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直是英国人喜爱的文化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与战争主题相关的小说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如伊夫林·沃的战争三部曲《武装的人》（1952年）、《军官与绅士》（1955年）和《无条件投降》（1961年）描写了上层阶级在战争期间遇到的许多问题；C.P.斯诺男爵的《陌生人和兄弟们》（1940年）、《光明与黑暗》（1947年）、《希望的时代》（1949年）、《主人》（1951年）、《新人》（1954年）、《回家》（1956年）和《富人的良心》（1958年）等，从各个角度描写了当时英国社会观念的变化。这些小说吸引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读者。调查显示，在当时所有英国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中，小说占了七成以上；在最大的商业图书馆中，小说占了九成以上。
电影的发源地虽然不是在英国，但是电影在英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早在1946年，英国看电影的人次就达到了16亿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的电影院已经超过3000家。随着电视业的飞速发展、电视机的逐步普及和电视观众的增加，电影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电影仍然受到许多人的喜爱，经典影片的上座率和票房收入仍然非常可观。此外，英国的诗歌、戏剧、广播等文艺形式也在二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英国通俗文化的发展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娱乐资源，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娱乐手段，同时也使各种媒介文化产品与人们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是英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伯明翰学派的传媒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提供了事实依据和参考材料。
（二）平民大众逐步崛起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人阶级力量历来就很强大。马克思曾经预言，“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二战之后，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实施不仅使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也为人们接触文化产品提供了物质基础；工厂中机械化的操作使人们从长时间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接触文化产品；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国民的素质，而成人教育的普及也提高了人们接受文化的能力，为人们接受文化产品创造了条件；通俗文化的发展为国民提供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使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享受和愉悦。这一切都为平民大众的崛起创造了物质条件和文化基础。
二战之后，英国实施了一系列福利措施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英国经济很快得到了复苏，英国社会也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卫生条件的好转，英国社会出现了生育高峰期，死亡率也开始下降。因此，工人阶级的数量快速增加。随着英国工业的恢复，工人阶级的收入逐步提高，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作为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群体，不论是经济收入和社会意识都高于普通的平民。他们成为平民中的代表，构成了较富裕的平民阶层。阿瑟·马威克曾经把工人阶级称为“有信心的不屑追求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阶级”。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霍加特等人都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但是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长期活跃在成人教育领域，他们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他们也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代表工人阶级表达他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价值观，自觉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战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使人们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为了生存，人们意识到群体的重要性，因此，战后工人阶级之间空前的团结，表现出“一种同一阶级性的面貌”。各个工人阶级社会团体逐渐出现，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通过工会组织罢工，利用战争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的优势，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等要求。实际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代表逐渐进入了领导阶层。如在全国煤炭局46名管理人员中有9名工会代表，运输委员会5名委员中有1名工会代表，铁路管理委员会7人中有1名工会代表；1951年，国营企业的350名高级管理人员中有44名工会代表。在1945年选举中，工党政府在议会中取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工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393个席位，而保守党及其联盟才获得210个席位，自由党12个席位，其他各党派25个席位。工党政府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丘吉尔政府，开始上台执政。由此可见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和力量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战后工党政府实施了一些列措施，一方面通过高税收政策，打击上层中产阶级，从而缩小了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下层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公平，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改善了工人阶级的住房、医疗条件，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因此，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自觉性空前高涨。
50年代后期匈牙利事件之后，英国社会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股新左派思潮，这股思潮影响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同一时期英国共产党创立了杂志《新理性主义》；另一些非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在牛津创办了另一个刊物《大学与左派评论》。1960年，两份刊物合二为一，称为《新左派评论》。该杂志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新左翼思潮的发展。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作为新左翼的代表，关心工人阶级的生活，同情工人阶级的命运，并对工人阶级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二战以后，由于英国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实施逐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成人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们的识字能力和认知水平，通俗文化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化产品，平民大众也逐步崛起。大众文化产品作为社会的主要文化现象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伯明翰学派把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通俗文化产品对工人阶级思想和生活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面临大众文化产品的冲击时所体现出来的情感。
第二节从“鲜活”文化到“庸俗”文化
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伯明翰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都来自普通的工人家庭，因此对工人阶级有深入的了解，对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有切身的体会，同时他们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并长期活跃在成人教育领域。他们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努力为工人阶级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切都为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受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霍加特于1918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利兹（Leeds）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在当地读完小学和中学之后，他在利兹的胡尔大学（Hull University）接受大学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在北非和意大利的皇家部队效命，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退伍。二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他先后在胡尔大学等学校从事成人教育工作。参加成人教育的人大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人群，他们的背景和霍加特本人类似，也都来自工人阶级。霍加特的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深，并使他受到启发，激发了他的灵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文化的用途》的创作源泉。1964年，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成为中心的第一任主任。该中心为英国文化研究乃至世界文化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0年，霍加特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中心主任由霍尔继任。后来，霍加特到伦敦大学任教。此外，霍加特非常关心公共事务，曾服务于不同的公共部门和委员会，如英国艺术委员会、成人和继续教育咨询理事会（the Advisory Council for Adult and Countinuing Education）等部门。
霍加特关注政治学和文学，后来转向对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霍加特早期的著作包括《奥登》（W.H.Anden，1951）、《文化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1957）、《文学教学》（Teaching Literature，1963）、《关键时刻》（The Critical Moment，1964）和《技术与社会》（Technology and Society，1966）。其中，《文化的用途》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70年代起，霍加特开始关注传播与交流，著有《相互言说》（Speaking to Each Other，1970）、《唯一的联系：论文化和交流》（Only Connect：O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1972）等。80年代起，霍加特的研究开始朝着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大众传媒转向，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广播的未来》（The Future of Broadcasting，1982）、《欧洲的一种观念》（An Idea of Europe，1987）、《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当代文化的困境》（The Way We Live Now：Dilemma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1995）、《日常语言与日常生活》（Everyday Language and Everyday Life，2003）、《大众社会中的大众媒介：神话与现实》（Mass Media in a Mass Society：Myth and Reality，2004）等。
霍加特的代表作《文化的用途》一书首次出版于1957年，之后又经过多次再版。严格说来，这部著作既非理论作品，也非文学作品，然而该著作却被认为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文化的用途》共分为上、下两部分，其标题分别为“‘旧’秩序”和“让位给新秩序”，分别描述了霍加特的童年时期，即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和50年代受美国传媒文化冲击的大众文化。作者在上半部分主要探讨了“活生生的”工人阶级文化；下半部分讲述了工人阶级文化是“如何在那种由国家、学校教学和媒体所导向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同一化的过程中被逐渐消蚀掉”的。《文化的用途》是霍加特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风俗、习惯、观念等进行的综合探索之作，也是研究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文化的用途》中包含了作者童年时期的亲身经历，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在一次接受约翰·康纳（John Corner）采访时，霍加特说，我要写“我所了解的工人阶级文化……我所了解的唯一的文化”。作者在第二部分中重点考察了大众出版物和广告、小说等娱乐形式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影响，因此把副标题命名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参照出版物和娱乐业”。约翰·道克尔曾经这样评价作者所描述的两个时期的文化：
从过去走向现在，差不多就是一段摩尼教的旅程：从光明走向黑暗，从精神的夏天走向冬天，从文化的丰盛走向贫瘠。新的大众传媒靠装模作样讨好工人阶级的价值来操纵工人阶级。在第一部分中，霍加特首先回忆了30年代工人阶级“活生生”的文化。作者称30年代是“美好的旧时光”，当时的工人阶级文化丰富、鲜活，充满生机和活力。作者用文学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当时的音乐、报纸、杂志、流行小说，此外还向我们展示了各种大众文化形式，如酒吧、俱乐部、体育场所以及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霍加特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是令人向往的：
“这帮人”坐着车，穿过荒野，向大海驶去。沿途的人家瞧不起坐大车出游的人。驾车的知道哪儿买咖啡和饼干，哪儿买鸡蛋和咸肉早餐。到了海边后，大伙儿中午饱餐一段，接着就一拨一拨地分开活动，相隔都不远，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是在小城，还是在这块海边，都觉得是在家里……他们逛逛小店铺，喝点饮料，坐在折叠椅上吃冰淇淋，要不就是啜啜薄荷糖。约翰逊太太非要把塞在灯笼裤里的上衣当桨划，亨德森太太假装在服务员的搀扶下，从折叠椅上“下来”，在女洗手间里排队，逗得大家放声大笑。接着他们给家里买点礼物，然后去喝午茶……工人阶级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邻里观念：在工人阶级家庭中，母亲是家庭的“核心”，而父亲负责处理家庭之外的事务，负责赚钱养家，孩子们在家长的娇惯中幸福成长；邻居们相互了解、关系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