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3月24日，是一个极寻常而又极不寻常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刚满20周岁的鲁迅与同学张协和、芮石臣、伍仲文一起，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在南京长江码头登上了日本客轮“大贞丸”号，开始了即将改变他人生之路的日本之行。
轮船在长江的浩浩碧波上顺流东下，潮湿的江风吹拂着伫立在船头的鲁迅的面颊，微微有一些寒意。向长江两岸极目远眺，破旧、灰暗的农舍掩映在泛着绿意的树丛中。“就在这里面，居住着我可亲可爱的乡亲、我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想到这里，一缕惆怅而悲凉的思绪袭上鲁迅的心头……
转眼间，轮船驶进了长江口，一片更加开阔的水域展现在鲁迅面前——前面就是浩瀚的大海了！一声又一声汽笛就这样把生他养他的长江水抛在身后。望着周围白茫茫的一片水的世界，鲁迅感到自己就像一片树叶一样四处漂流，无所依托。他深爱着的祖国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她又是那样贫病交加，令人不忍目睹；大洋彼岸那个弹丸小国却是那样一块发达、先进的土地。4年前，自己曾经“走异路，寻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今天，又要去异域，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了。
在海上颠簸了整整10天之后，鲁迅一行抵达了横滨港，这个来自大清帝国的青年，第一次踏上了异域的土地。
4月7日，鲁迅到达了目的地东京。积郁在胸中浓厚的怀乡情绪使他立即写了一封家书，寄上自己的3张照片，并在一张照片的背后题了几句饱含着浓情的文字：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万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信中还提到，“不日进成城学校”。然而，鲁迅却没有如信中所说进成城学校，而是入了弘文学院。因为成城是一所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按日本政府的规定，只有学陆军的学生才能入学；鲁迅等人虽然毕业于陆师学堂，但具体专业却是开矿，所以不能入学。而且当时清政府担心学生学了军事会搞武装革命，所以对进士官学校限制很严。
弘文学院位于东京牛□区（即现在的新宿区），校长嘉纳治五郎在日本教育界颇负盛名，他认为大清朝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将不能生存；为了维持清朝的完整和强大，日本必须援助清朝，这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积极地创办了这所私立学校，并在学校的章程里首先一条指明，学院“为清国留学生教授日语及普通教育，以期培养成材”。
鲁迅入了弘文学院普通科浙江班，学制2年，除学习日语外，还学习几门理科课程。和所有的私立学校一样，弘文学院一般也是下午上课，上午和晚上为学生的自由时间。在东京这个远离清政府压制的地方，在弘文学院这所比较自由自在的学校，鲁迅开始了思想与知识突飞猛进的黄金时期。
正值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漫天塞地”。来到这个岛国的人并非像鲁迅那样寻求救国的真理，他们大多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其中，大多数人是从旧式私塾、书院中出来的，是秀才、举人，等等，都是作八股文、试帖诗的好手；只有少数人是西式学堂出身。他们有的是来混一个洋学位，镀镀金，回国风光风光；有的纯粹是来游玩、每日沉迷于跳舞和吃喝玩乐之中；有的想学点知识，再回去为清政府效力。这些来自泱泱大国的留学生，极少思虑着民族的命运，只顾自己在东京城丑态百出。鲁迅曾经形象地描绘他们的样子：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着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鲁迅用喜剧的语言嘲讽了清朝留学生无比做作的样子，表达了由衷的厌恶之情。
众多的留学生和流亡日本的中国人中，集中着一部分反清爱国的革命志士。梁启超、孙中山、章炳麟、邹容、秋瑾等人在日本、在东京努力传播着他们的革命思想，组织着革命力量。孙中山早就在日本成立了兴中会，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影响颇大。就在鲁迅到达东京不久，孙中山和章炳麟英杰定交，携手并肩战斗。他们发起在横滨召开“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为了召开这个会议，他们发出了一封《告留学生书》，慷慨激昂地写道：
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
当时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大江南北。这封书信在每一个省的学生面前，树立了一个自己先辈中的仁人志士形象。它激励了学生的革命精神，影响极大。
1903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1000多名漂泊在外的游子在留学生会馆举行春节团拜会，鲁迅也参加了集会。当着清朝公使蔡钧的面，一些留学生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历数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奴颜媚骨的腐败事实，大声呼吁恢复人权、拯救中国。集会上，鲁迅听到这类忧国忧民的演讲之后，颇受鼓舞。
在革命呼声高涨的热烈气氛中，鲁迅没有被冲昏头脑，他极具洞察力地看出了混杂在革命浪潮中的渣滓。集会上，一个青年一边大力鼓吹反清，一边嬉皮笑脸地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这个青年叫吴稚晖，他说的“老太婆”指的是慈禧太后。鲁迅认为，讲演中夹杂着无聊的插科打诨，这种极不严肃的临场表演，有浑水摸鱼的迹象，于革命是极有害的。果然，不久之后，这个吴稚晖就阴险地向清政府告密，在上海陷害章炳麟和邹容，致使他们一个被捕入狱，一个壮烈牺牲。在那时，鲁迅便看清了这类墙头草一般随风倒的人的嘴脸，可见是极具眼力的。
随着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广大留学生们的思想很快活跃起来，纷纷投身于革命派的活动中去。鲁迅敏锐地预感到，这股春风将从日本吹到自己的祖国，将在祖国广阔的大地上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他仿佛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心情无比激动，他感到浑身奔涌着革命的热血。鲁迅积极地投身于这股浪潮中，他经常走出校门，赴会馆、跑书店、听讲演，终日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鲁迅入弘文学院半年之后，许寿裳也出国来到了日本的这家学校，他被编在普通科浙江班，与鲁迅的自修室相邻。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神情忧郁，成为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生死之交。许寿裳深深地懂得鲁迅，钦佩他横溢的才华、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人格。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他为鲁迅的每一分成功而欣喜，也为他的每一次窘困而焦虑；每当鲁迅被别人误解、陷害、咒骂时，他都坚定地站在鲁迅的身边，给予他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有力援助。
刚到东京，鲁迅就无法看惯留学生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街上晃来晃去的样子。他想，为了在中原人的头上留住这条辫子，满族统治者曾经砍掉了多少人的头颅。如今，时间已经冲淡了往日浓浓的鲜血，这条辫子却已经成为国耻的象征。每当留学生走在大街上，总会有一些日本少年指点着他们，公然讥笑他们。一向蔑视清廷的鲁迅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强加在身上的耻辱。1903年3月，他毅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欣喜若狂地去找好友许寿裳，让他欣赏。所在的浙江班剪辫的人很多，他到东京的第一天就“入乡随俗”了。鲁迅所在的江南班的监督姚文甫是一个顽固的王朝分子，对留学生管理颇严，所以班里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
这一天，鲁迅高高兴兴地走进好友许寿裳的自修室，脸上掩饰不住地现出喜悦的表情。许寿裳刚开始很奇怪，再定睛观瞧，原来他头上的辫子不见了，禁不住兴奋地赞赏：“哈，焕然一新！”
剪掉辫子后，鲁迅的面庞愈显清秀，双眼更加炯炯有神。听到友人的称赞，他不自觉地抬手摩挲了一下自己的头顶，与许寿裳相对而笑。
许多年以后，许寿裳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生活，这一情景仍历历在目。
余兴未尽的鲁迅特意拍了一张“断发照”。照片上，他那年轻、英俊的面庞透着深沉的思索，小平头又增添了几分精干。鲁迅把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赠给了好友许寿裳。他还心潮澎湃地在照片背面题了四句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流畅、激越的诗句传达出了一个深沉地爱恋着祖国的青年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献身于祖国的战斗决心。这首诗当时没有题目，后人称之为《自题小像》，其中的感情已经与几年前对故乡的徒然的思念迥然不同。鲁迅已经从乡情中走了出来，投身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变革之中。
鲁迅轻松、高兴地剪掉了辫子，但事情的发展却并不轻松。他的行动引起了江南班监督姚文甫的恼怒。姚文甫私下里扬言，要停掉他的官费，送他回国。然而，这位向来一本正经的监督实在是站得不直。他正和一个姓钱的女生私通时，邹容等五个学生破门而入，狠狠地打了他几个嘴巴子，然后三下五除二，不由分说剪掉了他的辫子，并把它高高地悬挂在留学生会馆门口示众。姚文甫无法再在东京待下去，只好灰溜溜地回国了。鲁迅在班里第一个剪辫子，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同学们为自己，也为鲁迅出了一口气，鲁迅心中极为兴奋，赶紧写信向家中报告了这一事件。
鲁迅和同学们齐心协力推开了身边的这块革命的绊脚石，然而学院里那种弥漫着孔孟之道的教育风气却令他们极为懊恼。
入学不久，大久保学监就要领着留学生们去孔庙行礼，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行礼去吧！”鲁迅因为绝望于孔子和他的徒党，才辛辛苦苦地负笈来日，难道自己跨越了千山万水，仍然走不出孔孟之派吗？现在自己也成了“孔子之徒”了！后来，鲁迅等人明白了，弘文学院有尊孔的传统。
学校有一条明文规定，“凡适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1903年1月10日，院长嘉纳召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速成师范班学生，满怀期望地对他们宣扬孔子之道：
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20世纪之文明，因不必得求之孔子之道之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以为教育，然其活用之方法，则不必深明中国旧学而又能参合泰西伦理道德学说者，乃能分别其条理而审定其规章。
嘉纳认为，振兴中国，必须以孔孟之道为根本。同时参考西方学说，探究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他的倡导下，学校形成了重视中国旧学的风气。而这一套与厌弃僵化的儒学、不满于清政府、立志变革的鲁迅等人，自然大相径庭。鲁迅等人一直心怀不满，后来在一次事件中终于像酝酿已久的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
弘文学院办学有它的政治目的，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它也有经济目的。为了收取更多的留学生的学杂费，学校的大门越来越宽。普通科随到随收，编班也极灵活，速成科越办越多，学生和老师的意见都很大。学校单纯注意扩大教学规模，忽视了教学质量。普通科的同学因为课程不多，多次与校方商改课程。院长嘉纳每次都点头同意，就是不见行动。
1903年3月26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和会计关顺一郎突然召集学生曾长等10余人，公布了一个12条新规定。学生们以为是改良课程的方案，接过一看，却是想增加学校收益的一些苛刻规定，什么暑假期间要交学费，患病超过两周医药费自理……学生要求修改这些规定，教务干事竟然蛮横地说：“不行就退学吧！我决不强留。”
三矢的轻慢态度激起了学生代表的愤怒，他们当场指责三矢：“学生退学是不得已的事，你敢借题威胁，我们就只好试试看！”第二天，他们召开了留学生会议，号召大家一起退学，和校方斗争下去。留学生们群情激奋，一致同意。3月27日，弘文学院全体留学生52人同时退学，自幼就富有战斗精神的鲁迅也愤然参加了这一行动。
这大大出乎学校的意料。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青年，竟然如此不容侮辱和齐心协力。嘉纳院长被迫表示要“改良课程”，希望学生们复课。中国留学生马上召开了“同窗会”，到会的全体学员商定了“撤去荒谬之教务干事及会计，各科课程皆须更订，以图改良”等7项要求。经过反复斗争，嘉纳同意在学生回院式上宣布撤去教务干事三矢的职务，但他要求学生同时在会上公开承认错误。留学生表示“无失之可谢”，无论嘉纳和清政府的留学生总监督怎样再三催促学生代表承认错误，学生都一直默然不语，用沉默表示对这种无礼要求的抗争。嘉纳院长一看这些留学生如此难以对付，只好自己站起来打个圆场，发表讲话，承认职员确有“不善之过”。后来又对教学做了一些改革。
就这样，前后持续了20多天的学潮终于以中国留学生的胜利而告终。积极参与了这次风潮的鲁迅，心花怒放地写信向家人描述了事件的始末经过，“弘文事已了，学生均返校矣！”
当时，东京洋溢着一派革命的热烈气息。在革命志士的影响下，留学生中也办起了各种书刊，《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激动着海外学子的心。许多人从图书馆里抄录下反清复明志士的文章，翻印成册，寄回中国。大量感情激越、文笔洗练的文章深深影响着国内思想界。
《辛丑条约》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搜刮束手无策。人民反清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当时，沙皇俄国蛮横地侵略东北富饶的自然资源，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远在日本的留学生也积极行动，于1903年4月29日，在东京召开全体大会，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后来又改称为国民教育会，他们向清政府写信，要求与俄国人作战。日本的浙江留学生还召开特别同乡会，声援国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宝贵资源的护矿斗争。
在一阵阵拒俄热浪中，鲁迅敏锐地看到：中俄之间存在的问题及矛盾，他不愿加入拒俄义勇队而被人利用。
当时，许多人只顾全神贯注地抗俄，却忽略了日本一直在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中国。直到后来日本军舰封锁旅顺港，在报纸上制造种种“日本统治满洲说”，仍有一小撮人在盲目地同情和崇拜日本。蔡元培和何阆仙在上海创办了《俄事警闻》，意也袒日而抑俄。鲁迅知道以后，去信质疑。他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俄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于是，鲁迅向蔡、何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持论不可袒护日本；
第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
第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
后来，《俄事警闻》采纳了鲁迅的意见，发表的论调有所改变。求学时代的鲁迅，就已经认清了俄、日同为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颇令人敬佩。可惜，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寥寥无几，鲁迅一片忧国忧民的情怀无人理解，颇感寂寞。后来，他无奈地写下了“难醒人间醉，空劳别后思”这样的诗句，表达了无比寂寥的心情。
鲁迅虽然没有加入拒俄义勇队，但他积极地声援国内的护矿斗争。1903年他在加入浙江特别同乡会之后，以“索子”的笔名在《浙江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地质略论》。文章开篇即热情洋溢地歌颂了祖国的可爱：
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凡诸科学，发达已昔。
紧接着，文章笔锋一转，痛斥道：
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而此孤儿，复昏昧乞识，不知其家之田宅货匪。盗据其室，持以赠盗，为主义者，漠不加察……
在进一步揭露沙俄等帝国主义对中国“狼顾而鹰睨”的险恶野心之后，他义正辞严地大声疾呼：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
文章痛斥清政府实在是“引盗入室，助之折桷找栋以大厦之倾”的罪魁祸首，是“我汉族之大敌。”他号召尚在蒙昧之中的群众赶快清醒过来，团结起来携手战斗，做富饶的中国大地上的真正的主人。只有这样，“即幸而数十年之后，竟得独立，荣光纠纷，符吾梦想”。鲁迅在文章结尾表达了渴望祖国独立富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
鲁迅以实际行动参加了中国声势浩大的护矿斗争，他的文情并茂的文章一经刊登，便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他的大名在留学生中迅速地传扬开来。后来，他以此文为基础，与浙江同学顾琅合编了《中国矿产志》一书，于1905年编完，次年出版。这是我国出现较早的现代地质科学的论著。他在书中号召人们以自立图强之道来抵御外国的侵略。
1903年，酝酿已久的日俄战争就要爆发了，清政府任外国的战火在自己的国土上燃烧，宣布中立。许多爱国志士认为，这是国内革命的大好时机。留学东京的原“浙学会”会员骨干沈瓞民等人商议秘密组织新的革命团体，趁日俄战争之机回国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他们邀请了浙江的爱国志士陶成章、鲁迅和许寿裳一同参加，3个人毫不犹豫地同意了。11月初，鲁迅还参加了这个秘密团体和第二次会议，得知陶成章被派回浙江，还有一些人也被派回国，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经过一年的酝酿，1904年10月，光复会正式成立。从一开始就目睹了光复会孕育过程的鲁迅，成为光复会东京分部的正式会员。
刚刚踏入弘文学院的鲁迅，由于天资聪颖，再加上自幼获得了丰富的传统文学的熏陶，很快便显露出初步的文艺才华。他谈吐幽默，文章中使用的词语很快成为流传在留学生中的口头禅。例如，“富士山”后来就成了形容留学生辫子的专用语。当时，东京的成城学校里的学生大多是保皇派，准备回国为清政府卖命，他们在东京的大街上游来荡去。鲁迅看了很生气，在自修室里写了些打油诗，其中有一首宝塔诗：
兵
成城
大将军
威风凛凛
处处有精神
挺胸肚开步行
说什么自由平等
哨官营官是我本分
有一个浙江慈溪人住在东京新桥，不慎一只胳膊被马车碾断，从此自称“独臂翁”。他是一个极力反对革命的顽固派，喜欢结交官场，每当清朝官吏到日本时，他都一回不落地迎送。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他，其中两句是：“钦差唤过王爷叫，忙煞新桥独臂翁。”这里“钦差”指那桐，“王爷”指载振。对于那些腐朽的保皇派的人物和现象，鲁迅向来加以口诛笔伐，给他们以打击。
一次，有人误把鲁迅的名字“树人”写成了“孺人”。他笑了笑说：“孺人，变成太太了（清朝对六品官的妻子，封称为孺人）。我即使成了女子，也不愿做官太太。还不如叫我孺子。虽然是乳臭儿，也比官太太强。”一向疾恶如仇的鲁迅怎么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呢？
他的风趣言语让同学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也打趣地说：“孺子可教也！”
鲁迅听了，严肃地说：“这个‘可’字不如改为‘请’字，唐朝时，日本曾向我国请教，今天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
正是怀着这颗虚心请教之心，鲁迅极珍惜这次出国的机会，他在弘文学院顽强、刻苦地学习，力争极大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清政府给每个留学生的官费每月只有36元，鲁迅除了交学费、食宿费、书费以外，已经所剩无几。家境并不富裕的鲁迅，在东京过着极清苦、俭朴的生活。然而，凭着对民主革命的执着信念，和“誓做革命党之骁将”的决心，鲁迅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常学习到深夜才睡下。多少个夜晚，同学们有的已经鼾声如雷，有的正在舞厅里疯狂地踏着地板，鲁迅却刚刚合上书本，走出门外，遥望天边的星斗陷入了沉思……他的坚定斗志和刻苦学习的精神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由衷地称赞道：“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
弘文学院的一个教学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学习日语。鲁迅经过认真的学习，很快就掌握了日语。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宝库的大门。当时，日本崇尚向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翻译了大量欧洲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及哲学、历史、文学书籍。鲁迅如饥似渴地阅读，范围宽广，如拜伦的诗、尼采的哲学和传说、希腊和罗马神话……他在国内南京读书时，曾经接触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但都是严复等人意译、节译或编译的，译文注重“达”这一意旨，内容却难免漏译。在弘文学院，他开始阅读翻译得比较确切、完整的日译本。当然也有日本人编写的书籍。他从前曾看过《天演论》，了解了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然而，直到他在日本看到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才明白进化论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还经常阅读日本文学著作，最钟爱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作品。
遨游于社会科学天地的鲁迅仍然喜爱严复和林纾的译作。在东京，他仍然经常拿出《天演论》来读，时间长了，以至于能够背诵下来。有时，竟同许寿裳对背起来。严复和林纾的每部译作新出版，鲁迅一定跑到神田区的中国书店，心甘情愿地掏出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把它们据为己有。通过这些翻译小说，他把目光进一步转向了世界文学之林。他对这两位翻译家一向敬重，后来听章炳麟谈到他们的译作不够“信”这基本要求时，才不大佩服了。
在广泛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鲁迅并没有疏远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粹。他喜欢屈原的作品，自己曾亲自购买屈原的《离骚》，弘文学院毕业前把它送给了友人许寿裳，并对他说：“《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回国后，在他厦门大学任教时的讲义上，在他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上，都论述了《离骚》和《天问》。他自己做诗时，也受骚诗的影响，他后来作小说集《彷徨》的题词就是屈原的《离骚》中的八句诗：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鲁迅这八句诗表达了他到处行路受阻、不胜彷徨寂寞的感觉。
在一次和鲁迅闲谈时，许寿裳问他：“《离骚》中，你最爱诵的是哪几句？”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出以下四句：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这四句诗大有求不到理想的人誓不罢休之意，鲁迅独喜爱它们，这与他对真理执着追求的信念是一致的。
鲁迅不但掌握了日语还自学英语和德语，阅读英美书籍。
通过勤奋不辍的刻苦学习，鲁迅既丰富了科学文化知识又提高了思想水平，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世界各国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和博大精深的哲学、美学、自然科学知识，深深地烙记在他年轻的头脑中，他感到自己身处一个从未登临的领域，这里芳草萋萋，别有一番洞天，令人流连忘返。在这里他心旷神怡，自己的精神和生命被陶冶得愈发丰满和美丽。
誓做“革命党之骁将”的鲁迅深刻地认识到：要革命，只喊几句空洞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唤醒处在蒙昧之中的广大群众。这就需要研究中国人的整体性格和特点，即“国民性”。
那时，很多改革派思想家认识到了中国的国民性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缺点，提倡应该“改进国民性”。典型代表是梁启超。这位国学大师在《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具有四大特点，即“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他提出只有抛弃这些弱点，中国才能变成“受人尊敬之国”。
时刻紧跟革命的鲁迅对这些呼声早有耳闻。在与挚友许寿裳在房间里谈论时，经常谈到在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在做列强奴隶的时候。每当此时，这一对爱国青年不禁喟然长叹。他们进而深入地思考着三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在哪里？
从古到今，无数中外哲学家用他们洞幽烛微的如椽巨笔，满怀激情地描绘了一幅幅理想人性的蓝图。究竟哪一个最适合中国的国民性呢？这两个青年学生还比较朦胧。他们对于第二个问题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诚”和“爱”，由此带来最大的缺陷是具有“瞒”和“骗”的天性。鲁迅认为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统治者对人民一直实行高压政策，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的一贯伎俩是欺骗底层人民，并且给这些骗术披上各种冠冕堂皇的美丽外衣。民众一直处于蒙昧之中，而且互相欺瞒，人与人之间最缺少的是“爱”和“诚”。经过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它逐渐渗透到人的骨髓中，难以剔除，而且有意无意地表现在社会上的言行举止中。
他们还认为，中国两次遭受外族入侵。这与当时反满、排满革命热潮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他们只看到了元朝和清朝的种族压迫，而且极力强调这一病因，对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残害还没有形成全面、深入的认识。
作为20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还不成熟，难免产生比较幼稚的想法。但是，在当时一般革命人士只注意到狭隘的“排满”、“反清”时，鲁迅能够考虑到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是比较超前的。他对中国国民性的直觉而抽象的认识，正是他后来对这一问题深入探究的基础和萌芽。负载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发展至今，还没有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像他那样，用一生时间去抨击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弱点，揭露造成这些缺陷的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吃人本性。其思想之深刻、文字之简劲、爱国爱民之深沉，可谓空前。
鲁迅在刻苦学习外语、广泛涉猎中外文化典籍的同时，开始了翻译创作活动。
1903年6月，许寿裳接管了《浙江潮》的编辑工作，他向挚友鲁迅约稿。几天以后，鲁迅便交给他两篇文章：一是署名“自树”的《斯巴达之魂》；一是翻译的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署名“庚辰”。许寿裳惊异于他的成文之迅速，待读完作品，又欣赏又钦佩，他把《哀尘》和《斯巴达之魂》的上篇同时刊登在6月15日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五期上，《斯巴达之魂》的续篇在该刊第九期上载完。
《哀尘》是鲁迅从日译本转译的法国大作家雨果《随感录》中的一篇文章，原名为《芳梯的来历》。当时，雨果在中国翻译界和思想界声誉颇大，许多杂志介绍了他的情况，刊登了他的照片，他的名著《悲惨世界》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鲁迅所译的这个短篇，叙述雨果在1841年亲眼目睹的一个女子被迫害的遭遇：一个雪花飞舞的寒冷冬日，一个富有的流氓把一个个大大的雪团狠狠地掷在一个穷苦的青年女子身躯上，看着女子躲闪不及的愁苦样子，他发出一阵阵怪异的狂笑。这个遭受戏弄的女子被迫也拾起雪球反击、自卫，这时，巡警走了过来，他不问青红皂白，肯定地说：“这位年轻、有教养的绅士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袭击你？你这个下贱的女人！”他公然放走了有权有势的无赖，却把无端受辱的弱女子判处监禁六个月。
在译文中，鲁迅把这个无赖少年的名字译成“频那夜迦”，这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恶神，由此表达了对罪恶社会的愤慨。在“译者曰”中，他又直截了当地指明，频那夜迦披着文明的外衣，大摇大摆地游荡在世界上，而卑微的女子只想维持她的生活状态这一要求却不能得到满足。这是发生在欧洲的故事，但在莽莽地球上，亚洲不是同样布满罪恶的陷阱吗？在他的第一个译作中，鲁迅表达了对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恶霸势力的愤慨。对这个不公平合理的世界，他发出了严厉的质问。
鲁迅写作《斯巴达之魂》，是与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刚刚跨入20世纪的中国，海内外拒俄运动的浪潮一浪高似一浪。而斯巴达人一向以勇武不屈而著称，许多动人的故事被载入了史册，在世界上流传。许多寻求救国道路的人士从中深受启发，不约而同地倡导“斯巴达精神”，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富国强兵。其中，梁启超写的《斯巴达小志》描述了为8个儿子战死沙场而无比自豪的母亲的崇高情怀，文情并茂，影响颇为广泛。大力鼓吹“斯巴达精神”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刚刚发表完“拒俄义勇队”致清政府函的《浙江潮》，在下一期紧接着发表了鲁迅的《斯巴达之魂》。这是一篇文言文历史小说，它以生动的笔调描写了留尼达士王亲自率领300名斯巴达将士和7000希腊盟军，与波斯王率领的数万侵略军决战于温泉门的壮烈景象。鲁迅发挥想象力，写斯巴达士兵“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留尼达士王抱着“王不死则国亡”的决心，等待着和将士们一同为国战死沙场。经过一番血肉横飞的激烈厮杀，波斯军队死伤无数。然而斯巴达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国王也尸陈温泉门。在这场鏖战中，只有一名士兵因病休养，没有参加战斗而得以生还。当他跨进家门时，他的妻子却感到极度的耻辱，她愤愤地说“生还者非我夫，愿归者其鬼雄”，鼓励丈夫再赴疆场，以死报国。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塑造了壮烈感人的艺术形象，歌颂了斯巴达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对那位死谏丈夫的斯巴达妇女尤其赞颂不已，他感慨地发表议论：
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文章突出描写了斯巴达人第二年获得全胜的战役，意在鼓舞中国青年只要像斯巴达人那样誓死抗争，就一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鲁迅写完这篇文章，同学们有的高声朗诵，有的在上面密密加圈，有的手执文书加以补充。文章热烈歌颂斯巴达精神，得到了同学们的共鸣，像“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这样的警句在留学生中广为传诵。鲁迅后来认为这篇文章于匆促间写就，颇为幼稚。然而，不可否认，它初步显露了鲁迅的文学才华，表明鲁迅已经开始尝试着运用文学来唤醒国民的灵魂。
著译完这两篇文章之后，鲁迅译作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他在南京时掌握了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喜欢科学小说，想从此入手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在当时日本盛行科学小说的风气中，鲁迅在自修室中闭门不出，他全神贯注地阅读资料、翻译、奋笔疾书。于短短几个月，他用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把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从日译本中转译过来，十月，由东京进化社出版。
鲁迅首先如此热情地翻译科学幻想小说，有他自己的想法。当时，中国内地充斥着言情、侦探小说，内容多粗俗低劣；与之相比，科幻小说呈现出洁净而独特的魅力。他在《月界旅行·弁言》中说：“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主人翁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
其次，鲁迅希望用这种清新、超俗的作品促进维新热潮，使人民从被“之乎者也”包围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改造我们古旧的祖国。他在《月界旅行·弁言》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宗旨：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而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鲁迅不仅为着这两个目的紧张地译介科学幻想小说，还发挥自己熟稔自然科学的优势，直接在祖国大地上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为实业救国贡献一份热忱。
1903年10月，在《浙江潮》第8期上，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科学类文章《镭钽》，向人们及时介绍了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发现镭的科学成果。居里夫人1903年发表关于镭的科学论文，同年10月鲁迅就加以介绍，可见鲁迅紧跟着科学的发展步伐。这篇文章恐怕是中国最早介绍镭的文章。
《浙江潮》同期还发表了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这是他后来与人合著的《中国矿产志》一书的雏形。在1903年的后半年中，鲁迅发表的著译文章共计6种。此外，他还翻译了几部作品，一直没有发表：《世界史》、《北极探险记》，以及《物理新诠》中的《世界进化论》、《元素周期则》二章。其中，《元素周期则》是我国较早出现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译文。《北极探险记》在译法上大胆创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
1903年的后半年中，是鲁迅取得了丰硕著译成果的时期，这也是他储备知识和勤奋创作的结晶，显示了鲁迅敏捷的才思。这几篇文章具有相同的主题：科学与爱国。它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抱负。鲁迅已经放弃了戎马生涯，决心既要加强自我修养，又要勉励他人，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3到1904年，鲁迅在弘文学院经过两年刻苦的学习和奋斗，不但精通了日语，为他进入其他类专门学校做好了准备，而且他的思想和知识都有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在革命风涛勃发的岁月里，他牛刀初试，创造了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个丰收期，以才华横溢开始小有名气，为他后来建树一座座丰碑做了初步的准备。
1904年4月30日，鲁迅领取了院长签发的文凭，结束了在弘文学院的生活。应该进什么学校继续深造呢？鲁迅面临着新的人生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