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以保证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安排，由吴克华抓紧组建他亲自命名的“第二炮兵”（即战略导弹部队），同时指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为了“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他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还亲自在基地看了导弹试验。回京后，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然后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体现了周恩来以接连不断地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战略思想。
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就是由一个研究院再划过来一些工厂发展为部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部院合并”的又一个雏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专委小会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某造反派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周恩来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聂、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就这样，周恩来简单明了地驳斥了造反派，坚持了原则，保护了干部。
一次专委会上，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听到这里，周恩来当即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该要条件的给保证，不要乱要，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他另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带了几个人下去，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谢光选、梁守槃、肖淦、崔国良等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之后，由七机部向中央专委会重新做了汇报，确定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6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恩来和赵尔陆又指定刘杰等人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语重心长地对专委的同志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专委第13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新的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并解释说，“没有舍就没有得”，论证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随后，第14次专委会议连续开了3天，讨论近期规划。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系统任务，他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他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专业协作，各部门不要单搞一套。他还说：“七机部接过上海机电二局和工厂以后，要军民结合，我们是一家子，原协作关系要保持，要为地方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提法很好，“上海的协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66年9月，周恩来满怀信心地对时任中央专委会及国防工业办公室副秘书长的刘柏罗说：“明年就用这种（专委）办法抓飞机。”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的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了。周恩来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一般，抓尖端带动常规。在第14次专委会上，就曾在原则批准了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讨论了整个国防工业“以两年时间完成3年任务”的要求，并批准了“1966、1967两年规划”，主要项目是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有一次，刘柏罗在汇报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时提到了必须组织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周恩来指示说：“你们这个三结合提法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事实上是两个三结合，即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说，要坚持两个三结合、群众路线，要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精神。对导弹地面设备，他说：“一、二、三、四、五机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广泛吸收使用部队意见，由七机部提出设计要求，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周恩来经常用这些至理名言和具体细微的要求教育科研人员。他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尖端事业迅速发展的思想动力。
由于要求明确，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紧，华北、华东、东北的工作都进展很快。到1967年9月，防空部队终于打破了将近两年没有战功的沉寂，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1971年9月10日，我国研制的洲际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取得成功。
在研制氢弹和导弹的过程中，从1965年起，周恩来就要求抓紧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1965年5月4日和5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讨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同年8月9日和10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13次会议，原则批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规划方案，争取在1970年左右制成发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68年春研制成功，并完成了各项发射准备。1970年4月24日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四、排除动乱干扰
十年动乱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1967年春，全面夺权、两派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二机部负责人刘杰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8个半月时间里，周恩来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他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1969年，林彪一伙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1969年8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恩来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1970年初到1974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恩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恩来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后3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做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3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并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周恩来多次指示以后，一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恩来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搞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吟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1974年8月，已经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此后仅一年多时间，为我国国防尖端事业发展呕心沥血、辛勤操劳的周总理，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周恩来总理在为新中国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特别是统领“两弹一星”尖端事业的研制过程中，高瞻远瞩，精心指导，功勋卓著，彪炳青史。正如我国尖端科技发展的见证人、著名科学家朱光亚所言：“‘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周总理在我国科技事业上建立的不朽功绩的光辉篇章。那些成功的经验，都闪耀着他的智慧火花。他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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