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编译社成立于1902年，组织者是一批湖南籍的留日学生，主要有黄兴、蔡锷、杨毓麟、张孝准、魏肇文、许直等人。创办以“输入文明，培养民智”为宗旨的《游学译编》，杨毓麟任杂志主编。该杂志“全以译述为主”，“所译以学术、教育、军事、理财、时事、历史、地理、外论为主，其余如中外近事、各国现今之风俗习尚、材技艺能，无论书报，择其尤者，由同人分译”。杨毓麟还以“湖南人之湖南”名义撰写小册子《新湖南》，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推动当时的革命思潮起了较大作用。
会文学社亦称会文堂书局，后改为会文堂新记书局，1903年成立于上海，主要译员为范迪吉。范氏在1903年翻译、出版日本富山房《普通教育百科全书》100册，举凡政治、法律、历史、地理、教育、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农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无所不有，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宗教哲学》、加藤玄智《世界宗教史》、蟹江义九《西洋哲学史》、岩崎昌《国法学》、佐藤传藏《万国新地理》、山上万次郎《万国旅行地理》、饭塚启《植物新论》、松村定次郎《新撰三角法》、真岛利行《无机化学》等书皆在其中。该全书使用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这套译著的出版，正好适应了中国学界所面临迫在眉睫的“知识饥荒”的需要，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有人称：“这套书可以作为本年年度汉译日本书最高成绩的代表。”
除此以外，国内的一些官办、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江楚编译局、北洋官书局、湖北官书局、广智书局、文明书局、上海鸿宝斋、开明书店、上海人演社、杭州合众书局、上海群谊译社、上海世界译书局、新民译印书局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汉译日籍，是从日本转贩西学的重要出版单位。1896年至1911年间，中国人创办的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多达95家。当时的中国人学习日本的热情高涨，日文译作数量激增，后来居上，以至超过译自欧美各国的书籍。中日甲午战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欧美传教士掌控的广学会译书系统，一是清朝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系统。
广学会在1900年以前翻译、编撰出版书籍176种，绝大多数都是传教士译自西方的书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到1880年出版的西书就有11类98部，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地学、天文行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陆兵法等内容，全部都是译自西方的书籍。可见，在中日甲午战前，输入中国西学的主要途径是欧美，而译自日本的书籍微乎其微。这种情况到甲午战后则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日本则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汉译日籍陡然增多。据《译书经眼录》统计，在533种译书中，译自日本的竟达321种之多，占总数的60％强，比译自英、美、法、德、俄等国的译书总和还要多。另据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汉译日籍共958种，其中总类8种、哲学32种、宗教6种、自然科学83种、应用科学89种、社会科学366种、史地238种、语文133种、美术3种，包括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部分科目，极大地丰富了西学东渐的内容。
四
在晚清，西学东渐经过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中日甲午战前的西方自然科学传播阶段和甲午战后西学全面传播的阶段。汉译日籍的大规模出版、流行，正是西学在华传播第二阶段中的精彩一幕。由于大量汉译日籍的输入，使此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形势和特点。归纳起来，甲午战后西学在华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传播的西学内容丰富、学科齐全、数量庞大。
甲午战前，中国虽然已经引进西学，但主要侧重于西方科技知识的介绍，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则为数不多。这种传播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甲午战后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介绍和引进的主要内容。引进的内容以学科计，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美学、逻辑学以及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以思潮计，包括了上溯古希腊时代的主要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家思潮，下至19世纪欧美流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色主张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以人物计，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古代思想家，又有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还有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巴枯宁、马克思等名家名流，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学科之繁多实为前所未有。
注重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是此期西学传播内容的重要特征。卢梭的《民约论》（杨廷栋译）、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即《论法的精神》，严复译本名为《法意》）、斯宾塞的《女权篇》（马君武译）、《政治哲学》（吴兴让译）、那特硁的《政治学》（冯自由译）、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日本吾娄兵治译）、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马君武译，严复译本名为《群己权界论》）、加藤弘之《人权新说》（陈尚素译）等译著均在1903年前后出版发行。它们都是具有一定质量和价值的译本。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以介绍西方学术为其职志。梁启超从1901年起，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评介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达尔文诸哲的思想学说，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学说，但在1901年以前达氏著作在中国尚无译本。1901年马君武选译了达尔文《物种原始》（日译本）中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取名《达尔文物竞篇》，与他译的斯宾塞的《女权篇》合刊出版。次年，他又译出该书的第四章“自然选择”，以《达尔文天择篇》为名出版。虽然《物种原始》这部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未能全译行世，但中国学人可以通过这两种节译本窥见达尔文学说的大概。
对自然科学的介绍虽然逊于社会科学的输入，但较之从前亦有很大进展。它的介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介绍。为适应各种新式学堂教学需要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科学教科书，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当然其中不少书籍还是1900年以前课本的再版。二是关于西方科技领域新成果、新学理的介绍。如鲁迅在《说铂（即镭——作者按）》一文介绍了放射性元素镭的发明、性能及其应用的知识。《近世物理学教科书》（日本中村清二著）介绍了德国科学家伦琴等对X射线的研究。《生物界之现象》（日本安东伊三次郎著）介绍了当时生物学界最新研究成果——遗传学原理。英国帕森斯创造的新式造船技术、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航空事业的信息也都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此期的西学传播不仅内容丰富，学科齐全，而且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当时究竟出版了多少译书至今仍无确切统计。有两本译书目录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本是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收录了中国自1840年以后半个多世纪出版的译书书目；一本是1904年问世的《译书经眼录》，收录了1900—1904年间出版的主要译著。前者共分39类，收录各种书目568种，后者分25类，所载书目达533种。也就是说甲午战后数年间的译书出版量几乎相当于以前50多年的总和。
其二，日本成为西学引进的又一重要来源。甲午战前，中国人主要通过直接翻译欧美书籍来介绍西学，而到战后日本则成为人们注意的热点。大量日本译著与欧美译著风行海内，充斥书肆。汉译日籍在中国的流行不仅引进了许多新知新理，而且输入了大量日本创造的各种名词术语。不少日本术语已与汉语融合，一直使用至今天，如经济、物理、哲学、生产力、逻辑、归纳、演绎、警察、社会、竞争、进化、唯物、唯心等。这些词汇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内容，对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起到积极的作用。此方面情况在前文多有论述，兹不赘述。
其三，经过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等政治斗争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中日甲午战前，西学传播的主体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少数与其合作的中国开明士大夫所构成。据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学译著，中国人翻译者38部，中外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翻译者139部。多数译著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与译书的中国人大多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起辅助性作用。这种情况下的西学引进只能处于被动状态。而在反映甲午战后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中，中国人翻译者415部，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外国人翻译35部，译员国籍构成出现了大颠倒。由此可见，在甲午战后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传播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的主动权，开始改变引进西学的被动地位。甲午战前的中国译者，不惟数量稀少，而且在思想水平、翻译能力等方面都很有限。战后的中国译者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根本提高。《译书经眼录》中提到的中国译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有学生（包括留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职业政治家、政府官员等，遍及知识界的各个阶层。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或同情者，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方面都远胜其前辈。严复、林纾、马君武、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范迪吉、杜亚泉、张相文、樊炳清、赵必振、戢翼翚、杨廷栋、陈榥、杨毓麟等便是其中的杰出者，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事汉译日籍的工作。
总之，在中日甲午战后数年间，因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激励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畏艰辛，勇敢探索，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文化，以较短的时间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在几百年、几十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积累，克服了从前西学引进的片面性、被动性，使西学在中国得到积极而全面的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也许依然会沿着原来的轨迹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但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外部挑战迫使中国在历史转折的路口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应变性再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在19世纪60—90年代，一些知权达变的官僚士大夫对传统的统治思想和统治办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试图把西方的经济技术、自然科学和中国的纲常名教、封建制度结合起来。在此期间，尽管西方自然科学得到人们的承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仅仅局限在文化的表层结构，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孟儒学及纲常伦理道德体系并未被触动。自甲午战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始，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开始受到国人重视。以民主学说和进化论为核心内容的西学，从欧美和日本两个不同渠道如同潮水般涌进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涌入的西学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表层，而且触及并撼动了它的内层结构。传统的政治观、道德观、宇宙观乃至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孟儒学都受到新思潮的诘难与抨击，资产阶级近代文化的基础随之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后的西学传播带有文化革命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