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回到一千年前，建立一个新的宋朝，没有赵构，没有秦桧，没有蔡京，没有童贯，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中华民族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过去，或者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会不会在一个农耕社会中实现工业化？靖康之耻可以避免吗？还会有蒙古帝国出现吗？西方世界又会怎样演变？中国会领导一种始于11世纪的崭新全球化进程吗？2005年底，随着架空历史小说《新宋》第一卷《十字》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同时出版，答案却仍然悬在空中。
这是一部奇特的，在中国实属罕见的小说，印成书前就在网上风行，不同背景和身份的读者争论得面红耳赤。作者阿越居然写了50万字，把一位叫做石越的历史系研究生送回宋朝熙宁二年到七年，让他参与王安石的变法，帮助宋神宗改变封建时代的中国。无论如何，这使得事情变得有些幽默了起来。石越的优势实在是太强大了：良好的21世纪教育背景和对古籍的出众记忆力，不仅使他成为了连苏东坡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诗人和学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像后来的西方传教士那样，做起了文明的播火者：
他带来了科技文明。第一项便是棉纺织技术，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依赖的物质工具（珍妮纺织机）。而印刷术不再是由工匠毕昇发明的了。石越要创造东方的“古腾堡群星”。他“发明”了原始手榴弹，使得大宋的陆军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打败辽兵和金兵实在是小菜一碟了）。再就是引进高炉和平炉炼钢技术。更要紧的是，石越给宋人带来的不仅是先进技术，而且还有中国一直就十分缺乏的东西——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地球学和天文学，吸引了一大批知识青年。
他带来了商业文明。石越给宋朝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也使得王安石的改革有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石越促进了现代钱庄（银行）的设立。他大兴私营经济。他倡议取消茶、盐的政府专卖制度。他还在农村中广泛建立互助合作社。而财务审计、统计报表这些现代经济的东西，也始于石越。
他带来了政治文明。石越给宋朝引入了中国特色的议会制度——在各县聚士绅乡老，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进行差额选举。他开创现代报业，开了有限言论自由的先河（他同时制订了大宋报律即中国第一部新闻法）。他兴办大学城，入学者竟达两万人。他使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至于翻译古希腊文献的举措，则更是要从意识形态上重塑中国了。石越政改理念的核心，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石越还劝宋神宗“切切以人为本”。皇帝当时甚至没有听懂，还反问了一句：“以人为本？”但毕竟是少年英主，很快就明白了。
石越的改革举措因此就比王安石的那一套更加畅销起来。与老王不同，小石被赋予了善于妥协的性格，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甚至联合像蔡京这样的奸臣，以达到使国家富强的目的。因此他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这是改革者做事情的前提，但现在有些人似乎却不懂得，偏要与政府拧着来，结果误国又害己。
当然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也是不错的，连革命导师列宁都高度评价它。但王安石还是失败了，因为他搞坏了人际关系和官场规则。大宋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输于草原游牧民族，中国本来光明的未来也就渐然变得暗黑了。这是幽默的，也是残忍的。那么，一个君主专制下的农耕民族，又不搞全盘西化，基本上依靠威权主义政治，用精英来治理国家，辅以渐进的民主法治，如果机缘适宜，究竟能不能实现现代化呢？这是《新宋》探讨的一个幽默问题，虽然看上去比较严肃。
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一定放到一千年前去探讨。我觉得，这是一千年后，我们仍可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像熙宁变法，永远成为了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似乎无解了。所以，文明世界的真正魅力，还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真理得到实践的检验，从根本上讲，是不能从过去找到根据的。但悖论却在于，我们总是又只能返回到过去，在那时来探讨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