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播的自由与民主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威廉斯一直关注大众传媒和大众传播，并把传播当做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威廉斯就对印刷、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媒介以及传播方式进行了探讨。威廉斯提出的许多见解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威廉斯首先从技术的角度对“大众传播”的观念进行考察。威廉斯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并没有取代过去的活动形式，而只是增加了人们活动的选择，改变了人们的活动时间。通过对单向传送（one-way sending）和复式传送（multiple transmission），大众和群氓，本源和代理人几组概念的区分，威廉斯描述了当时英国大众传播的发展状况。
威廉斯从传播行为出发，提出了“单向传送（one-way sending）”和“复式传送（multiple transmission）”两种不同的概念。威廉斯认为，单向传送（one-way sending）表达了传播过程中“传”的阶段，因而不需要“传播所需的接受与反应”。例如，读者在阅读报刊、书籍时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听众在收听广播时没有回答广播中的问题。然而，威廉斯认为，“传送不是试图支配，而是试图传播，试图获得接受和反应。主动的接受与活生生的反应反过来则取决于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因而提出了“复式传送”的概念。随着传播技术的改善和大众教育的普及，“复式传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稳步发展。例如，读者在阅读报刊、书籍、听众在收听广播时，都可以通过写信或打电话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由于传播技术的进步和新的传播手段的出现，受众的数量和规模也会成倍增长，因此各种反馈和参与形式也会随之出现。威廉斯提出了复式传送的概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拉斯韦尔的线性传播模式和克劳德·香农（Clavde Shannon）、韦弗（Weaver）在《传播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 ory of communication）一书中提出的传播模式，较早地对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地位予以肯定，从而奠定了“主动的受众”、“积极的受众”和“对抗的受众”等概念的理论基础，为传播研究中的受众理论做出了贡献。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模式。这种线性的、单向的传播模式把受众当成被动的传播对象和传播信息的目的地，忽视了受众对信息的反馈和解读，没有体现受众的能动作用。同样，克劳德·香农和韦弗根据信号传输的统计学概念提出了新的传播模式。与5W模式相比，香农和韦弗的传播模式增加了“噪声”的概念，体现了信息过程的不对称性。沃纳·赛佛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对这一模式做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一模式“不仅引导出这个领域中很多后来的思考，而且它的传播过程的概略图式也推动了传播模式的很多后续图式的兴起”。然而，在这一模式中，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信宿同样被当成被动的客体来研究，也没有体现出受众对信息的反馈。随后的传播学者逐渐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Egert on Osgood）在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香农模式，提出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传播系统”的观点。
威廉斯提出的“单向传送”和“复式传送”的概念，从理论上修正了拉斯韦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补充了香农和韦弗的传播模型，与奥斯古德、施拉姆和纽科姆一道提出了一种强调受众互动和反馈的新型传播模式，为早期的传播研究做出了贡献。
威廉斯首先区分了“大众”、“群众”、“公众”几个概念。威廉斯认为，群众是“乌合之众”的新名词，其意义来源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随着工业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人的实体的集合”；其次，由于生产的扩大而造成工厂工人的增加，具体体现为“实体集合”和“社会性的集合”；再次，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逐渐发展和壮大，出现了“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集合”。在威廉斯看来，“大众”可以理解为“群氓”，代表“容易受骗、变化无常、乌合之众、趣味习惯低下”的群体；如果传播的目的是艺术、教育、传递信息或见解，“大众”可以理解为“有理性的人和感兴趣的人”；“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操纵——说服大量的人以某种方式去行动、感觉、思考、了解”，“大众”可以代表“大量的人”的真正含义。
在此之前，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赫伯特·布卢默（Herbert Blumer）就曾经把“大众”这一概念与“群集”、“公众”等区分开来。
根据他的观点，“群集”是“不稳定的、缺乏理性和容易冲动的”群体，“公众”可以自由参加公共议题的讨论，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大众”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大，并具有“匿名性”和“无根性”等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威廉斯和布卢默对“大众”的理解都具有了现代意义上受众的某些特征，“他们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其成员彼此陌生，互不知晓也无法知晓；具有分散性和异质性；受众成员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而且缺乏任何自我认同意识；他们不受任何规范和准则的制约，似乎不为自己而行动，却受外部力量的驱使。”通过对“大众”、“群众”和“公众”等词的分析，威廉斯从传播目的的角度表明了传播的教化功能和说服功能，从传播对象的角度表达了“积极的受众”和“被动的受众”两种观念。这一见解体现了威廉斯对传播对象、传播功能的理解，从而证明了威廉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并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奠定了基础。
根据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威廉斯把信息的传播者分为两种类型，即“本源”和“代理人”。“一个提出见解、建议、感觉的人，通常希望别人会接受这见解、建议、感觉，并且按照他所界定的方式去行动或感觉。”威廉斯认为，能够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可以称为传播的“本源”；与传播的“本源”相比，“代理人”在传播过程中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服从于其他人的、没有宣布的意图。在社会地位上，“本源”属于领导阶层，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代理人”是“事实上的标准的一个下属人员——政府、商业公司、报纸老板的下属人员”。“本源”所传达的观点和意图是自己所赞同的，而“代理人”不一定如此。如果“代理人”的“功能和意图公开宣布，而且受到共同的赞同和控制，代理人就成为一个集体本源”；如果“代理人”传送的是自己不能赞同的观点，而只是被动去传播，那么他就是“贬义代理人”。威廉斯从传播者的立场出发，按照传播者的地位、功能、角色和表达的权利，将传播主体区分为“本源”和“代理人”两种形式，并对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进行了分析，初步展示了威廉斯早期的民主传播的原则，从而奠定了威廉斯在《传播》一书中提出的民主传播体制构架的基础。
按照威廉斯的解释，作为“本源”的传播者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各种媒体的作用向受众传播，从而获得受众的赞同；相反，作为“代理人”的传播者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传达的是别人的观点和意图，因此“代理人”只能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事实上，不论是以宣传为主要作用的传播媒体，还是作为商业机构的媒体，为了达到某种宣传效果，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总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媒介机构的归属者和领导者不同，经营策略和指导方针不同，媒介的各种功能就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传播者也会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因而不同体制下的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方式和媒介产品的接受方式也不同。
威廉斯从传播者的角度对“本源”和“代理人”的区分，传播行为及其效果进行分析，突出了传播中的民主原则，表达了民主传播的概念。威廉斯对这一设想在《传播》一书中进行了论述。
在著作《传播》（communications，1962）里，威廉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传播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分析，分别阐述了传播的定义、历史、内容，以及引发的争议，并对此提出建议。威廉斯开篇提出了这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传播：根据古老的理解方式，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可以是“观念、信息、态度在人和人之间的传递”，也可以表示“从某地到某地的路线或渠道”；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和铁路、轮船、汽车等交通发明与运用，“communication”一词用来表示“旅行和运送方式”；随着印刷、电影、广播、电视技术的出现，“communication”一词还可以用来表示“观念、信息、态度在人和人之间的新的传递方式”。在《传播》一书中，威廉斯用“communication”一词特指“观念、信息、态度被传送和接受的机构和形式”以及“传送和接受的过程”。根据威廉斯的定义，传播既包括传送的过程，也包括接受的过程，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也包括大众传播。威廉斯重点研究了大众传播过程、及其相关的传播制度、传播历史、传播机构和传播方式等问题。
威廉斯区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传播体制，即独裁的、家长的、商业的和民主的传播体制。在独裁体制中，传播被用来传达统治阶级的观念和指令，媒体实际上起着“喉舌”的作用；家长式的体制是独裁体制的变体，操纵者把自己看成监护人，起着引导的作用；商业体制下，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前提，人们有权出售与购买任何文化产品；民主的体制能够保障传播的自由。威廉斯对英国传播体制作了上述综合的描述和概括，因为当时的英国“已经体验了前三种传播体制；但是，对于第四种，从某种完整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讨论和想象”，因此，威廉斯意在提出一种自由民主的传播体制。威廉斯认为，只有在传播体制上摆脱政府和商业的控制，言论自由的目的才会实现，大众传媒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一种开放、民主、自由的公共空间才能产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威廉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通过电视、广播、书籍、旅游等各种形式，创造一种人人参与的民主，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实现人类最普遍的目的”。威廉斯认为应该把大众传播当成一种文化现象，因此研究媒介产品应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综合起来考察。这种眼界和思维的开阔性在理论上使得“民主现实主义”成为可能。然而，伯明翰学派早期创立的宏观的社会研究传统被霍尔等人抛弃，代之以一种以媒介信息为对象的文本研究。
威廉斯对“复式传送”的界定表达了对受众的关注和对受众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理解，对“大众”一词含义的概括区分了“积极的受众”和“被动的受众”两种观念，对传播主体的多层分析和对传播行为及其效果的论述突出了传播中的民主原则。威廉斯的上述观点表明其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并对伯明翰学派后期的受众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三、文化视野中的传播
威廉斯的传播理论源自对文化的考察，植根于文化研究，因而具有鲜明的文化研究的特色。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对经验主义传播模式的借鉴和超越、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基础作用、文学批评的根基和文本分析的方法。
（一）对经验主义传播模式的借鉴和超越
美国的传播研究产生于20世纪初期。当时，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主张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归纳得出科学定律。美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传播研究也不例外。学界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实证主义研究工作，对大众传播效果进行具体测量和统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美国“行为主义”和科学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典范。
定量调查和研究是经验学派普遍使用的受众研究方法。从早期的效果研究到使用与满足研究，从传播与说服理论到议程设置理论，定量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于传播研究。量化分析方法经历了固定的样本调查、实验室模拟、实地考察等各个阶段，由于传播学者的参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佩恩基金”研究中，研究人员曾经使用“社会距离量表”和“等距量表”等多种方法来测量受众对电影的态度以及影片对受众的影响；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使用“固定样本设计”来测量选民“选举的参与度”，通过对选民的“政治既有倾向指数”以及“选举兴趣程度”的研究，得出了“两级传播”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
这种研究范式受到了欧洲批判学派的挑战。批判学派主张从哲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分析和批判。经验学派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以量化研究为主定性分析为辅，而批判学派则更加关注哲学的分析和批判，以定性分析为主量化研究为辅。正如霍尔所说：“也许比媒介效果的‘悲观’或‘乐观’预言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两个流派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区别。欧洲方法是历史的、哲学的清理和推断，给出一套丰富的但是过度概括的假设。美国方法则是经验主义的、行为学的、自然科学的。”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雷蒙·威廉斯也在研究中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并在某种程度了超越了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重新界定媒体研究。他认为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应该在一个更加开阔的领域中进行，不应该与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与政治研究相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