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偏低必然扩大顺差
谈汇率偏低会扩大贸易顺差，首先看汇率是什么。
通俗地说，汇率就是两国货币进行交换的价格。这两个国家的货币之所以要交换，是因为他们对对方货币背后的资源有现实需求。有需求才会产生交换，有交换才会产生比价。
正常情况下，我国对别国资源有需求，同时对方对我国资源也同样有需求，双方才需要进行交换。在交换商品的同时，必定会涉及货币的收付，这样就产生了汇率。
这里的汇率（货币比价）高低，关键是看对对方资源的渴求程度。如果对方的资源是我迫切所需的，并且这种资源存量不多，那么我愿意付出的价格就高；如果对方的这种资源铺天盖地，我方虽然缺少，这时候我方付出的价格也不可能太高。这完全符合“物以稀为贵，多则滥”的原理。
话题扩大一些：如果我方什么都不缺，即使对方提出向我方购买某种商品，我方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不稀罕“钱”（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任何东西，因为什么都不缺），也绝不会听从对方的花言巧语。但也可以相反：如果我方很希望得到对方的某种商品，就可以多出一些钱给对方；为了筹集购买这些物品所需资金，我方可以拼命压低产品出口价格（压低汇率），把我方本来供国内消费的资源输出给对方。
这样，从整个国家角度看，这种压低汇率实际上就意味着我国国内的资源过分减少了。如果走向极端，就是国内所有物资都出口到国外去了，只剩下一大堆钱。可是这时候因为没有相对应的物资可供购买，这些钱什么也买不到。
通货膨胀的原理就在这里：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于是什么东西都在涨。出口的商品越多（贸易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国内通货膨胀就越严重。这时候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让汇率自主反映国际市场行情，就一切回到正常了。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教授在海外有“美元杀手”之誉。他从1997年起就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其实质是穷国存钱并以极低的成本借给富国使用，这与我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要知道，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还只有1000亿美元，他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超前近10年。遗憾的是，他的观点并没有被政府采纳。
在他看来，通过扭曲了的汇率追求贸易顺差并积累外汇储备，必须坚决反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后，他马上呼吁人民币尽快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让市场因素在人民币汇率上发挥作用。接下来看到，2005年7月21日我国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在消除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余永定从2006年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他发现这时候的美国债务负担就已经难以为继了。如果说，这一观点在当时还不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就有目共睹了。具体资料是，当时的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接近90%，接下来必然会上升到100%以上。为此他多次警告，全球债务危机风险大幅度提高，美元贬值必将出现。
汇率偏低必然会扩大贸易顺差和畸形增加外汇储备，所以尽量放开外汇管制，让汇率来自动调节进出口贸易，把外汇储备规模自动调整到合适水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相对而言，目前我国分散外汇储备的可选方案并不多，藏汇于民的操作性也不强（说句不好听的话，藏汇于民的实质只不过是把美元陷阱从政府头上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而已）。所以，最理想的途径是通过市场化外汇体制，让我国从“世界主产区”变成“产销平衡区”。
外汇储备降低了，出口规模减少了，并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实际上这意味着减少了的这部分出口过去是服务其他国家的，现在变成服务于本国人民，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总比本国人民享受不到这样的服务，看着一大堆纸币在那里贬值实惠得多。
有读者也许会说，放开外汇管制是不是违背汇率稳定的基本原则呢？关于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正确认识。
具体地说是，保持汇率稳定理所当然，但这种汇率稳定不能理解为僵化汇率体制。真正应该稳定的汇率是实际有效汇率，不是名义汇率。在美元不断贬值背景下，并不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就算是稳定汇率，更重要的是看实际有效汇率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以及变化幅度大小。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汇率在我国对外经济中发挥真实杠杆作用，为对外贸易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既避免人民币升值综合征，也避免人民币贬值综合征。
尤其是在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背景下，我国更应当看清这一实质，不去为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白费劲，这种努力必然是出力不讨好的。从这个角度看，稳定国内物价应当与稳定人民币汇率结合起来统筹考虑。道理很简单：国内外物价比值的上升，意味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上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相反，如果国内外物价比值下降，则会反过来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压低汇率就是贱卖中国
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如果存在这种情形的话），结果会大大增加贸易顺差。故意追求贸易顺差，并不会给我国国民带来实际利益，相反却是在贱卖中国。
专家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当前多种经济失衡的关键。之所以会这样，是重商主义思想在作怪。
重商主义流行于18世纪的欧洲，中心思想是通过政府干预来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赚取金银等货币。这一观点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遭到严厉抨击。后来，英国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确立自由贸易宗旨，经济繁荣持续了200多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通过政府干预来促进出口，其手段之一是本币汇率低估。我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实际上也是这个原理，实质是由中央银行高价收购外汇，由中央银行对用美元、欧元和日元购买我国产品的外国消费者和企业进行补贴。容易看出，这是实实在在的“贱卖中国”——在汇率低估背景下，这种出口越多表明送给别国的财富越大。紧接着，随着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随之急剧下降，我国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有鉴于此，我国应当尽早和尽量放开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汇率回到自然状态，反映真正的市场价格。不用说，从发展方向看，这时候的人民币汇率应当是上升的。
我国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种担忧：
一是“广场协议”恐惧症。可是殊不知，日元升值究竟是不是日本经济衰弱的根本原因，这一点目前尚有争议。理由是当时的德国也面临着同样的环境，德国经济就不但没有受到货币升值冲击，反而有新的发展（这一点下面详谈）。
二是担心发生出口企业倒闭潮。这种担心确实存在，但反过来看，人民币升值也是会增加国内需求的，有失必有得。更重要的是，随着汇率回归自然，我国必定会出现经济转型的好局面。也就是说，自然汇率状态下的经济发展更健康。
三是担心国际游资进入我国炒作。实际上，国际游资进入我国的规模主要取决于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我国资本项目不开放，国际游资想要进来也进不来。再说了，国际游资进入我国的主要目的是购买廉价资产，这种行为是长期的，短期炒作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有读者担心，我国放开外汇管制后会不会因为出口减少导致外汇储备下降，最终出现国际偿还能力问题呢？可以说，这种担心在我国根本不存在，如果有也是有惊无险。无论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债务困境中，都能得出这一结论。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首席经济顾问达瓦科维奇2011年6月29日透露，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都认为俄罗斯会出现债务违约和货币贬值，认为俄罗斯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尤其是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的努力更是被认为徒劳无功。而事实上，接下来俄罗斯从德国、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里获得的数额庞大的贷款，也确实没能帮助俄罗斯走出债务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于1998年8月17日不得不向市场投降：允许卢布贬值，以逃避美元债务。可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结果不但没有出现意料中的灾难，俄罗斯反而在仅仅6个月后就恢复了经济繁荣，12个月内还清了大部分债务，经济繁荣期长达10年，这10年中俄罗斯的股市上涨了20多倍。
所以，没有理由担心人民币汇率放开后会导致我国经济困难和债务缠身。如果这些外汇储备由此变成美国敲诈勒索的筹码，就不但是贱卖中国而是引火烧身了。
最新的例子是，2011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冻结利比亚在美国的300亿美元资产。美国财政部表示，这是美国单项经济制裁中最大的一笔，这300亿美元不包括欧洲及各大银行已经冻结了的利比亚政府资金。
据透露，利比亚的外汇资产中以银行存款表现的现金部分总共才只有320亿美元，另外就是几家在美国的银行各自管理的5亿美元左右的投资。也就是说，这样的资金冻结等于是没收了利比亚政府可以动用的所有外汇储备。更要命的是，这些资金冻结后被美国转移给了利比亚反政府武装。
请注意，这本来是利比亚的外汇储备，只是因为美国政府的一句话，说冻结就冻结了，而这种冻结和没收并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这一举措向全球发出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号：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下，美国、欧洲、日本以外的主权国家的外汇储备不可能得到任何安全保障。
具体到中国，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是西方国家手上的政治抵押物，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就好比睾丸被别人紧紧攥在手里一样，这时候哪怕你再貌似强大，也未必敢放手一搏。
我国拥有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一旦被冻结，我国的财政金融体系将立刻崩溃！这就是美元陷阱给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制造的明显漏洞。
关于这一点，苏联的瓦解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苏联金融体系被击垮后，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依然不可一世，可是在阻止苏联解体时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也没有。
有读者认为，美国政府不是一再向我国表示“美国不会赖账”的吗？就在2011年美国政府突破14.29万亿美元举债上限后，美国财政部长盖纳特还说他“拿宪法作保障，不会欠账不还的”。但请注意，他矢口没有提最关键的一句话，拿什么还，什么时候还？如果继续通过加印美元来归还债务，这又和赖账有什么区别？随意轻信政客的话，无疑过于幼稚。
请不要忘了，当年抛出“鲁宾主义”理论的正是这位盖纳特。1999年，盖特纳在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即将下台时，作为告别礼，给上司归纳总结出了一套所谓“鲁宾主义”的经济理论，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借债人要对他们所借债务负责，但同时债主也要为能否收回出借资金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将来无力偿还债务，你中国是有责任的——你为什么购买这么多美国国债，这不是明摆着要害美国还不起吗？
俗话说，“软怕硬，硬怕横，横怕不要命”。这也暗合“流氓无产者最具革命性”的逻辑。当一个国家外汇储备太多，并且被人当做政治抵押物捏着，就什么也硬不起来了。
不要太在意人民币升值
谈到人民币汇率升值，就不得不提到臭名昭著的“广场协议”。正如本书前面提到的那样，“广场协议”确实是美国的一大阴谋，目的是要通过美元大幅度贬值来迫使日本日元和德国马克大幅度升值，扭转美国的外贸逆差。
一般认为，正是这一阴谋最终使得日本进入“失去的10年”。但耐人寻味的是，与日本同样受到“广场协议”迫害的德国却没有出现这一情形，这就非常有探究价值了。
在1985年9月签订的这份“广场协议”中，明确要求日本和德国货币大幅度升值，以“帮助”美国挽回“被高估”了的美元汇率。结果，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5年内，日本股价每年以30%的速度上涨，土地价格每年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同期GDP增长速度却只有5%。这样就造成了日本经济泡沫化。所以当日本于1989年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戳穿经济泡沫时，日本的股票价格和土地价格短期内即下跌50%以上，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达10年的低迷期。
那么，与日本有同样处境的德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一幕呢？原来，德国实行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汇率政策。
当年日本在签订“广场协议”后认为，日元汇率大不了就升值10%；只是没想到，日元升上去就下不来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年平均上升5%以上，这等于是给国际游资进入日本作出了一个稳赚不赔的承诺。尤其不可思议的是，1987年2月西方七国担心美元过度贬值在法国签订“卢浮宫协议”后，日本居然在已经连续4次下调利率的基础上继续降息，把年利率降到2.5%的历史最低点，并且一直延续了2年多。这时由于美国连续3次上调利率，两国长期利差超过3%，迫使资金纷纷涌入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资产泡沫越来越大。
再来看德国。德国的做法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我行我素”。虽然同样签订了“广场协议”，可是德国自始至终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同时灵活运用利率和通货膨胀等手段力保经济增长。
从具体资料看，1960～1990年间德国马克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累计升值2.79倍，贸易加权名义汇率升值2.43倍，都大大超过日元。可是德国面对这样的货币升值，政策方面不慌不忙，首先确保物价和生产稳定，真正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然后才是追求汇率稳定。
国际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只能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中选择两项，不可能三者兼顾。在这里，德国就是选择了前两项，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同时借助欧洲国家的货币联动机制来有效减轻国际热钱冲击，从而使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由此可见，面对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态势，我国应当采取的措施不是像过去的日本那样控制货币缓慢升值，给国际游资进入我国一个稳赚不赔的“承诺”，而是应当尽量看淡它，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归根到底，汇率只不过是一种市场工具。搞市场经济，本来就应该尊重并善于使用市场调节工具，而不是硬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左右它。否则，结果就明摆着：日本面对“广场协议”选择的是“死扛”，不断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外汇，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延缓日元升值，但最终体力渐渐不支，导致日元汇率升值速度不断加快，资产价格越发膨胀，等到泡沫破灭后也就必然陷入经济衰退。
相反，德国面对“广场协议”选择的是“顺势而为”，只是把汇率当做一种市场工具来看待，并没有过多地去考虑汇率涨跌，而是把所有政策出发点放在本国经济平衡上，最终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就好比初学骑自行车的人，当自行车扭扭歪歪要倒下来时，重点不是盯着脚下而是要看着远处，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面对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政府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国内经济发展上。
所以，日本东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公司总裁，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前经济参赞津上俊哉说，是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的过度反应以及对日元汇率升值的担忧，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日本政府对最终出现“失去的10年”负主要责任。
而美国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弗兰德·巴古斯登则坦言，美国的阴谋就是要“日本拿自己的锅煮自己”。这里的“锅”无疑就是指“低利率、升值预期和资产泡沫”。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如此。相反，德国由于绕开了这只“锅”，所以安然无恙。
那么，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经济上，重点是什么呢？这里的关键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人民币汇率上升必然会阻碍我国产品出口，但如果我国生产的产品是别人不能生产的，那么无论汇率上升会在多大程度上抬高商品价格，照样可以在全球市场上畅行无阻，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相反，如果你的产品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只能拼价格；而要拼价格，就必然会压低人民币汇率。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既赚不到钱，又会积累起大量的外汇储备放在那里受美元陷阱贬损。这样的钱不如不赚。
出口导向可以休矣
出口导向战略耳熟能详，但也许很多人并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实行这一战略？搞清楚这个问题就知道，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应当是有特定背景要求的，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条道上奔到黑”，不但愚蠢，而且可怜。
千万不要抱着一种陈腐观念，认为产品出口就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快，汇率低估会有助于全体国民。如果这样的荒谬理论成立，那么岂不是把货币强行贬值到100、100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把我国的物资搭上人力一夜之间贱卖到别国，就能实现“国强民富”了？如果真是这样，全球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都可以易如反掌地脱贫致富，只要多印钞票就行了！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薛兆丰撰文说，2005年时他曾经和美国经济学教授戈登·塔洛克有过如下一番交谈（戈登·塔洛克曾经担任驻中国外交官，对中国人的习性了如指掌）：
塔洛克问薛兆丰：“中国向美国提供实实在在的商品，只想收藏美元，为什么？”薛兆丰回答说：“或许是中国人就喜欢收藏美元吧？”塔洛克摇头说：“不，唯一的解释是中国人蠢。”
两个星期后，薛兆丰去问塔洛克：“你说中国人蠢，可是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不也很蠢吗？因为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美国进口同样的商品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塔洛克说：“美国政府是因为一些美国企业有意见，所以不得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它实际上可什么都没做。可是没想到，美国越是这样，中国就越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这正上了美国的当。中国依然坚定不移地把实实在在的货物运到美国，然后以过高的价格收藏美元，所以还是中国人蠢。”
撇开感情因素不谈，其中的观点确实令人深思。因为归根到底，我国把商品出口到美国后换回一大把美元，这实际上只是货物出门后我们拿到的欠条。用这些外汇储备去购买美国的短期债务，相当于拿到的是活期欠条；购买长期国债，就相当于把活期欠条换成了远期欠条，如此而已。
从某个角度看，出口导向战略追求贸易顺差，最终积攒的不过就是这么些欠条。随着欠条越来越多，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就大大推动了国内通货膨胀，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做有意义吗？所以说，这种出口导向战略应当立刻停止。国际贸易应当追求平衡，而绝不是追求一大把放在家里日益贬值的纸币。
看看过去的日本是怎么做的吧，他们的做法就很理智。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靠资源投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这种经济增长同样导致投资率不断提高和消费率不断降低，最终出现劳动者收入提高慢和社会需求不足等问题。为此，当时的日本同样采取出口导向政策，以外贸出口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通过压低汇率鼓励出口。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很快就扭转了这种出口导向，把经济发展放在自身健康要求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借鉴这种出口导向战略，尤其是在1994年进行外汇体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后，这种外向型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国各地纷纷把富余的和廉价的劳动力搭在产品上卖到国外，变成外汇收入，外汇储备一下子就上去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外贸易弥补了内需不足，才使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像1958年那样的严重困难。
但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在实施了10年、20年之后都会出问题，这时就需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式来走出困境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怎么转变呢？关键之一是实现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把原本人为降低了的汇率，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恢复到正常水平。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扭转以下尴尬境地：一方面，由于人为压低汇率，只能借助于低要素价格同低附加值产品搭上本国资源和环境辛辛苦苦地出口，出口价格被压得很低，可是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另一方面，虽然积累起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可是一旦遇到美元贬值，就要严重缩水。
面对这种严峻现实，我国非常有必要放开外汇管制，以便自动调整不正常的外贸出口，抑制低效和无效出口。
放眼全球，各国尤其是全球性大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都在越来越重视货币政策的独立运用，可是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些举措还非常令人费解。
例如，我国金融高层明确表示不在意货币政策独立性，在汇率上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亦步亦趋，这就让人感到非常不解。要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恰恰是全球货币政策的最大操纵者，我国与美国亦步亦趋，缺乏货币政策独立性，就必然会深深地步入美元陷阱之中。
所以能看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不断推出货币宽松政策，说穿了就是不断加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放水”。这样，在金融河流中处于“下游”的中国，因为美元资产储备过多而损失惨重就是必然的。
绝不要相信美国对债权国的所谓“保证美元资产安全”的承诺。事实胜于雄辩，能不能保证安全，关键看行动，而不是表态。如果美元汇率不断走低，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就一定会贬值。虽然这时候的外汇储备在账面上也能获得相应利息收入，但无论是“本金”还是“利息”都已经不再具备原来的那个内在价值，“面目全非”了。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用市场化汇率来自动调节外贸规模已经迫在眉睫，出口导向战略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