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行情的走势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他们最为关心的自然是股票市场的走势。在中国股市前10年的发展中，尽管不少上市公司还保存着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种种弊病，但它们毕竟通过进入股票市场这一途径开始了摆脱旧时代印记的痛苦磨合，同时也给股票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在二级市场上，虽然在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之间存在着重重的利益矛盾，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但股市大趋势却是上升的，为数不少的城乡居民通过股票投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因此，尽管有不少股民在这10年中的收获并不很理想，但他们对股票市场依然抱着深厚的感情，对股市的涨跌依然牵念于心，并衷心期望中国股票市场在本世纪里能够给他们以更好的投资回报。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现实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股票市场的基本面与其前10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市场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大批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国有企业已经通过改制进入股票市场，股市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股市发展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的不良后果今天正在发作出来，一些传统产业的上市公司因种种原因正在下坡路上快速滑落，这势必对股票市场产生不可小看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新世纪中国股市行情的发展趋势，我们既应该抱有乐观的态度，同时又必须对市场的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
一、还有“10年20倍”的机会吗？
从1990年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已经走过10年的发展历史，现在开始谱写新世纪的发展篇章。在中国股市的前10年中，无论是上海股市还是深圳股市，如果单从两地指数来看，都出现了惊人的涨幅。以上海股市来说，上证综合指数从1990年底的100点基准数起步，发展到2000年，已达到2100点之上，用简单的算术法计算，出现了“10年20倍”的上升幅度。而且，有的个股在这10年里出现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大盘的水平，如上海股市中一些股份全流通的小盘个股，10年来在“达标概念”、“收购概念”和其它一些利好因素的催动下，股价不断除权复填权，投资者的收益率已经可以百倍计。当然，具体到每一个投资者来说，能够保持与指数升幅同比例的增值水平，是很少的，但也有少量股民在这10年里的增值速度，远远超过了一些同一时期从事实业投资的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增速。总的来说，在这10年的发展中，中国股市对于改善中国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结构、提高中国的社会财富水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因为前10年的中国股市在中国城乡居民中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因此，在中国股市进入新世纪以后，投资者们大都憧憬着股票市场的美好未来，有的认为在未来10年里中国股市依然会出现“10年20倍”的盛景。其实，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中国股票市场在前10年能够出现巨大的获利空间，这是由市场在建设初期的特性所决定的。沪深两家交易所建立时，市场规模的狭小与城乡居民不断增加的投资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大量的资金堆积在市场中，自然会使股价节节升高。但随着上市品种的不断增多，不仅市场风险骤然拉大，有些年头甚至出现了令人心惊胆颤的大熊市。当然，2000年中国股市在扩容势头猛烈的情况下出现了50％左右的升幅，成为中国股市10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个年头，但必须看到的是，这一年市场中的投机因素也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它与曾经受到政策坚决打压的1996年的市场情况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虽然管理层由于对市场监管思路的改变而没有像1996年那样采取打压措施，但无可否认的是，为了求得市场行情的向上挺升，中国股票市场也是付出了代价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量为促进行情上升而出台的政策，动摇了全国人大用了多年的精力制订出来的《证券法》的地位，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挑战。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市场规范化程度的加强和市场化建设的推进，中国股票市场的获利空间将不可避免地缩小。进入2004年4月，虽然中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已经摆脱了年初的下跌通道，出现了稳定上升的趋势并创出了指数的新高，但与2000年的走势已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由于B股市场的对内开放，改变了以前B股走势对综合指数无足轻重的情况，100多个B股的强烈上升对大盘指数的上升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在2004年以来的大盘中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像2000年那样凶悍的庄股行情，指数的上扬主要是靠如宝钢股份、上海石化等超级大盘股的拉抬所起的作用，这说明不断加强的监管措施已经对一些惯于以各种违规手法来操纵市场的庄家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只要管理部门不改变这种态度，庄家就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使行情发展只能处于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势之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4月份以来的走势改变了2004年年初时大幅走低的状态，但市场中仍存在着许多不可小看的利淡因素。4月底，各家证券投资基金都公布了它们在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组合，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而持有的国债及货币资金比例则有明显的上升。显然，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历史高位的时候，基金对后市的看法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不少基金选择了持币观望的较为保守的态度。自然，出现这种情况与证监会对各家基金交易情况的持续普查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对后市不愿看好则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不断高涨的行情对谨慎的基金经理无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在长达10年的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除了通过在二级市场上炒作赢取收益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场”——在一级市场上通过申购新股得益。一级市场的发行价与二级市场的交易价存在着巨大的差价，有的在短短一个月里就可以得到数倍的利润，这种情况造成许多资金滞留于一级市场，专事新股的申购。但是，随着新股发行从额度制管理改为核准制以后，新股发行价已经放开，可以由发行公司和承销商双方自行商定，这将促使一二级市场真正实现接轨，申购新股的巨大利润空间将变得窄小乃至消失，甚至可能出现亏损的风险。2004年4月19日，第一个按核准制标准发行新股的公司用友软件公布了它的招股说明书，其招股价达到史无前例的36.68元，虽然该公司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定出这样的高价有其一定的依据，但与额度制下同类企业的新股发行价相比已经处于极高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招股书公布的当天，沪深两地股市都出现了下跌行情，这多少也反映出市场对高价发行新股所产生的资金压力的负效应的担心。
二、“政策市”仍然是主导
对中国股市的特色，市场上素来有“政策市”的评价。这就是说，管理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会对行情的演绎发生很大的影响，在不少时候这种影响甚至还是决定性的。2000年以来，虽然管理部门力主市场管理手段的“市场化”，但是在已经有了《证券法》的前提条件下，依然出台了大量政策性文件，使中国股票市场“政策市”的特色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鲜明地显现在股票市场。看来，尽管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政策市”对市场的害处，正在努力改变这种趋向，但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出现重大的改观。时至今天，中国股市的投资者要想在纷纭复杂的市道演变中胜出，如果缺乏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不保持足够灵敏的反应能力，那绝对是很困难的。
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因政策面的变化而导致市场行情出现急剧升降的情况。“政策市”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投资者进行股票买卖，所依凭的是政策面上的消息，而不是所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或者说所投资公司的情况只是进行买卖的次要考虑因素。但是，政策作为政府部门解决一时之需的产物，它是可以经常变化的。因此，用政策来框定股票市场的行情走向，势必会出现前后矛盾的做法，如在1996年底和1999年6月，中国股市的政策面就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变化，在1996年底被认为是违反政策的一些行为，到了1999年却变为值得提倡、值得鼓励的行为了，《人民日报》还因此而发表了基本观点截然相反的两篇评论员文章，鲜明地传达了政策面上的需求。政策的需求甚至可以改变法律规范，如在《证券法》中被禁止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炒作股票的行为，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却又由中国证监会出面打开了大门，虽然证监会为这种行为规定了持股时间的限定，以与“炒作”相区别，但任何一个有股市操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要求与股票买卖的基本要求是不相吻合的，而资金一旦投入市场，这种时间界限其实也是很难把握的。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随着国有资产战略大调整被提上议事日程，股票市场的功用在中国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一系列扶持股市的政策陆续出台。2000年，沪深两地股市终于爆发出了一轮大牛市行情，两地指数迭创新高，成为新千年中国经济的一件盛事。对于这一轮大牛市的出现，众多的市场分析师都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出现上升的体现。其实，这种说法如果有道理的话，也只是指出了行情出现的原因之一，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管理部门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推出的一系列激活股市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可以从这一轮经久不息的牛市行情所表现的新特点中看到这个情况。本轮行情与1996年行情最大的不同在于，1996年行情基本上以绩优股的炒作为特征，虽然发展到后期也有点“鸡犬升天”，但总的来说当时的这轮行情是有根据可寻的；而在2000年出现的这股行情中，指数的升幅十分可观，就个股来说却让很多投资者难以寻找到根据，就市场特征来说它完全是由机构投资者所扮演的庄家一手操纵的，因此我们只能把这轮行情看作是在政策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出现的庄家行情，而不是基于经济增长而出现的行情。2000年夏公布的上市公司2000年度中期报告的数据也表明，就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来说，对这轮行情是没有支撑力的，亏损公司比例达到前所未有的10％，微利公司大量增加，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经营利润出现幅度不等的下降，这几方面的事实已经为此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能依靠一些机构的炒作来推动市场。显然，如果脱离了大量存在的庄股行情，2000年牛市行情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股市出现“政策市”的特色，应当说是有渊源可寻的。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运行了几十年的中国，还难以完全用市场化的眼光来认识股票市场，在80年代初股票刚刚出现萌芽的时候，它就被纳入了计划管理的轨道。用计划手段来管理市场的结果，便是使中国股市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策市”。“政策市”特色给中国股市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入市者除了必须研究市场的基本面和技术面，还必须加上一个政策面的研究。在中国股票二级市场上的参与者，无论是握有大资金的超级机构，还是普通的散户股民，对于来自中国证监会等管理部门的动向都始终高度关注，每一次行情出现大的波动，投资者们最为关心的还是政策上有什么变化。从2000年开始，中国股市的管理部门开始强调以“市场化”的手段来管理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发表公开讲话表示，今后中国证监会将不对行情的变化进行干预。这虽然表明了股市管理部门在管理手段上的变化，但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的痕迹并不可能因为有了这个讲话而迅速消失。
三、“新经济”的影响
步入世纪之交的时候，在全球经济中出现了一股“新经济”的潮流，这股潮流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沪深两地的股票市场上，已经随之出现了一轮又一轮对于从“新经济”中派生出来的一些新概念的炒作。显然，“新经济”概念从朦胧到日渐清晰，并且逐渐深入人心，已经对一些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产生影响，自然也会对中国股票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