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急诊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多，有时这种病人来院时无钱买药，她也会帮助暂时解决。有时妇产科的患者需要与其他科室协助诊断和治疗，她也会跑前跑后地帮助联系。两年里，我觉得她真是我工作上的一个好帮手。我总在想，如果有条件上大学，以她的聪明、吃苦耐劳、对患者的一片诚心，她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好医生。
离开贝宁要回国了，她既为我们高兴，但又与我们依依不舍，含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真舍不得你们走，我们是朋友。”我心里也在想，她们什么时候能到我们中国来看看，那该多好啊！从贝宁回国已十年了，还会经常想起她。
阿玛嘟和木罕麦得
韩淑珍
不知不觉间已离开非洲贝宁四年了。两年异国他乡的生活留给我太多太多的回忆。异域风情、热带景物、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医疗队的工作、生活，无一不令人难以忘怀。而每当我回忆起在非洲的日子时，总会想起两个非洲小朋友—阿玛嘟和木罕麦得。
记得那是个旱季的下午，我正在医院查房，忽然有一对黑人夫妇抱着一个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一见到我就焦急地喊到：“救救我的阿玛嘟，救救我的阿玛嘟！”我过去一看，这个小孩有一岁左右，黝黑的皮肤，雪白的牙齿，胖乎乎的小脸抽搐着。检查后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于是我让她住院治疗。在十几天的住院过程中，我和小阿玛嘟以及他的父母熟悉了。每当我查房时，小阿玛嘟一见到我就咧开小嘴冲着我直笑，我逐渐喜欢上这个非洲小朋友，看着她一天天地好起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十几天很快过去了，小阿玛嘟病愈就要出院了。出院那天，小阿玛嘟全家都来了，他的爸爸抱着她不断地对我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小阿玛嘟！”阿玛嘟的奶奶和妈妈竟然一起跪下来向我磕头，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着感激之情。我心中一阵感动，眼眶也有些湿了，连忙上前扶起她们说：“这都是中国医生应该做的，不用感谢。”
从此，小阿玛嘟一家成了我的好朋友，她的妈妈经常带着她来医院看我，每次来她总是用简单的法语对我讲：“你是她的恩人，她是你的孩子。”并再三邀请我到她家里作客。由于我们有纪律，一般是不能随便到当地人家中去的，但阿玛嘟的妈妈一再来请我，小阿玛嘟也用她那胖乎乎的小手拉着我，用稚嫩的声音说：“妈妈，去我家。”我实在觉得盛情难却，请示队长同意后，便答应了她们的要求，阿玛嘟的全家高兴极了！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随着来接我的阿玛嘟的父亲来到了她家。她家的房屋布局有些像中国的四合院，阿玛嘟的奶奶等候在屋门口，一见我来了，阿玛嘟的母亲领着几个孩子迎了出来，兴奋地喊：“中国医生来了，中国医生来了。”当我走到屋门口时，老奶奶把一盆清水泼在了我的脚前，然后弯腰做了个请进的手势，听人介绍过，这是贝宁人迎接尊贵客人的礼仪。那天她们准备了丰富的饮料和鸡肉米饭等盛情招待我，使我深受感动。我深深地感到，这绝不是仅对我个人的招待，这体现了贝宁人民对中国医疗队的深情厚谊。为了表达心意，我送给小阿玛嘟一件小花裙子，她穿上后高兴地在屋里跳来跳去，还给我表演非洲的歌舞呢。我在小阿玛嘟的家里受到了非洲式的热情接待，黑人朋友把我作为最尊贵的客人，使我很感动，同时也感到了肩上的责任。
此后，小阿玛嘟见人就说她有一个中国妈妈。我回国后，她的父母还时常来信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
在非洲的日子里，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朋友是木罕麦得。木罕麦得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家住在贝宁坎迪。他家里比较贫寒，平时帮父亲放牛，八岁了还没有上学。1992年旱季的一天，他突然抽起风来，他父亲发现后就急忙把他送到中国医疗队，经检查木罕麦得体温4090，神志不清，反复抽风，我马上给他进行退烧、止惊等急救处理。约十几分钟后，体温有所下降，神志及一般情况有所好转。我对他父亲说：“你的孩子病很重，最好送到巴拉库等其他条件好的医院去诊治，我们这儿条件较差，怕延误病情。”他父亲焦急而恳切地说：“我们哪儿也不去，就求你给治疗，我们最相信的是中国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吧，他是一个勇敢聪明的孩子。”看着孩子父亲恳求的目光，想到贝宁人民对中国医生的信任，我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于是我对木罕麦得的父亲说：“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治好你儿子的病”。
我对木罕麦得做了详细检查及化验等，最后诊断为重型化脓性脑膜炎。经过我精心的护理和治疗，孩子的病情逐渐好转。小木罕麦得的生命得救了，但又出现右侧上肢瘫痪，这给治疗增加了难度。我每天教他父亲给他做被动锻炼、按摩，但效果不明显，我想应该配合针灸治疗，但没有针灸大夫。于是我就查阅针灸方面的书，掌握治疗穴位，每天给木罕麦得进行针灸治疗。经过3个多月的综合治疗，木罕麦得的病情逐渐好转，木罕麦得每有一点进步，都使我感到喜悦和欣慰。
半年后，木罕麦得终于痊愈出院了。出院后他的父亲见人就讲：“中国医生救了我儿子的命。”木罕麦得更是感激万分，经常说是中国医生救了他。还经常到医院来看我。有一次我有病了，木罕麦得知道后非常着急，他说中国医生是给我们治病累的，他几次到驻地来看我时，还采集了当地的草药送来给我治病。还将自己亲手种的花生送给我，看着这些草药和花生我很感动，这是贝宁人民对中国医生的尊重、信任和感激，也体现了中贝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土翻译”——阿巴杜
马雅欣
结束援外工作一年了，但在西非贝宁人民共和国工作生活的两年经历却使我依然记忆犹新，尤其使我难忘的就是同我一起工作过的黑人“土翻译”—阿巴杜！
贝宁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我们工作的小城镇坎迪，是一个多种民族居住的小城镇，方言多达6种，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为了便于工作，解决由于语言不通带来的困难，我们身边都有自己的“土翻译”。
阿巴杜是一位沉默寡言、又瘦又小的黑人，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时常流露出一种沉静的目光，给人以信任感。自我们一起工作的那天起，就配合得十分默契。每天清晨上班前，阿巴杜把诊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并热情地招呼着每位前来就医的患者，并不厌其烦地向我转述病人的每一种症状，使我能准确无误地了解病情，做出正确的诊断，及时治疗。
记得在1992年春季，坎迪地区出现了多年不遇的“流行性化脓性脑脊髓膜炎”的流行，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的工作量超过平时的几倍，阿巴杜也天天和我们一起在医院里守护着危重病人。他虽然不懂医，甚至连最基本的医疗护理也不懂，但他却能十分准确地把我的意思传达给病人，并且把病人出现的一些异常症状及时地向我反映，使我能随时了解病人的情况。及时准确地实施各种治疗。经过我们的努力，流行病很快得到控制，许多危重病人也脱离危险并很快地康复了。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当地医院和群众地好评，当地群众一看见我们就会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医生真了不起”！我知道，在我们取得的成绩中也有阿巴杜的一份功劳。
在西非工作生活期间，常常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生病更是避免不了的。每当我生病不能上班时，阿巴杜就会来看望我。他家生活十分拮据，但他每次来看我却给我买来鸡蛋让我补身体，他说：“你远离家园来支援我们，工作又那么辛苦，要保护好身体，否则。你家里的亲人就会惦念的。”听到这朴实无华的话语，我不仅感到了温暖，还常以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更好地为贝宁人民努力工作。
芒果熟了，阿巴杜领我到他家的芒果园中摘芒果，一摘就是一大堆。他边摘边告诉我：芒果有营养，多吃对身体有好处；收购棉花的季节到了，他又带我到他那块不大的棉田里去观看，请我与他一起分享丰收带来的喜悦。当我看到他的棉花长得没有别人地里的好，就和他开玩笑，说他的棉花同他本人一样，又瘦又小，他听完后和我一起哈哈大笑。
类似这些工作及生活中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使我更加想念我的老朋友阿巴杜；我要祝中贝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也祝愿“土翻译”阿巴杜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身在异国的“火头军”
马效芬在远离祖国的西非贝宁，我们医疗队8个人肩负着援外重任。这里气候炎热，生活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因此，“火头军”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们的“火头军”名叫祁福选，去年刚从部队转业就随医疗队来到贝宁。我们所在的坎迪医疗点，是贝宁非常落后的地区，一年有8个月是旱季，滴雨不下，气温大多在40℃以上。就说菜，市面上只有少量的南瓜和洋葱，要买点新鲜菜要到几百公里外的马拉伟或巴拉库，买多了又不能存放。在这种情况下，祁福选绞尽脑汁让大家吃好，想办法做出色香味不同的几种菜来。同是南瓜，他这顿是红烧南瓜，下顿是鸡汤南瓜，再下顿又是南瓜肉馅包子等；同是一种小白菜，他也设法要摆出个白菜宴来：肉丝烧白菜、素炒白菜、醋熘白菜、凉拌白菜……每餐都是尽量变换花样，让大家吃得舒心。
各人的口味不同，有的喜欢米饭，有的喜欢面食，有的爱吃辣，有的爱吃甜……这一切，祁福选并不觉得麻烦，想办法满足大家的口味。节假日，他从未休息过，队长几次派人替换他，他却说，做饭是我分内的事，这两年，只要你们个个身体好，回国以后，我也好向组织和你们的亲人交待。
祁福选是个细心人，勤于钻研烹调技术。刚到贝宁，大家觉得米不好，煮稀饭水米分离，他便先泡好米，早上5点钟就开始熬煮，等到7点半早餐时，稀饭已煮得黏黏的。按照以前的方法烤出的面包总是黏或硬，他便翻书找原因，并根据当地气候特点，逐渐摸索出了经验，后来烤出的面包花样多且又酥又香。由于他细心钻研，做的饭菜越来越有风味，在贝宁工作的其他中国专家组的同志还常到他那里取经呢。
每到节假日或有客人时，祁福选大显身手，为我们做出丰盛的菜肴。今年春节前，中国驻贝宁大使夫妇，来到我们点上，他做的菜大使夫妇赞不绝口；春节时，使馆的同志和参赞来慰问，看了他做的十几道菜，参赞高兴地说：“你的手艺真好，我们可聘你去做国宴。”
祁福选分内的事做得出色，分外的事也乐于帮忙。有两次夜间抢救因车祸受伤的伤员，他都主动去医院搬药、抬病人。遇到有大手术或抢救病人时，他都事先将凉好的茶水送到医院；如遇夜间手术，他总要备好可口的夜餐。
医疗队工作一年多来，受到当地官员和群众的高度赞扬，我们所做出的成绩中就有“火头军”的一份功劳。
我的好帮手
曹相原
“土翻”是援贝医疗队员对自己身边工作的当地土语翻译的简称，也有别于医疗队的“洋”翻译。贝宁是非洲国家中语种较多的国家之一。虽然官方语言是法语，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土语。在这里工作，即使是当地医生也离不开“土翻”。有时为了一个病人，连续请来4个“土翻译”接力式地轮番翻译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就使土翻译成了在这里工作的中国医生最直接的帮手和最亲密的同事与朋友。
记得我在贝宁单独上班的第二天，问诊时不免使我有些心虚，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不同病科，成倍于国内的病人与工作量也使我有些担忧。我的“土翻”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微笑着安慰我说：“别着急，不用担心，我会帮助你的，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熟悉的”。的确，正是在她和老护士长的帮助下，使我很快地渡过了“初级阶段”，我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早在出国前，我就听很多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医疗队员给我介绍过，她是一个好朋友，当我到贝宁工作后，自己也有了切身体会。她18岁到医院义务工作。第一批中国医疗队进驻医院时她就开始担任土语翻译工作。20年来，她陪伴了10批内科医疗队员，也积累了不少为中国医疗队员担任土翻译的经验。她能从队员那蹩脚、不成句型，甚至是嘣单词样的法语中敏锐地捕捉其寓意与意图。并将病人的主诉用最简明易懂的语言，甚至是形体语言向医生准确地反映出来。有时，队员与其他黑人医护人员交流不通时，得靠她来做解释，因为她太了解中国医生的语言方式，和她一起工作，你会感到很轻松。
她为人正派，耿直不阿，爱憎分明，对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尤其令人敬佩。她每天要迎送50-70个病人，而她一个人有时需同时服务于两个医生。不停地帮助问诊，翻译。此外，还要负责维持秩序、叫号、登记病历等等。每天不厌其烦，直至病人满意离去。只有对个别想“投机”的看病者，才严肃地指出其错误，批语中带着爱护之情，常使对方哑然，无力反驳，带着羞涩，带着敬意，悄然离去。没有争吵，没有怨气，令人折服不已。有一次，我看到她和老护士长两人在掏自己的钱为一位无钱医治的病人买药。感到很惊奇，当我把这件事讲给其他队员听时，曾来这里工作过的李翻译却说：“这事对她俩已不稀奇，过去也经常这样做。”我知道她们的工资收入并不丰厚，又是多子女的家庭，更何况无钱就医者在非洲比比皆是。这样做是多么不容易啊！但那些“不正之风”，她看不惯，更不参与。我对她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偶然看到了她的身份证，方知她是我的同龄人，同是女性，我们彼此也更为投机，她总是很感慨。是啊！20年过去了，由一个当土翻的姑娘变成了6个孩子的母亲。可她总忘不了和她一起工作过的中国医生，想念他们，时常谈起他们。从这些中国医生那里，她了解中国，赞扬和关心中国。多少年过去了，离去的许多中国医生仍然忘不了她，还借新队员到来之际给她捎来一份份“礼品”和一点点“心意”，彼此传递着友谊。在非洲，在我国近40个医疗点中，又有多少个像她这样的非洲朋友，他们是中非友谊的基础与“桥梁”！
我的好搭档——伊妹儿
都永存
我与伊妹儿相识是在1993年，他刚任贝宁纳迪丹古医院院长6个月，最难忘还是与他后来朝夕相处的日子。他说话风趣幽默，做事执着，相处越久，相知越深。他时时都想着不断增进中贝两国人民的友谊，事事都为发展纳迪丹古地区的卫生事业着想。身居非洲这片热土，我很庆幸，遇到了这样一位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