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对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去世表示哀悼。唁电还对领导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苏加诺作出很高的评价。这是1967年中印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来，中国领导人的一次重要举动。
11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同叶海亚总统会谈时，周恩来对中巴两国近10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给予充分肯定，并赞扬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正义、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的原则立场。叶海亚表示愿意帮助中美两国接触。在以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二年8月，缅甸联邦主席和政府总理奈温来华访问，同周恩来就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奈温对1967年发生的两国关系中的不幸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总理给他机会前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周恩来坦诚地回答：当时仰光华侨学生的某些过激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会谈中，周恩来处处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尊重缅方的态度，使奈温深受感动。中缅关系从此恢复正常。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同相邻的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或正常往来，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比较极左思潮泛滥的1967年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使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有更多精力用于处理国内的繁杂事务，更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一）中美高级会晤的前奏
在打开外交新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迅即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其实，它是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这时的苏联，正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展势力。而面临各种威胁的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国际间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在美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增强它同苏联抗衡的力量。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也便于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尤其需要政治家们善于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外交时机”。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怀揣“使命”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看到“中国代办”（实为使馆二秘）离席，便尾随跟出，试图同中方搭话。不料“中国代办”却走出会场，坐进轿车，准备离开。情急中美国大使不顾外交礼仪，一把拉住中方译员，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中方译员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匆离去。
事情发生在华沙，并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华沙一直是中美两国进行官方正式接触的地方。1955年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在这里举行。1967年3月，已经进行了130多次的中美华沙会谈暂告中止，中美官方接触的渠道也随即中断。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表示愿意同中国对话，并多次声明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对此，中方一概报以“沉默”，以静观美方动态。同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晤以及随后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促使美方下决心加快美中接触的步伐，有所“醒悟”的尼克松本人更急于同中国高层直接对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美国大使追赶中国外交官的一幕。
当天晚上，周恩来便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电文。他立刻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在这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尼克松发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号，包括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反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国的建议、下令停止美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波兰事发的半个月前，周恩来曾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2月4日，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关于释放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的报告，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这也是中方给美方的一个回应信号。几天以后，斯托塞尔应邀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同中国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位进入“红色中国”大使馆的美国驻外大使。12日，周恩来将有关中美华沙会晤的三份电文转报毛泽东，提出：中美接触一事，“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要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12月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终于批准恢复中断了近3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于1970年1月20日在华沙举行。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注明：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所在。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也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的这一立场。还在考虑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时候，他就对帮助实现中美接触的巴基斯坦大使表示：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2月中旬，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华沙会谈中方发言稿中又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这里说的“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主要是指台湾问题。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传来美方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以便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证完全的自由的决断”。周恩来一看就明白了。他阅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指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而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波折：因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继而入侵柬埔寨，激起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高潮。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中国方面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6月底，尼克松政府被迫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10月初，尼克松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私下托罗领导人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同年11月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明确指出影响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几天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华访问，并带来尼克松关于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不久，从罗马尼亚方面也传来类似信息。尼克松尽管一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行高级会晤，却对中方多次表明的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仍避而不谈。11月14日，周恩来回答叶海亚时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在这里再次挑明：中美高级会晤首先要谈台湾问题，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让步。鉴于这种情况，一直试图“绕过”台湾问题的美方只得含糊其辞地答复中方：美中代表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他的老朋友斯诺。他告诉斯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合影的照片，以含蓄的方式向美方透露了毛泽东赞成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这样，举行中美高级会晤的条件已渐趋成熟，等待着实现一次重大突破。
（二）“小球推动地球”的乒乓外交
1971年1月29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周恩来正同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看过他们草拟的纪要文本后，周恩来皱起眉头，批评道：“后藤钾二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也太过分了。”接着，他又焦虑地说：“你们不要那么‘左’嘛！”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鉴于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他专程来华邀请在世界乒坛享有盛誉的中国乒乓球队前往参加赛事。后藤提出的作为两国乒乓球协会会谈基础的文本中，本来已包括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内容，即：一、反对“两个中国”；二、争取恢复邦交；三、促进中日友好。但会谈时，中方代表却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并主张将“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也比较复杂，后藤感到为难，希望中方能够理解他的处境。由于双方相持不下，纪要一时难以定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把中方会谈人员找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做法，指出：会谈要看对象，台湾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后藤先生出难题。“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的，放在纪要第二条。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2月1日在北京签字。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并正式向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名参赛。
长期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他多次设家宴招待出国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员，为他们接风洗尘。他说：“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周恩来和大家谈笑风生。饭后，他有时还要跟大家一起打乒乓球。1965年，中国乒乓球队的健儿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上再创佳绩，一连夺得5项冠军，令世界乒坛为之震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体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出国参赛也被取消，中国乒乓球选手失去了参加第29、30届世乒赛的机会。
1969年10月，在一次观看体育表演时，周恩来向国家体委军管会和体育院校军宣队负责人了解运动员的思想、训练、生活情况。当听到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前出国参赛说成“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时，他气愤地批驳：“出国比赛，这是为祖国争光嘛！有人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体育队伍的现状时，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说：有名的运动员大多被关起来了，就和劳动模范一样。告诉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力，总还是好事嘛！不久，周恩来又询问起乒乓球运动员的学习、训练情况，提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