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曾涌现出不少实业家。他们中大多数或是子承父业，原本就有殷实的家资；或是依靠外国买办资本，后来另立门户；或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凭自己的技术和发明一鸣惊人；或是具有广泛的海外关系，经济条件较好……但也有例外，虽出身贫寒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白手起家者。经营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刘国钧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在战争夹缝中成长刘国钧，1887年4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县生祠堂镇的一个塾师家庭。刘国钧的父亲曾因科举未中，引致精神失常，全家生活只得靠母亲替人家帮佣度日了。刘国钧幼时便去拾柴、贩卖水果，13岁时，去靖江县城一家糟坊当学徒。不到一年，刘国钧不堪重负，只得离开靖江，随同他家的一个邻居背井离乡来到常州埠头镇谋生。后又在奔牛镇的两家杂货店当学徒。
奔牛镇的三年学中年时期的刘国钧徒生活用是刘国钧一生的转折点。早年不幸的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一直默默地寻找着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机会。奔牛镇地处大运河畔，又有沪宁铁路线经过，交通便利，商业繁盛。刘国钧在杂货店当伙计时，常常去附近的集镇批发货品，出入各家货栈商铺，对市场行情渐渐地由生疏变熟悉。他感到长年寻找的机会来了：经商。无商不富，七十二行中经商是一条相对快捷的致富之路。
要经商，首先要有足够的资本，这对两手空空的刘国钧来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然而他早有准备。他利用自己经常外出批货的机会，尽量多拉生意，以利多获佣金，为自己日后的经商打下基础。他还让母亲和妻子编织辫须（清朝时男子用以扎辫子用的一种绸带）送到店里代销。这样日积月累，渐渐有了积蓄。后来，他又设法搭上了一个互助会，筹集了600元资本，并与另一的姓人家集资1200元，对外号称2000元。就这样，终于开办了“和丰”京货店，附设土染印坊染布匹。两年后，合伙人因不务正业，整天赌博抽鸦片，以致负债累累，只得把另一半股份拱手让给了刘国钧。
生性聪颖的刘国钧善于应酬、巧于经营，加上他讲义气又勤奋踏实，因而生意一直不错。只是毕竟本小利薄，难有大的作为。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沿江各地相继起义光复。清政府的江南提督张勋固守南京负隅顽抗，并恣意捕杀革命党人，一时间战火纷飞，奔牛镇上商贾店家纷纷关门停业以避战祸。刘国钧的父母也提心吊胆，问刘国钧：“我们关不关门？”刘国钧却处变不惊，他认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估计清政府在江南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不可能长期支持下去，战乱很快就会过去。他决定冒一次险，便对父母说：“几年辛劳，微薄基业，一旦毁于炮火，岂不可惜？眼前的形势是谁敢冒险谁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于是壮着胆子坚持开门营业。
果不出他所料，一时全镇的生意都集中到了“和丰”。时值兵荒马乱，有的农民担忧时局，纷纷将子女婚期提前举行。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农民们担着稻谷逢人便打听：“哪里能买到做嫁妆的衣料？”路人答曰：“只有奔牛镇的‘和丰’京货店还在开业。”“和丰”店布匹立即销售一空。他又成功地说服了常州商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存货折价售给“和丰”。就这样，“和丰”的生意一直红红火火。“和丰”卖出去的是布匹，收进来的是稻子，此时，粮贱银贵，时局平定后，却是粮贵银贱（当时一担稻子收进时抵一两半白银，卖出去得三两白银）。刘国钧从中获得巨额差价。到第二年年底结算，“和丰”净赚五千余元。而其他的店主则望洋兴叹。
时局正如刘国钧所料，革命党人很快就光复了南京，长江一带的秩序也迅即安定。第二年，他接盘了另一家京货店。到1915年，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他的资本就从原先的600元一跃而成了两万元，增长三十多倍。
两“偷”技术
1914年以后，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各自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民族资本发展环境稍有宽松。时值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义愤填膺的中国人民在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国货开始畅销，民族工业暂时得到了迅速发展。头脑敏捷的刘国钧很快就发觉到这是发展工业的好机会，而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毅然决定立即弃商从工，投资了一万元，和结义兄弟蒋盘发等共集资九万元，创办了大纶机器织布厂，由蒋盘发任经理，刘国钧任协理。
创办实业和经商虽然互有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刘国钧也清楚，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他首先面对的就是无法解决的技术难关。刘国钧办事向来亲自抓问题的症结，重大问题总是自己来做。他决定自己到上海走一趟，摸清斜纹布的浆纱秘诀。
当时的上海是我国最为繁荣的工业城市，高楼林立，工厂随处可见。刘国钧经过慎重思考，把目标瞄准了英商怡和纱厂。然而，怡和纱厂的进出口戒备森严，警卫对走近纱厂的行人都投以警戒的目光，闲杂人员更是一概拒之门外。刘国钧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时值赤日炎炎的6月暑天，他汗水直流，急得在滚烫的水泥地上来回踱步。他几乎想打退堂鼓了，但一想到大纶机器织布厂的前途，想到自己刚刚开创的局面，便冷静下来。他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摸准“行情”后再伺机下手。他认真地察看着怡和纱厂警卫的一举一动，看看有没有“空子”好钻。果然不多久，机警的刘国钧就发现门卫对其他的人看得很严，对身着统一规格“号衣”的工人很少检查。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这天他认真地装扮一下自己，使人一眼看了并不像是从外面赶来的，然后在离怡和厂不远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若无其事地静静等着，直到工厂下班。最后一群工人走过时，他缓缓地跟过去，赶到一个中等身材、看上去很质朴又略显豪爽的工人面前，很友好地对他打了声招呼：“您好啊，老朋友，找您可真不容易啊！”那位工人吃惊地瞪着刘国钧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吧！”刘国钧微笑着拉起他的手，将那个工人牵到附近的一家小茶馆，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双方竟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刘国钧见对方果然是质朴豪爽重义气的汉子，便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想潜入怡和纱厂去实际考察一番的想法。那个工人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把我的‘号衣’借给你当然可以，不过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咱们俩可都‘吃不了兜着走’！你要千万小心才是。”刘国钧点头称谢。
就这样，刘国钧轻松地进入了怡和纱厂。表面上，他和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他的那双眼睛一刻也没闲着，手脚也特别勤快。然而正因为他的异常勤快，没几天，便引起了监工的注意，一查问，监工惊觉此人竟不是本厂工人，于是便拉住他要送去警卫室受惩罚。周围的工人一看势头不对，纷纷叫他快逃。在好心的工人们的帮助下，刘国钧才越墙而走，侥幸得以免遭毒打。
然而，借“号衣”给刘国钧的那位工人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刘国钧感到万分悲痛，他立即将受伤的工人送到医院，并负责全部医药费用和他的工资损失。他拉着受伤工人的手说：“兄弟，是我害了你。”那位工人也是位热血汉子，他也拉着刘国钧的手说：“兄弟，这事不能怪你，要怪也只怪黑心的英商。”这位工人伤愈后，基于对刘国钧的感情和爱国热情，邀请了同厂的另一位技术精湛的工人利用星期日，由上海奔赴常州帮助大纶厂解决浆纱难题。
就这样，在刘国钧多方努力下，大纶机器织布厂很快进入了正常的生产。由于技术的不断提高，产品的销量也日益增加。当年就赢利3000元，第二年又赢利近万元，第三年的发展势头更猛。然而就在这时，大纶厂却“祸起萧墙”了。
大纶机器织布厂开工不久，内部就有了矛盾。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欧洲列强元气大伤，一时无力回到中国市场，刘国钧想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大力发展纺织业。然而织布厂内部大多数人看不清形势，认为刘国钧是痴心妄想，一时相持不下。同时，还有部分股东因嫉妒刘国钧手中的生产大权，经常故意和他捣乱。刘国钧很是无奈。见一时说服不了他们，又不想把这一机会白白丢掉，刘国钧便撤回了自己的资本，独资兴办了广益织布厂。他既有在大纶厂的管理经验，又非常熟悉市场动态，所以他经营的广益厂头一年就赢利三千多元。到1922年，他将历年的利润作为积累资本，又创办了广益二厂。此厂除了木机、铁盘子布机外，还有锅炉、柴油发电机和浆纱机等设备，成为当时常州最大的织布厂。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日货倾销，民族工业难以维系。广益厂的经营虽蒸蒸日上，刘国钧却清醒地看到，日本已取代西欧各国占领了中国市场，并有垄断纺织品市场之势。他知道，要想把中国市场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只有在产品的质量上赶上并超过日货，才能真正地达到目的。因此，他于1924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本厂商的经营管理理念。日商讲求实效、节减工序、降低成本等先进的做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立即效仿，首先采用了由筒子纱代替盘头纱的先进方法，节减了工序；其次，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他把产品从斜纹布和白平布改为色布，主要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一时销路大增；同时，他还不惜出巨资购置新式电动式布机，淘汰落后的设备，进一步改进技术。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广益厂出产的“征东”和“蝶球”色布不但在中国市场上成了抢手货，而且打出了国门远销海外，击碎了日本欲独占纺织市场的美梦。这样，到1930年，广益厂已拥有了二十多万元的流动资金，成为具有相当规模拥有比较先进技术的织布大厂了。
相比之下，原先的大纶织布厂在刘国钧退出之后，蒋盘发及其继任经理顾吉生都未能看准行情，把握机会，结果年年亏损，只得于1930年初盘给了刘国钧，更名为“大成纺织染公司”。
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经过长期的办厂，刘国钧有了一套自己的办厂经验。他深深地体验到经营管理和技术对于工厂的重要意义，即人才的重要性。他用人的标准是：“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的，是一等人才；懂经营管理不懂技术的，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经营管理的，是三等人才。”以此为标准，量才录用。
实际上，刘国钧在办厂过程中花费心血最多的也是这两件事：组建有活力的领导班子和聘用技术人才。刘国钧接手大成纺织染公司后，首先是调整领导班子。他自己任经理，分工负责厂内生产；刘靖基为协理，分工负责营业，并常驻上海办事处。他俩一内一外，相互协调，形成领导核心，而刘国钧是这一核心的灵魂。除此之外，华笃安任事务长、刘丕基任稽查、徐仲敏当会计。由于任用人才得当，“大成”的生产很快就指挥有序，脉络分明。在技术方面，为了使大成厂的生产不至于落后，刘国钧一方面花巨资对机件设备进行了大检修并配套完备，另一方面以年俸5000元的高薪礼聘当时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陆绍云任技术工程师。他的惊人之举有人难以理解，然而他认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样做不仅值得，而且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继而，他又将目光瞄准了国外，并将日本的纺织业作为自己赶超的目标。他于1932～1934年内五赴日本实地考察，甚至像当年偷学浆纱技术那样，亲手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最先成功生产丝绒和灯芯绒的先例。
另外，刘国钧还十分注意职工的生活福利，工资也比同行业高。诚如他所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工作，食于斯，居于斯，生活于斯，老于斯，葬于斯。”由于上下同心同德，大成公司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1930年“大成”创办时，注册资金为50万元。
1933年，广益厂全部资产价为24万元，并入“大成”，更名“大成二厂”。这样大成二厂便拥有纱锭20500枚，线锭4800枚，布机640台，职工人数2500人，年产值450万元，一跃而为纺织、印染全能的大型企业。总资产140万元。
1935年总资产为200万元。
1936年总资产为400万元。
这一发展速度实在是惊人。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指出：在抗战前的几年，国内民族工业中以大成公司发展速度最快、最惊人也最令人振奋，如果不是战争，大成公司将发展成为可与日本纺织业抗衡的强大对手。
风云突变
然而，就在刘国钧的事业达到巅峰之时，“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先后爆发，日军大举入侵。1937年9月，日机对常州狂轰滥炸，大成二厂全部被炸毁，大成一厂也遭轰炸，大成三厂只得装而复拆。刘国钧目眦尽裂地跺足长叹。为长远计，刘国钧在同仁们的劝说下，先行离开了常州，临行时他流着泪对同事们说：“只要我人不死，大家同心协力，完全可以恢复已毁的企业，我们还有共事的机会。”
常州沦陷，大成本部遭毁，损失惨重。大成三厂甚至被日军当做马厩。就这样，一个好端端的企业被毁于一旦。可贵的是，刘国钧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立即采取措施，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他先是将部分未毁的“里特”纱锭分两批辗转运沪，以英商的名义成立“安达纺织公司”；接着又去重庆寻求生机。困苦中，他用一副对联勉励自己和家人：“照如此已为过分，要怎样方算称心？”入川后，即与四川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合作创办大明纺织印染公司。
刘国钧总是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冲劲。194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刘国钧以英商名义登记的安达纱厂也被迫关闭。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刘国钧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他一方面安排华笃安留守常州，与职工们一同着手整修机器，同时，又在苏州购买一百余亩厂基和一座园林“耦园”及二百余间房屋，以俟机大干一番。
1942年10月，刘国钧决定偕夫人回常州看看“大成”本部，顺便安排有关恢复生产的事宜。
自“大成”本部遭遇兵燹到这个时候已有三年之久了，刘国钧实在难以想象此时的“大成”会是什么样子。离“大成”近了，他的心也紧了。时值夕阳西下，晚风萧瑟，眼前已根本没有昔日人员忙碌的繁荣景象了，惟余断壁残垣荒草萋萋。刘国钧默视良久，良久无声。陪行的夫人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突然“呱”的一声，一只老鸹从树上高叫着直窜云霄，旋即飞回，安然归窠。
刘国钧步履沉重地回到了下榻的寓所。
夜很黑，10月的凉意不时地透过窗棂向他袭来。他无意去关窗，独自躺在床上，一任思绪无边际地流泻。朦胧中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人踉踉跄跄地向他奔来，嘴角嗫嚅着，欲语又止。他心头不禁一惊，这分明是他早逝的父亲！多少年来，刘国钧似乎一直在寻找能作为他生命支柱的太阳，尤其是在事业遇挫时，更是如此。可惜刘国钧的“太阳”过早地湮灭了。这一点是他小巧贤惠的夫人所无法替代的。尽管他如此刚强，却总有种无法摆脱的压力，童年上街卖桂花酒酿的苦难情景总是时时影子般浮现在眼前……此夜，他就是这样带着股无形的压力沉沉地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恍惚中觉得这种压力越压越重，直至幻化成两只铁钳般的大手牢牢地钳住他，幻化成一支黑洞洞的枪眼阴森森地对准了他。刘国钧“啊”的一声似从梦中惊醒。
“老实点，穿起衣服跟我们走一趟！”两个彪形大汉用手枪冷漠地瞄准他。他明白了：自己被绑架了。
“你们要多少钱？”他定了定神，冷静地问道。
“少废话，快走！”两个大汉厉声喝道。
刘国钧刚一出厂门，一群歹徒蜂拥而上，将他捆得结结实实，架着他向前踉跄而去。
夜还是那般宁静，稀疏的星光洒下的是幽冷的清辉。刘国钧心中一片混沌。
半个时辰后，他被带到德安桥。这里的情景更让他吃惊：华笃安、张一飞、谢承祜等人全被绑架了。刘国钧愤怒了：“你们绑架我们，不就是要钱吗？把我们都抓来，谁去筹款？”
匪徒们一番耳语后，放掉了华笃安、何乃扬两人，而将刘国钧等人强行押至广义浦，令其睡在一潮湿的货舱内，并让船在河心兜圈子。
刘国钧心急如焚，他没闲工夫和这帮匪徒周旋，他心系的刘国钧夫妇和刘汉良一家合影是“大成”和民族纺织业啊。于是他传信给华笃安要他“争取时间”。经过华笃安等人的努力，最终以500件纱（时值法币八十余万元）的代价，赎回了刘国钧等人。
这样一来，刘国钧本来就不宽裕的资金更加困乏。偏在这时，欠上海银行250万元的贷款又到期了，真是雪上加霜。这批巨额贷款，原以常州大成厂的机器作抵押，后常州沦陷，机器遭毁，抵押品已失去价值。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刘国钧毅然决定分批还清贷款。上海银行行长陈光甫大为感动，深为刘国钧的信用所折服，从此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日后“大成”厂能够迅速地恢复，自然也得益于上海银行的大力支持。
最后的归途即便处于最艰难的境地，刘国钧也从未动摇过他的办厂雄心。对于“大成”纺织公司，他规划15年内发展至50万枚纱锭，并向毛麻织品发展。时值中国棉纺织学会成立，刘国钧被推举为候补监事。他写了篇《扩充纱锭计划刍议》，对全国纺织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时的刘国钧高瞻远瞩，认为要发展中国纺织业，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这次，他把目光瞄向美国。
1944年7月，刘国钧去美国议购机器。由于战争的影响，“大成”的现有资金无法实现购买计划。刘国钧对此不无英雄扼腕之感。
这一天刘国钧在下榻处沉思向美商订购纱锭和棉花的事，缪甲三神色匆匆地进来说，有一自称是来自宋子文中国银行的人要和他面谈。刘国钧一听就皱眉，心下思忖：“大成”与官商素无交往，有的话，也是生意上的摩擦；自己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向来是敬而远之的，这回中国银行来人，意图何在？思之再三，刘国钧决定先见面再说。
来人看上去很有派头，不过见到刘国钧他立刻显出十分殷勤的样子。彼此一番寒暄之后，来人便侃侃而谈。他先是竭力赞扬“大成”的巧于经营，刘国钧对全国纺织业的贡献等等；接着大谈中国银行如何乐于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云云；最后话锋一转，对刘国钧说：“刘总经理欲大力发展中国纺织业，实在令人钦佩。听说‘大成’最近资金匮乏，敝行欲助‘大成’一臂之力，您以为如何？”言毕目光直视刘国钧。
久经沙场的刘国钧淡然一笑：“贵行的意思是……”
来人慷慨陈词：“我行愿出270万美元购买‘大成’发展所需机器，与‘大成’合资办厂，共同发展民族纺织业，如何？”
刘国钧在心中长嘘了口气，果不出他所料，中国银行是冲着“大成”厂来的。事实上，“大成”受到官僚资本和地方势力的侵扰已不是第一次了。打“大成”的主意中国银行也不是第一家。此时的他内心除了直骂中国银行是痴心妄想外，还有说不出的悲痛：中国的纺织业太难发展了。他打心眼里痛恨这帮大发国难财的家伙。于是他迅速打定主意，直视来人，语气坚定地说：“说‘大成’资金匮乏纯属谣言，十分感谢中行的美意。日后有机会一定登门致谢。合作的事还是改日再谈吧。”来人还欲纠缠，刘国钧索性说自己还有应酬，送客了事。
最后，他只向美国订购了两万枚纱锭，三万担棉花。“大成”开始了又一轮的创业历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刘国钧欣喜若狂。这又给了他无比的办厂信心。他立即抓住这一机遇，重振纺织业。常州三厂顺利复厂，生产超前。
然而刚刚摆脱中国银行的纠缠，又遇着了“太子”蒋经国。大打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一日不如一日，于是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强行兜售“金圆券”，刘国钧的“大成”厂的黄金、美钞被洗劫一空，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棉纱实行限价，“大成”厂损失惨重。这时，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坐镇上海，借故传讯，上海工商业界花巨资才能买得“平安”。“大成”厂也遭此一劫。
1948年底，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传信给刘国钧，要他炸毁工厂！得到这一消息，刘国钧真是心如刀绞，老泪纵横。“想不到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任人践踏。”他无论如何不甘心。然而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地下组织传信给刘国钧，让他从民族大义出发，一定要保护好工厂。刘国钧感慨万千。他在董事会上对董事们说：“共产党叫我保护好工厂，不准停工。即使共产党不讲，我也舍不得把工厂破坏，舍不得停工。”
时局变幻，刘国钧决定移居香港，以观风向。临行前他嘱托常州代理人造好清册，共产党渡江后，就把清册交出去。
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5月，上海解放。而“大成”厂生产依旧，到1949年结算，三个厂的盈余有增无减。而避居香港的刘国钧看到国民党当局敲诈勒索成风，腐败成性，大发国难财者更是比比皆是，即把在台湾的物资一部分运到香港，一部分就地卖掉——他对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失望了。
1950年春，他冲破重重阻挠，毅然返回祖国大陆，继任大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安达公司副董事长，刘国钧也在新中国的新环境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后他先后担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江苏省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
1978年3月8日，刘国钧在南京与世长辞。然而，刘国钧对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