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
四川，这个中国一个省的名字，我大概在高中学校第一次听到，很可能是1964年。那一年我们学生在德文课上看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最有名的话剧。这个话剧叫“四川好人”，纳粹时代布莱希特从1938年到1940年在国外写了这部话剧。主人公是一个女的，她名字叫神德。这是一个说明人性格的名字。这女人好像是“神”，她肯定有“德”。布莱希特一辈子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他会很明白“神”与“德”是什么意思。
话剧里的人把神德看成“贫居窟的天使”。读者或看众也会认为她是很有道德的人。那么，这个女人为什么算四川的好人呢？原来是百神想了解大地上还会不会有仁人。如果有的话，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有希望。因此他们从空中下来，到大地上去找。因为神能找到神德这类的人，所以作者解释作品的时候，说因为有她的气质，四川就是世界上唯一个没有受到剥削与压迫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吗？从历史来看不一定。社会发展不会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从儒家来看，一个有独特魔力 （Charisma） 的人可以改变一个社会。也很可能布莱希特受到了儒教的影响。反正他离不开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没有德文版的中国哲学，就没有布莱希特的作品。
布莱希特看了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1873——1930） 所有翻译成德文的中国经典哲学大作。特别是《道德经》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和写作的路。他文笔的节奏，以及他对水弱不弱、强不强的了解都是从老子那里来的。
再谈神德的名字。我相信女人的魔力，相信诗人的诗意。女人是生命、生活的起源，诗人是空想、幻想的主人。没有女人，就没有爱。没有诗人，就没有爱情。那么，这样看，四川是女人美、诗人诗意的故乡吗？有不少人这样对我说过，也包括现居北京的四川诗人们在内。咱们相信他们吧。
在高中学校时我与四川的关系当然是文本上的。当时因为是“****”的时代，1973年前我们“西方人”没办法去中国看一看。虽然我们那时候可以去台湾、香港和澳门，但是这三个地区对我们来说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从今天来看，这么一个立场当然会有问题的，这不必多说。
六十年代末，在当时的西德我们学汉学的学生们太需要有人给我们介绍中国，但是我们学到的基本上是书上的中国。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没去过大陆，原因是第二大战与冷战。因此介绍中国的教授中到过中国的不多，不过是有的。我的导师是其中之一。他40年代在北京与南京待了好几年。每一次在波鸿大学上课的时候，他给我们三、四个学生讲他当时在当地的经验与经历。他有没有去过四川，我不知道。但是他特别喜欢给我们分析李白最有名的一首诗，“早发白帝城”。白帝城允许我第二次跟四川有文本的关系。
不过，那一次我听到的好像不一定是一个百分之百纯德国人的声音，我听见的声音听起来是一个中国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李白最有名的诗好像还是一个德国教授给我们解释的。无论如何，因为我的导师Alfred Hoffmann（1911——1997）上过中国老师的课，他就是每一次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讲的。因此我们觉得当时听到的声音是中国人的声音，是李白个人的声音，是唐朝的声音。
白帝城是我的避难所，我很晚才去过。我在那里碰到过猴子吗？没有。为什么问呢？“两岸猿声啼不住”，我们的导师老给我们讲这行诗。猴子真的能哭吗？如果能哭，为什么要哭呢？白帝城不是很美吗？猴子的美学跟人的美学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也可能我的导师把“啼”这个字理解成“啼哭”是错的。今天的古代汉语辞典把“啼”解释成“鸟兽鸣叫”，大概是这个意思。很可惜我们今天的人没办法问当时的诗人。但是诗人如果还在的话，他会回答我们的问题吗？我估计李白听我们的问题以后，要把一杯酒吞下笑着说：“你们问猴子吧”。当时的猴子不能问，今天的猴子好像全部跑了。我们怎么办呢？德国哲学家Hans Georg Gadamer （1900——2002）说过一句使人吃惊的话。他说，听很难。我们人应该好好学习听。听，这就是理解、了解。男人听一个女人说话，也可能才听到音素和不太有内容的响声。男人不一定理解女人，人不一定理解动物。能不能了解、理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啼”不太可能是“啼哭”的意思，不过我们能理解一个猴子的心吗？
我们高中学校的学生们当时上德文课不光看布莱希特的话剧，同时也看他的诗歌。他最有名的一首诗谈老子出关。这个作品也是在国外写的。它最重要的话题不一定是在纳粹时代不得不流亡的问题，它的题目是《道德经》是怎么形成的。虽然这首长诗又让我们学生再跟中国重新打开另外一种书上的关系，但是它主要观点是帮助我们当时的读者，也帮助我们今天的读者理解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生的。除了《圣经》以外，《道德经》是最多翻译成德文的一本书，也可以说它是德国人第二本圣经。
看书的人都觉得作者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可以不管，写作的背景不要思考。通过他的“老子”，布莱希特想说明这类传统的、对经典的态度是错的，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具体情况的重要性。如果当时没有海关要求老子给他留下来“什么东西”，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大概没办法看到什么《道德经》之类的作品。
老子出关去四川这个故事当然是编辑的。从历史来看不一定有道理，但是从创造来看它就是太有道理的。所有的创造需要一个来源。比如我现在写的这篇散文，如果没有“美文杂志”要求的话，我从来没有开始拿笔。这不光是从来没有开始写的问题，这更是从来没有想出一些思想来的问题。如果没有海关让老子记载他的观点，《道德经》非常丰富的思想会存在吗？因为老子“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不必跟任何人说话。可是我们今天的人不一定“什么”都知道。因此我们需要老子，因此我们需要海关问老子这类的人。
几十年来批评我们所谓的西方人是非常时髦的，特别是批判我们与中国的文本关系。不过到最近，没有批评家思考过连中国人对中国有的时候也才会有这类文本的关系。为了了解白帝城的猴子，他们能够回到唐朝去吗？他们能跟李白见面吗？猴子走了，李白走了。只有我们今人留下来。后代会批评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当代人都觉得我们是历史的高潮。白帝城的猴子也可能是这样看自己的。不光时间是残酷的，历史是更残忍的。今天最伟大的，明天变成了历史木乃伊。而我们的后代觉得后天才是历史的终点。我们呢？我们是历史的废物。
I
回忆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它跟一个养坏的情人一样，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我脾气多变的记忆说我第一次到成都是1979年。当时我作为导游带一个德国旅行团来中国访问。因为那时候汉学没有太发展，我心里准备好一辈子作为旅游陪同。当然我已经拿了博士学位，但是在当时的西德不少有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开出租汽车，也包括后来获得汉学教授位置的学者在内。虽然我会开车，但我不喜欢开车，我宁愿骑自行车。70、80年代的中国是自行车的天堂。当时我让不少旅客们跟我骑自行车参观北京，我们都很高兴。汽车不多，路好走。人很慢，山很慢，太阳很慢。什么都慢。不光慢，也不太亮，因为电不够。1975年的北京晚上7点后是黑色的。当时我们欧洲来的在今天的北语学中文的人，享受中国首都的黑夜。因为在非常发达的西欧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黑夜，连夜里也是明亮的。
对欧洲人来说，黑夜算浪漫的，算女人的本身。因此每天晚上在颐和园看日落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存在的秘密。老看日落这是说明我们有空，不再受到身心负担。当时我们好像跟其他中国人一样，没事儿要干。当时我临时的故乡是明斯特（Münster），北威州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市。在那里我每天感觉到精神压力。原因是读完博士后（1973）我看不到前途，拼命地找工作，最后决定作为高中学校的老师，要在我Rheine的母校教德文与宗教。闲暇这个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更不说能享受什么悠闲。在急急忙忙的情况之下，1973年的春天突然有一个没有想到的机会，我能够来华学一年的现代汉语。1972年当时的西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4年的11月底，我第一次到北京，北京是灰色的。我第一次到成都，成都也是灰色的。当时大概是1979年的春天，我陪了一个旅行团。除了大雨外，我们当时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不过我的记忆不完全同意我的感觉，它提醒我我们在老城还看了一些老房子。因为我是策勒（Celle）出生的，因此我特别爱老房子。策勒这个德国北方的小镇第二大战没有受到破坏，它仍然保留它原来中世纪的样子。迁居到策勒郊区的新房子以前，我家住在15世纪的桁木架房屋。好几年以前我带住北京的诗人王家新与住成都的诗人翟永明参观。他们两位参观我的故乡，都非常兴奋。
我经常说老房子是一个城市的脸孔。不过，今天不少城市缺少它们自己的面孔。这不光是一个中国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上到处都能发现的倾向。对我来说，每一个古老的建筑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会讲它独特的故事。拆老房这是拆一个城市的来源，留下来一个伤口。恐怕1979年的雨中我看到的成都老房今天已经都没了。代替它们的很可能也是高楼。住在摩天大楼生活当然会舒服一些。空间多，从上面每天可以看日落，也好。可是，因为高楼大部分一模一样，人很快会觉得缺少什么。缺少一种认同感。因为房子跟书一样，应该作为一个人最密切的朋友。我们真正的朋友们不可能都没有区别。他们是个体的，他们有自己的面貌、语言和手势。看他们的眼睛，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可能把他们叫错。
因为我第一次来中国距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所以我有四十多年的记忆。我的中国学生，无论在波恩、北京、汕头或者青岛，他们都没有这么长的记忆。我的中国和他们的中国完全不一样，这是正常的。我的中国是蓝天的、四合院的，没有太多车的、小房子的、非常慢的、闲暇的，不一定是不幸福的，没有钱的，简单的。他们的中国是发展的、快的、堵车的、高楼的、让人家疲劳紧张的，不一定非常幸福的，富裕的、复杂的。
成都我几年来去得不少。我在那里上过课，开过朗诵会。那么我跟其他的外国人一样特别喜欢这个城市吗？2005年在四川大学教书的时候当地的人告诉我，外国人爱成都的无所事事。1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够好好过一个月的日子。那么，1000块当时等于100块欧元。在当天的西欧这笔钱可能才允许一个人过一天。我不知道四川的首府今天还是这么便宜，还是让人家入一个颓废的生活方式。我呢？当时我住在一个宾馆，没有时间颓废，我写我的诗、备课、锻炼身体、参观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那一年我在成都感觉到什么灵魂上的、身体上的烦恼吗？好像没有。我好像非常，睡得好，吃得好，游览也不错。
我了解成都吗？了解是一个太复杂的现象。了解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过程。不可能我们今天的了解跟明天的一样。更不可能我们男人了解一个女人，她不会不要求我们第二天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看她。对所谓异国的了解也是这样。今天的四川不是明天的。如果我们在长江坐船到了万州后要进四川的门，我们跟李白或杜甫一样吗？他们当时来的时候没看到什么高楼。如果我们能问他们你们是乘马达船，飞机或高铁来的吗。他们会听得懂吗？从今天来看他们是中国人，但是连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全部懂中华的过去和未来。大部分的外国人会比苏东坡或曹雪芹更理解1949那一年。你跟他们说什么解放没用。因此我们的了解都发生在固定的条件之下，这些条件是历史决定的。
最近我在杭州上课的时候，那里的一个教授问我了解杭州吗。他的意思是说我理解多少呢。他以为外国人没听说过这个城市的名字，因此在介绍它的时候该加上“在上海附近”这些字。那么成都呢？问题可能一个样。不会很多外国人知道它在哪一个省。不过，德国人好一些，因为波恩与成都90年代来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