而引起了县长的记恨，县长为打击报复，诬告卢家与土匪私通，无中生有地找了个借口，把卢氏三兄弟全部打入了大牢。
出狱以后，卢作孚再也不敢留在合川，便到成都的《群报》做了记者兼编辑。他在任编辑期间，把他在狱中的见闻撰写成了文刊登在《群报》上，揭露了当时监狱的黑暗与残酷。他的文震撼了当时的人们。1917年的夏天，卢作孚结束了在《群报》的工作，应邀回合川中学任教。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卢作孚为了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去，再度去《群报》任记者兼编辑。他在《群报》上连连发表文，宣传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还编印了许多热情鼓励人们抵制日货的传单，在成都城里大量散发。另外，他还在报纸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对违反民意、损害民众利益的行政措施，撰文加以一一抨击。由于他在舆论上的影响力，当权者和议会都以高薪争相邀请他，但是卢作孚均予以拒绝。
1921年初，川军第九师的师长杨森看到卢作孚卓越的才华和在新闻界做出的成绩，邀请他去泸州任道严公署教育科长，卢作孚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决心以此来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愿望，推行教育改革。
就职以后，卢作孚首先倡办了通俗教育学会，以推行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并决定以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试行新教育。卢作孚和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教育处长的恽代英一起，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他还以通俗教育会为中心，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宣传新文化，提倡新生活，举办学生和军人联合参加的体育运动会。这些活动，受到了当时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极高赞誉。
1924年，杨森担任了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他邀请卢作孚去成都担任教育厅长。卢作孚对他说：“我不愿意做官，只想为民众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四川现在尚未统一，我不想为军阀内战服务。”为了不至于对杨森太绝情，他向杨森建议在成都开办通俗教育馆，以促进全市民众教育的开展，杨森欣然赞同。
在卢作孚担任通俗教育馆馆长期间，他感受到靠军阀办教育是靠不住的，要想救国救民，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这时，他就开始设想要建立一项以经济为中心的事业，此事业既能保持根基，又要有发展前途。
卢作孚在对四川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后认为，四川的落后主要是因为交通闭塞的结果，要想振兴四川就必须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其中发展航运业是最有利的，比起修建公路、铁路来说，花钱少，见效快，况且收复内河航运权还具有积极的反帝、反压迫的意义，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朋友的热烈支持。
1925年初，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杨森被驱逐下台。该年7月，卢作孚不得不辞去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至此，卢作孚的救国实验再次夭折，这次的失败也使卢作孚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移交完了通俗教育馆的所有事务以后，卢作孚立即去重庆、合川筹办民生公司。首先，他遇到的是筹资的困难，因为当时川江航运业基本上为外国的轮船所垄断，大多数人对卢作孚创办航运公司持疑虑的态度，不愿意冒险。
1925年10月，卢作孚在合川召开了发起人会议，决定筹集股金五万元，由各发起人分头募捐。然而，卢作孚及其他的发起人陈伯莲、黄云龙、彭瑞成等，大多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他们向同学、老师募资时，往往几个人才能合成一股，为数十分有限；向有钱的绅士劝募时，绅士们往往顾虑重重，在他们狭隘的眼光里，只相信购田、放贷等投资，根本不愿意把钱财投在漂浮在水上的轮船事业上，况且当时的航运业又十分萧条。卢作孚等人四处奔走，经过很多人的多方努力，才筹资到两万元，而实际上只收到了8000元的到位资金。
1926年5月，卢作孚等人在上海合兴造船厂定造的一只小客轮在上海完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创立会上通过了公司程草案，确立了公司的经营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会上推举了前合川县长郑东琴等九人为董事长，卢作孚任总经理。
然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在卢作孚办完了民生公司的一切开张事务后，命名为“民生”的客轮还没有回来，民生轮出了什么事了吗？
原来，新船自上海回重庆的途中，屡遭麻烦。船至湖北境内的时候，恰逢江水泛滥，汉口以上一片汪洋。一日，船至城陵矶不远的一个小镇边抛锚昼夜，突然岸上灯火通明，随着一声枪响，匪徒们纷纷登上数只木船，向民生轮冲来，民生轮上的人员见势不妙，匆忙全速向上游江心驶去，任凭身后的枪弹呼啸。
由于民生轮逃避及时，方才幸免于难。可是时隔三日，船至沙市附近泊宿时，又遇到数只匪船迎面扑来，这次船员有了警惕，掉头疾驶，客轮转危为安。船一入三峡，险象丛生，因为水急船小，漩涡常使船身严重倾斜，多次险遭翻船之灾。民生轮驶回来以后，熟悉水道的老船手们无不惊叹，这样小的船逆流驶过了三峡这样的险恶地段，当时实属罕见。也难怪后来的同行人回顾往事，皆叹创业的艰难。
8月，民生轮入川以后，开始了定期往返于合川、重庆之间的营运。卢作孚根据实际的调查，为民生公司制定了“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经营方针，即：避开长江主流航道，开辟支流航线；避开竞争激烈的货运，经营群众需要的客运。从而公司开始以客运为主兼办定期航班。
当时的民生公司，全部的职工仅有45人。公司总部设在合川的一个简陋狭窄、破烂不堪的药王庙里，公司职工的工资都十分微薄，总经理的月薪30元，助理15元，其余的员工只有10元，但是他们总揽了民生公司在岸上的一切事务，并且工作都很努力。
公司为改善服务态度，把“一切为了客户”的口号作为船上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求所有的职员都要做到接待热情，伺候周到；而船上的伙食，价廉物美又卫生。民生轮优质的服务，赢得了乘客的喜爱，不久，民生轮客船就班班客满，应接不暇了。
自民生公司成立以后，卢作孚就表现出了极强的事业心。他热爱民生公司，把公司作为了自己的家，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着，很少休息，有时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干脆剃了个光头。
1927年，民生公司增资五万元，添置了轮船两只，新开辟了渝——涪和渝——沪两条航线，在短短的时间内，民生公司的经营范围就由嘉陵江伸入了长江的主干道。当时，在长江航运业普遍萧条的情况下，民生公司却脱颖而出，赢利日增。
1928年，他们获纯利2200余元，成为当时华船公司中获利较高的企业。然而，卢作孚并不满足于此，他将一张大的世界地图悬挂在民生公司的会议室里，并在深蓝色的太平洋上插上了一个民生船只，这是他的理想。他当时的愿望就是，不仅要把民生公司办成一个海上航运公司，还要将之办成一个以民生为中心的托拉斯组织。
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此时，外国轮船公司凭着自己强大的实力加紧了对长江流域的侵入。英国的太古、日本的日清、美国的在江等轮船公司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特权，把航线发展到了长江的上游。为了挤垮华船公司，他们不惜大幅度地降低收费，如从上海运到重庆一担海带的收费仅为0.25元，还不够轮船所需的燃料与转用费用；宜昌到重庆的客运票价也从原来的30元降到了5元。日清公司为了招揽顾客，甚至免收膳食费用，还赠送洋伞一把。而当时的华船公司资金薄弱，又常常被地方军阀拉兵差，所以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下，他们大都面临着破产的境地。卢作孚看到这种情况，气愤地说：“中国的内河，竟成了外国人的天下。”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卢作孚借着全国人民反帝情绪的高涨，和他担任管理处长职务的便利，采取措施，亲自训练了一个中队的士兵，以限制外轮在川江的活动，并经常对码头工人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1926年的9月，英商太古轮在万县撞沉了几艘木船，淹死了许多乘客，也致使大量的货物沉没。当地的驻军将太古轮扣留，要求赔偿，英帝国主义竟调集兵舰炮轰万县，造成两千多名居民的死伤，繁华的街市顿时成了一片瓦砾。后来，由于中国政府的软弱，此事不了了之，但由此却积聚了很大民愤。
针对这件事情，卢作孚一任职就向外轮宣布：凡外轮进入川江，都必须接受川江管理处的检查，凡外轮冲翻中国的木船都必须赔偿损失。
这些措施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政府检查的先例，沉重地打击了外轮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民族的尊严。
一次，日清公司的一只轮船抵达重庆码头，当中国的士兵要上船检查的时候，船长站在甲板上叫喊：“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轮船，从上海至武汉，连蒋介石的大官对我们都毕恭毕敬，你们小小的重庆港，胆敢侮辱我们大日本帝国！”
中国士兵没有办法，只得向卢作孚报告，卢作孚笑着说：“好吧，他们不让中国人上船，中国人就不上他们的船了。”于是他动员所有的装卸工人都拒绝给他们卸货，日本船长见无人卸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就决定以双倍的价钱来引诱工人，没想到依然无济于事，这个船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最后只得向川江管理处申请，请求中国的士兵来检查他的轮船。随后，中国的士兵威严地登上了日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卢作孚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以航运公会负责人的身份和重庆各处的民众团体联合召开了“收回内河航权”的大会。会上，卢作孚提出：“中国人不坐外国船，中国人不装外国货”、“从外国列强的手里收回我内河航权”的口号。由于他的这些口号符合广大人民抵制外国货的强烈愿望，因而深得人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民生公司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为了便于同外轮展开激烈的竞争，卢作孚制定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战略决策，即：把川江上所有的华轮公司联合起来，壮大实力，一致对外。
这一主张得到了同行业及社会的广泛支持，也符合四川军阀刘湘统一四川的愿望，因而得到了他的大力赞助。因为民生公司的经营管理位居同行业的榜首，是唯一能赢利的公司，所以它成为了川江航运业的一面旗帜。1930年，刘湘正式任命他为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在川江航运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斗争。
在实现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卢作孚对其他的华轮公司实行了收买或合并的策略。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卢作孚均以较高的价格收买，凡是愿意和民生公司合并的，卢作孚都用现金帮他们还清全部的债务；至于他们原有的人员，民生公司全部录用，量才安置。这样，许多濒临破产的华轮公司都乐于与民生公司合并。
不久，民生公司合并了重庆上下航线的14个华轮公司，约28只轮船，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船只也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民生公司基本上统一了川江华轮的运输业。在与华轮激烈的竞争中，美国的在江公司垮了台，五只大轮船都被民生公司收买。日清、太古、仪和三公司见势不妙，也就悄然退出了川江。
到1935年底，民生公司已完全垄断了整个川江的航运，绝大多数川江的华轮公司都并入了民生公司，民生公司拥有的船只也由原来的三只增加到了44只；吨位也由230吨增到了16000吨；职工由原来的164人增至2836人；资产由54万元增加到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的61%。后来，民生公司把航线由原来的重庆延伸到上海，并分别在宜昌、汉口、南京、上海设立分公司。
就当时在长江航线的势力来看，民生公司已不亚于当时实力雄厚的太古、仪和等外轮公司，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扬名海内外。
支援抗战壮大自身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积极地投入抗战，卢作孚率领民生公司的全体职工担负起了支前、后撤的艰巨任务。当时，长江航线是连接抗日前线和后方的重要运输线，民生公司成了主要的运输力量。
1938年八九月间，为了全面支持川军出川作战，卢作孚调动了民生公司的船只完成了支前的紧急运输任务。不久，上海、武汉相继失守。大量准备后撤的人员和物资囤积在宜昌无法运出。卢作孚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亲自指挥全部的船只进行紧张的撤退运输。当时民生公司每只船的舱里都装满兵工器材和工厂拆下的机器，而船面上则站满国民党政府的官兵、逃出来的学生和各界的人士。经过四十多天的日夜奋战，民生公司的船只终于在宜昌失陷前装完了囤积下来的全部物资和滞留的人员，完成了国民政府的内迁，保证了战时大后方工业的发展。而民生公司16艘船只被炸毁，百余名职工献出了生命。卢作孚和全公司的人员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色地完成了抢运任务，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人们所高度赞扬。
在抗战期间，从日寇的铁蹄下逃出了一些华轮公司，他们的船只驶进了川江，但都无力经营，卢作孚遂以较低的价格收买下来。可是由于缩短了航线，政府对兵差费用的拖延，以及损失了众多的船只，民生公司的赢利日见减少，甚至出现了亏损。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卢作孚绞尽脑汁，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一，他采取增资扩股的办法来壮大公司。然而官僚资本家孔祥熙、宋子文却乘虚而入，表示愿意买下一半的股份，妄想以此来控制民生公司，卢作孚为了摆脱他们的控制，遂决定进一步增股，以缩小孔、宋所占公司的股份比例。
二，卢作孚以“为抗战做贡献”和账面上年年亏损为由，说服了股东停止分红，从而积累了大量资金，新添了很多船只。
三，民生公司以政府对兵差费用的拖欠和抗战中船只损失众多为由，向国民政府大量贷款，而到了偿还的时候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因而民生公司从中获利匪浅。
通过这些措施，民生公司不断地壮大，至1945年，民生公司已拥有船只137艘，职工七千余人，公司不仅独占了川江，还控制了西南地区许多重要的企业。
发展业务打进沿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卢作孚努力使民生公司的长江业务得以恢复和发展。长江沿线的分支机构和码头仓库原来都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增加一些船只，就能进入航运。为此，卢作孚除了向国外购进一些船舶外，还从国民党政府那里买了一部分船只。
不久，招商局接受了战后美国剩余物资中的大量船舶，其中大多航行于川江上，这给民生公司独霸川江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卢作孚以补偿抗战期间损失的船只为借口，要求国民党政府拨一部分船舶给民生公司，经过多次的交涉，公司最后得到了五艘船只。同时他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一些已部分损坏的登陆船，经修整后，这些船只就加入了长江的航运。此外，民生公司还和中华造船厂合作建造了五艘船只。这些船只的增添，使民生公司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民生公司从而控制了整个长江的航运。
在发展长江业务的同时，卢作孚一直在努力开创沿海的航运事业。1946年4月，卢作孚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各董事长会议，确定了向沿海发展的方针。他建议把总公司迁往上海，但由于遭到部分“元老”的反对，卢作孚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即总公司仍留在重庆，而总经理办公室设在上海。
1947年，是民生公司的业务特别是沿海航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的一年。这一年，民生公司从国外购进的一批大型船只陆续到达，同时公司还对买进的旧船进行改造，虽然维修的费用较高，但却大大提高了这些船只的使用价值。有了这些船只，民生公司逐步开辟了上海到青岛、天津、营口的北洋航线和上海到基隆、福州、广州、香港的南洋航线，为适应沿海业务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公司在沿海设立了很多分支机构。
1947年的九十月间，鉴于民生公司在沿海航运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卢作孚决定到沿海各地去考察。在对天津、青岛、基隆、香港等沿海城市视察以后，卢作孚已深深地感到了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北方的货运大大减少了。为此，他决定把沿海运输的重点由北方转向南方。
借款造船由盛及衰卢作孚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而努力，即把民生公司由长江向沿海、东南亚以至远洋发展。1943年，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得伦知道卢作孚的意图以后，从生意上出发，他建议卢作孚向加拿大银行借款，作为民生公司在加拿大造船之用，待抗日战争胜利后，新船由海道开往上海，以适应海上运输的需要。条件是民生公司暂付15%的外汇现款；其余的85%全系借款，年息三厘，自船只由民生公司接收并开始营业时起，分十年归还本息。
经过欧得伦的介绍，卢作孚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汇报，并请求政府为之担保。然而，当时宋子文控制着招商局，民生公司借入巨款造船，必将加强与招商局的竞争，从而增加了宋子文吞并民生公司的难度，于是宋子文对担保问题一直采取“拖”的手法。这样，时光飞逝，一年多过去了，担保的问题依然没有着落，而战后的加拿大物价飞涨，卢作孚向加拿大借款的1275万元已经大大贬值了。卢作孚焦急万分，于是卢作孚托人到蒋介石处告状，请蒋介石督促宋子文担保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的问题；并申请拨给他官价225万加拿大元。
蒋介石随即约卢作孚吃饭，在吃饭时蒋介石对卢作孚说：“政府已同意担保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但是申请225万加元的巨额外汇，目前尚有困难，可否由政府向民生投资法币16亿～17亿元？”
卢作孚听到此话，又惊又喜，惊的是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大笔的法币，必然会对民生公司进行控制；喜的是借款的担保终于解决了。卢作孚当即以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接洽借款时申明无官款股加入为由，表示只接受担保，不希望政府投资。至于225万元加币的外汇，民生公司将自己解决。
担保问题解决了。1946年10月，民生公司和加拿大银行在蒙特利尔签订了造船合同，加拿大的两家造船厂将为民生公司制造大小两种型号的船只九艘，分别于1947年、1948年的夏季竣工交船。
然而，当时加拿大愿意贷款，并非是想帮助中国发展民族企业，而是为他们的资金找出路，并推销自己的产品，以获取利润，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加拿大两家造船厂与民生公司签订合同后，却并没有按照合同去履行。他们把物价估计错了，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物价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空前狂跌，殊不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带有战略性的物资价格却上涨了。起先他们将造船的速度故意放慢，于是新船迟迟不能交货。
1948年，本该交货的九只船舶的制造进度连一半也没有，此时，两家船厂的老板却向民生公司声称：为建造这些船舶，他们的船厂已经亏损累累，接近破产了，如果不按照30%加价，他们就得停工。
面对如此的讹诈，卢作孚感到非常棘手。经过缜密的考虑后，卢作孚决定以1万元的代价聘请一个高级律师和加拿大的船厂打官司。而加拿大的造船厂也不示弱，他们一再狡辩，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后来，因为加拿大政府对民生公司的还款深感顾虑，并顾及到中加之间的贸易前途，于是出面从中调停。结果是，民生公司另付船厂津贴补助费的1/3约80万加元，这场官司才宣告结束。
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持续了几个月，这无疑使本来就缓慢的造船进度进一步放慢了。后来，这些新船舶除两只小客轮出厂时尚能回国迎接解放以外，其余七只出厂时，全国已全部解放，只得暂留香港，这给民生公司在营运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抗日战争胜利后，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以为，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民生公司的旗帜很快就会从长江中、下游插到太平洋、大西洋去的。民生公司也确实曾经一度辉煌，公司不仅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业务，把业务的重点从重庆移到上海，还增辟了上海至基隆、香港等南洋的航线和上海至青岛、天津的北洋航线。民生公司拥有的船只已达到空前的150只，职工增加到九千多人，这些发展初步实现了卢作孚起初的由内河支流向长江主流、向海洋伸展的愿望。
然而，民生公司一度的繁荣也只是虚假的现象。公司虽然场面壮大起来了，但是基础却不牢靠，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后，公司的收支极不平衡。因资金短缺，民生公司只能靠贷款来支撑着，结果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当时向加拿大借款的时候，因为迟迟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担保，拖了一年多，原来能够订制12只船的借款额，因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最后只能订制船舶九艘，使得民生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借款合同签订后，公司每三个月偿付债息10万美元，负担十分沉重。在营运方面，因内战爆发，国内烽火四起，国统区内通货膨胀严重，生产急剧下降，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航运业十分萧条，为内战运输兵差的收入又屡遭政府拖欠，这样整个民生公司就朝不保夕、人心惶惶了。同时，民生公司的内部腐化也日益严重，公司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任用各方面的人不分好歹，兼容并蓄。“用人唯贤”的用人制度也名存实亡，于是机构越来越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极其低下，高级职员大都以权谋私，有的做起了黄金生意，有的则投机取巧，囤积居奇。公司初创时的“民生精神”早已荡然无存。
由于民生公司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通货膨胀的加剧，工人工资待遇差，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他们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于是罢工的浪潮此起彼伏，民生公司已经完全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困境中了。
随着内战形势的发展，战争很快就迫近长江了，民生公司的长江航运不得不停止。如何维持船岸职工的生活，如何支付加拿大巨额贷款利息，卢作孚为此忧心忡忡，出于万般无奈，卢作孚只得通过借美金和抛售企业投资股票的形式来勉强支撑着。
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帮助卢作孚偿还了加拿大的到期贷款利息，于是卢作孚毅然决定把在香港的全部船只调回大陆。1952年，民生公司改为公私合营，同年的2月，卢作孚回重庆处理民生公司遗留的事务时，因病不幸去世，终年59岁。
卢作孚创建民生公司真可谓呕心沥血，然而人们可能不会相信，穷其一生，他却一直是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他身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民生公司的总经理，自己却没有一份的股本。这真是让所有的人都无法相信的事实。后来股东们赠给他一些干股，但是他从来也不领取红利。他虽身兼数职，可是只拿一份工资，全家人的生活就靠这份工资维持。卢作孚生活俭朴，从不奢侈，他常年穿着一套灰色芝麻点的中山服。他还经常嘱咐家人生活要精打细算，不可浪费。卢作孚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两个儿子乘车时，不幸翻车受伤，发电请求卢作孚派车去接，可卢作孚复电要他们乘车返回。正如美国杂志《亚洲与美洲》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所写的：一生廉洁、勤俭，死后家徒四壁，无余财留给子女，这样的“大亨”，实属罕见。
卢作孚事业至上、国家至上的崇高精神，永远熠熠生辉地照耀着众人，长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