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深夜，像许许多多个夜晚一样，一阵马达声进入了我们驻地院内，队员们从梦中惊醒，心中都明白：一定是来急诊了。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只听进来的护士高喊：“妇科医生，急诊。”原来是一位美国医生从三十多里外的小镇上送来了一位难产产妇，在当地治疗已经一天多了，病人垂危，医生技穷，只好送来找中国医疗队。妇科医生何秉桔立即投入抢救：经查系子宫破裂合并严重膀胧破裂、失血性休克，在其他医生的协助下，成功地进行了子宫切除和膀胧修补及双侧输尿管吻合手术，当妇科医生走下手术台时已经是红日高照，新的一天开始了。病人得救了，中国医疗队的声誉在其他国家医生中也更高了。
1998年11月的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人正沿着驻地旁边不远的小山坡散步，突然看到一群人从山坡上走来，为首的一位体形高大的人看到我们后，立即转身向我们迎来，他伸出大手和我们一一握手，旁边的人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克雷库总统。他亲切地询问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嘱咐我们有什么困难与他联系，第二天还派来了秘书长和我们全体队员座谈，听取意见。
一个六岁的小男孩，玩耍时不慎将一个小螺帽呛入气管，经X光检查确定螺帽在右支气管内。五官科医生祝恒盛在放射科医生和贝宁助理医生本加曼的协助下施行支气管异物取出术。炎热的气温加之孩子的不合作和精神高度紧张，使他们个个汗流浃背。由于支气管镜内腔小，异物钳钳口小，而螺帽光滑坚硬很难钳住，即便钳住从支气管镜内也拿不出来，只有与支气管镜一起退出，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怎么办？转院吧，我们医疗队还没有先例，况且有条件的医院只有到科托努，离此600多公里，对一个山村贫穷农民来说谈何容易！孩子的家长瞪着恳求和期待的大眼睛看着我们。容不得再考虑了，继续努力！我们互相鼓励着，终于螺帽随着支气管镜出来了。孩子的家长激动得流出了泪水，连声感谢医生。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时我们才发现大家衣服都像是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同时感到又渴又饿，腰酸腿疼。
一个放射科医生，离开X光机就没法工作。记得刚到贝宁不久，我们仅有的能拍片的200毫安X光机不能曝光了，当地没有检修人员，医院的医疗器械都是请600公里以外科托努的欧洲技师来修，费用高且不说，要经院长同意，报告卫生局后方可请人来修。刚好第二天是贝宁的一个节日，我就利用这天休息时间自己动手检修。贝方的三名医生、技术员非常惊奇，他们难以相信中国医生能修理X光机。第二天他们早早地都来了，我就给他们讲解怎样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发生的部位，边讲边查，找出了故障所在，机器恢复正常。我们又再接再厉，找出并修好了透视点片部分的故障，使这台机器能做消化道钡餐，拍照片。后来用这个机器检查出不少溃疡病，胃、食道肿瘤的病人，使他们得到了及时治疗。贝方医生、技术员都非常佩服。后来我们又抽时间修好了长期闲置在外科病房没法使用的30毫安X光机，使它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们没计算过在抢救病人中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没有计算过多少次冒着滂沱大雨出急诊；更没有计算过多少个节假日没有休息。炎热、高温、疟疾算得了什么，医疗队员们都在辛勤地为增进中贝人民的友谊而忘我工作着。多少次其他人都吃过了饭而内科、儿科大夫还没看完病人；多少次天亮了，妇科、外科大夫才走下手术台。所有这些，贝宁人民不会忘记。当我们走在街上，在商店里，甚至在乡村道路上，处处都能看到亲切的笑脸，经常能听到“中国人您好”的热情问候声。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贝宁医生们常说：“你们中国人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在我们离开美丽且贫穷的黑非洲后还时常收到贝宁朋友的来信，当纳迪丹古比利时医院的比利时医生撤走时，贝宁医生大规斯坦来信说：“很多病人都到中国医疗队工作的医院去看病。喜欢与中国人的合作，而且大家都想再见到你们。你们在这里救治了很多病人，人们不愿让中国医疗队离开纳迪丹古。比利时人可以走，但中国人不能走！”这充分表达了贝宁人民的心声。
“去中国医疗队试试看”
尚志清1985年3月，一位贝宁女患者来到坎迪中国医疗队找妇产科医生张承碧。这位患者诉说：她腹部的包块一年多来逐渐增大，长得像小孩的头一样大，疼痛难忍。患者声音低弱，表情淡漠，面容消瘦，双眼无神而忧伤。患者的丈夫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张医生作了认真检查，发现其下腹正中有12厘米的手术切口癍痕，下腹可触及直径15厘米包块，边界不清，活动度不大，质硬而有触压痛。患者忍着痛，喘着气，断断续续地叙述了以前的治疗经过：两年前，她在美国医疗队开了刀，手术结束后，医生告诉她丈夫，腹腔包块没能切掉，切口愈合后出院，回家休养。半年多过去了，疼痛难忍。患者说着，指了一下站在她旁边的丈夫，又摊开双臂，微微地耸了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停了会又压低声音说：“我明白，是治不好的。但是，周围的人都劝我说，到中国医疗队试试看，或许他们能够治好。”患者的丈夫也用恳求的口气说：“中国医生，救救她吧。”
这位妇女究竟患什么病？由于条件所限，张医师一时不能确诊。看着面带痛苦，表情绝望的病人及其丈夫，张医生不知是痛苦、怜悯还是同情，一时没了主意。但脑海里有一点想法是强烈的，那就是不能轻易地让一位患者从中国医疗队转走或者带着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回家去。于是，张大夫便将病人的情况向我作了汇报。我同医疗队几个主要医生及党支部成员商量决定先收留住院，作进一步检查后再研究决定怎么处理。其实，作进一步检查的决定，只不过是大家都想多留一点思考机会罢了。而医疗队医生们都心照不宣，就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言，没有做进一步检查的手段。主要在医疗条件、影响和后果的分析中，作出手术还是转走病人的选择。有的医生考虑，不具备再次收治的条件，多数医生则认为可以考虑再次手术，尽中国医生的责任。
病人并没有因医生收治而显得高兴，她依然表情淡漠，对周围的变化毫无兴趣。我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紧张，思考着手术的各种可能性。经过几天的准备，我们决定尽最大努力为病人作第二，次手术。手术前，我又去当地军营卫生队找我的老朋友—卫生队队长求援，请求保证手术用血。手术探查发现，腹块被大网膜、肠管包成一团，并和后腹壁紧贴，肿块和邻近脏器组织关系不清。手术的关键在于分离，分离就有损伤重要血管和脏器的可能，最后有可能造成手术无法中止，必须作完的被动局面。另一选择是，仍然留肿瘤于腹腔，关腹，出院。这样做虽然安全，其影响后果是什么？显然，中、贝医务人员都不愿看到这结果。探查结果和术前估计是一致的，肿瘤切除将十分困难，但有切除的指征，而且有切除的可能。十分可喜的是，患者的腹腔和其他脏器没有发现转移的淋巴结和结节。我们毅然决定为这位不幸的妇女作腹瘤切除。手术分离时出血较多，血压曾经降到很低。麻醉医生柴生堂没有将病人危急的情况告诉手术大夫，相互安慰、鼓励手术大夫说：“病人情况还可以，你们好好做，我给你们保驾”。手术大夫很明白柴生堂的报告和其用意。手术室外等候着献血的贝宁士兵，以及我的老朋友卫生队长也一直在医院等候，询问需要什么帮助。中国医疗队其他人员也一直在关注手术的进展和病人的情况，到下班吃饭时间也没回去，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在中、贝医务人员的协同努力和关注下，经过6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手术顺利结束，没有造成肠管和重要血管的损伤，比术前预计的要好。切除的瘤体重5.5公斤。因条件所限，无法做出病理诊断。
病人住了20多天医院，痊愈出院。她非常高兴地说：“我到中国医疗队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有想到中国医生真的给我治好了病，太感谢你们了。”我将这一情况，向孙志诚大使作了汇报，并送去了手术照片。孙大使非常高兴，将照片交给原贝宁驻中国大使的夫人，由这位大使夫人转交给贝宁卫生部。卫生部长得知后两次来坎迪，对中、贝医务人员协力合作救治病人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通过救治这位病人，中国医疗队队员和贝宁坎迪医务人员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医疗队队员在异国他乡所表现出的互相关心、密切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
天使
马惠珍
每当看到桌前放着的一尊木刻——“天使”，我就想起了在西非贝宁医疗队工作的那段日子。
那是1986年7月，我们中国医疗队在贝宁阿塔柯拉省纳迪丹古医院工作，当时正值旱季，天气于热，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一天下午已到了开诊的时间，一向遵守时间的儿科护士兼翻译维克多娅还没来上班，诊室外边已排起了长龙，不懂当地土语的我，只好连说带比划地开诊了。
突然跑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正是维克多娅，她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气喘吁吁地对我说：“马大夫，快救救我的儿子吧！他快死了！快救救尤赛夫……”。患儿面色发给，呼吸微弱，惊厥不止，脉搏血压都测不到。
快！快！立即抢救！升压药、强心药、抗疟药、抗炎药、镇静药及时地经过两条静脉通道进入了尤赛夫的体内。经检查证实，尤赛夫患了脑型疟疾、感染性休克，左侧胸腔大量积脓，已将心脏推向右侧。必须将胸腔的脓液引流出来，才能挽救患儿生命。没有氧气设备，患儿又如此虚弱，能经得住手术吗？怎么办？
立即手术！输液管当引流管，葡萄糖瓶作引流瓶，经过紧张的战斗，闭式引流成功了！300毫升黄色脓液流入了引流瓶。尤赛夫呼吸平稳了，维克多娅擦干了眼泪，我一颗悬吊的心放了下来。此时的我，内衣内裤已湿透，我这才体会到什么是挥汗如雨的感觉。三周后尤赛夫痊愈出院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骄阳似火，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尤赛夫和两个哥哥来到了诊室，他们都光着上身，光着脚板，拿进来一个似西瓜样的足有20多斤重的大瓜。尤赛夫大喊“妈妈，中国妈妈，给你，做菜吃，我家种的。”我惊呆了，这么热的天气，路都是烫的，7里多路，拿这么大的瓜，怎么走呀？他们笑了：“我们用头顶着。”边说边在屋里作示范，我心痛地把尤赛夫抱在怀里。炊事员用这颗大瓜做饺子馅，一周改善一次生活，吃了3周！我觉得这瓜是那么香，那么甜，可至今我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1987年10月，医疗队即将回国，和朝夕相处两年的维克多娅就要分别了，她很难过，对我说：“不要走了，我和克雷库总统讲一讲，留下来吧。”“不要难过，还会有儿科大夫来的。”她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不喜欢贝宁？”“不，我很喜欢贝宁，也很喜欢贝宁的孩子。可我是中国人，我的亲人、我的孩子、我的工作都在中国，就像你爱贝宁一样，我也很爱我的国家。”她哭了，是那样的伤心。10月12日，医疗队乘坐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维克多娅紧紧拥抱着我，往我的背包里塞了一件东西，并叫着“给你的，‘天使’儿科大夫，你和它一样。”
飞机起飞了，我打开纸包，映入眼前的是一尊精美的非洲木刻—一位长发妇女，双手抱着一个非洲孩子。我的眼睛湿了，再见了，维克多娅，再见了，尤赛夫，再见了，美丽的贝宁。
贝宁工作生活随感
郭永祥
1985年，我随第五批医疗队赴非洲贝宁共和国工作，在异国他乡，度过了永远难忘的两年时间。
初到大西洋海岸
初到贝宁的感受最令人难忘。我们住在科托努市南十字宾馆，宾馆门口就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供旅客游泳。但当时是没有人有这种情趣的，于是有人提议去海边玩。中午，我们便来到大西洋岸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海，而眼前这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水连天，天连水，天水一色，浩瀚无际，就像在画里，但又比画中的景色更广阔，更具有热带海洋那独特的韵味。远处，一眼看不到尽头的椰子树林，成为大西洋与贝宁陆地的一条天然屏障。第一次这样接近海，漫步在松软的沙滩上，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我们跳人海水里去游泳。这和在黄河里游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海水一浪接一浪没有休止地涌上来，有节奏地推动着，一切都是新鲜而有趣的。这里有一人高的仙人掌，把大西洋海边沙滩围得密密麻麻，如果走错了路，就很难走出仙人掌圈子。傍晚的大西洋掠过微微的海风，令人心旷神怡。
中国针灸显神威
医疗队在科托努休息了大约1周时间，便前往阿塔柯拉省的纳迪丹古医院。我在门诊针灸科负责前来针灸的病人，同时配合治疗住院部需要针灸的病人。这里的病人除当地人之外，还有其他国家驻纳迪丹古的工作人员。针灸科接待的病人大多是风湿病，还有一些是神经内科疾病，如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眼面神经麻痹、妇科子宫脱垂、近视、小儿消化不良、高烧惊厥、胃肠疾病、术后肠麻痹、肠胀气、软组织损伤、头痛症等近百种疾病。
针灸作为主体治疗或配合治疗，对许多疾病疗效奇特，费用相当节省。我所采用的针灸方法是：头针、面针、舌针、透刺、放血、足针、梅花针、按摩、火罐、电针等，对不同的病人采用不同的综合治疗方法。前来针灸的病人很多，每天就诊者都在20人次以上。
有一位患者是纳迪丹古市中学校长，大约40岁左右，他患脑血栓，左侧半边身子异常麻木，左臂瘫软无力，语言不清。经针灸治疗3个多月时间，基本上恢复健康，为此他非常相信中国针灸。为了表示谢意，他每周抽出时间给我辅导法语读音，领着我念法语单词。另外还有一黑人中学生，名叫亚固布，患坐骨神经痛，经针灸治疗几次后，疼痛大减。他经常利用放学时间来给我辅导法语。
针灸不仅深受黑人老百姓欢迎，就连当地的政府官员也很相信。阿塔柯拉省省长已年近60岁，患慢性结肠炎，他的夫人患腰肌劳损症，经针灸治疗后他们的病情大有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