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狱中的周佛海重病在身，不能坐，不能睡，日夜伏在床上喘息，痛苦万状。周佛海患有胃病、心脏病多年，关押在老虎桥监狱后，胃病和心脏病时有发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虽然用了很多贵重药品，仍无济于事。每次见杨淑慧，周佛海都是由看守扶着出来，后来只有看守一个人出来，对杨淑慧讲，周佛海病重，扶也扶不出来了。杨淑慧软磨硬泡，终于使典狱长破例让她进牢房探视周佛海。这时的周佛海心脏病复发，并发症一起袭来，痛得只能俯卧床头大叫。
这时，周佛海已病入膏肓，全身肌肉销尽，形销骨立。周佛海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将近一年。他在死前一两个月，变得不能睡，不能坐，只好将被褥高高叠起，伏在上面日夜喘息、呻吟，痛苦万状。这时，监狱为周请来了陆军医院的郭院长为其诊治。郭为他打针时，见其臀部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不得不改在大腿内侧为他勉强注射。注射完了，周竟浑然不知，还问打过针没有。此时，周身上的感觉已完全丧失。
第二年除夕，周佛海又突患肺炎及急性肋膜炎，病情严重，但未获保外就医。只能在监狱中由医生二人随时治疗，并有其家属聘请的医师随同昼夜诊治。不久，周佛海病情突变，浑身出汗如雨，精神疲惫。下午，周佛海油尽灯灭，在一阵哀号之后，口鼻流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的一生。
周佛海死后，杨淑慧用她珍藏了多年的一口贵重的楠木棺材为周装殓。这年清明，天空下着小雨，凄风凄雨中，周佛海的老婆带着亲属和几名周过去的贴身副官，将周佛海的棺木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他们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方，找到了一个穴位。
荒烟蔓草，终将一代巨奸彻底埋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45年10月6日，华北政务委员会长王荫泰的家里人声鼎沸，汪伪政府里的大小头目自接到“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后，大多已经聚齐。日本人虽然靠不住了，但是饭要吃，酒要喝，一切还都不含糊。晚8时，宴会正式开始。没人注意王荫泰的脸色有什么不对，正当大家频频举杯时，早已埋伏好的军统特务突然出现。面对枪口，一个文绉绉的老者站起来，唯唯诺诺地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他，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在当时，他和哥哥周树人都是知名学者，还是畅销书作家，版税拿的都不少，也得到过社会的肯定。郑振铎就曾在《蛰居散记》中这样评价周作人：“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巨石重镇”，在民族危亡之际，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一名俯首帖耳的汉奸。郑振铎对此非常痛惜，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被军统特务诱捕后，周作人等十四人被飞机解往南京受审。此时，周作人和12个囚犯一起被五花大绑地跪坐在飞机两排座椅间的狭窄地方，10多个手握短枪的便衣分坐两旁的座椅上，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这群或垂头丧气、或呆若木鸡、或惊恐万状的囚犯当中，周作人的容貌举止尤为突出。
因为和周作人一起押往南京受审的都是“巨奸”，所以周作人感到不是很妙，从北京出发前，他让自己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找出当年在北大讲坛上穿过的蓝布长褂，他是读书人，学者，畅销书作家，一定要让人从第一眼看过去，就能把他和身旁的“巨奸”分辨出来。此时他穿着这身长袍，配上他那满头花白的短发，以及几个月未刮的胡须，尽管神情萎靡且有些蓬头垢面，但仍然会感受到他作为文人的特有气质，哪怕落魄了，也是有别于那些草莽武夫的。
主流媒体《申报》为此刊登了一则报道，题目就是“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南京很少有这样热闹的场面，况且也不是大牌歌星的演唱会。这些“巨奸”在早晨五点就被叫醒，检查血压时才知道要被解京审理，一个个就麻爪了，比较夸张的还写了遗嘱。刚下飞机，周作人就被发现了，因为他是光头，而且穿的最破。
有记者上去采访，问周作人初到金陵的感想。瘦了吧唧的周作人很冷淡地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书生周作人是这群“巨奸”里面穿的最破的，也是体重最轻的，只有52公斤。这些人上飞机前，每人获许携带15公斤的物品，大多也只是衣被书籍和针线。细心的媒体发现，周作人很自恋，他带的是自己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叫什么《谈龙集》。
很快，周作人被投南京老虎桥监狱，等待审判。
在老虎桥监狱等待受审的时候，周作人也曾反思过，他如今这个地步，完全要靠日本人所赐。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占领了北平，他也不会答应帮日本人做事，况且他一开始也并不答应的呀。日本人没来的时候，他和哥哥周树人卖掉了浙江绍兴的祖宅，又把二人赚取的稿费攒起来，在北京八道湾，花了3000现大洋买了一套“大宅门”四合院，从此把母亲接过来，过起了三世同堂的日子。
周作人喜欢日本文化，连老婆都是日本人。他的弟弟周建人，娶的也是日本妞，还是他嫂子羽太信子的妹妹。有这样两个弟弟，不知道鲁迅当年是何种心态。不管心态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的，为了表示民族团结，鲁迅让弟妹羽太信子掌管了家庭财政。但是很快，鲁迅就发现这个决定糟透了，羽太信子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花钱如流水，有时做好的饭嫌不好就倒掉重做，被褥衣服时常只用几日就会送给佣人，自己重新做。这样一来，鲁迅原先在绍兴每月皆有积蓄，到了北平每月薪金、稿费都交给信子还常入不抵出，甚至有时会吃不上饭。
鲁迅一看，每月的花销从没少过3万块，而且据说羽太信子每隔几天就要把父母从日本接过来同住，就给弟弟吹风，让他规劝一下这个日本老婆。现在的问题不是民族和谐，而是过于和谐了。周作人开始也挺爷们儿，和信子干了一仗，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愣了，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信子说，你不就是欺负俺们日本人吗，咱们现在就去日本使馆说理去！信子把日本使馆当成了她的“娘家”，周作人在第一回合被顺利KO了。
周作人随后的一系列举动，用几个短语就能勾勒出来：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周作人把鲁迅全家赶出了八道湾，还“卖一送一”，顺便把周老太太也赶了出去。深知弟弟人品的鲁迅认栽了，谁让他是当哥的呢，可是，当他回八道湾拿旧书和破家具的时候，居然遭到了周作人和信子的辱骂和殴打。
我们谈周作人的家庭，是为他以后当汉奸寻找依据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周作人先生在家里是经常遭受家庭暴力的，这种暴力不一定是肉体的打击，而是精神的妥协和摧残。平日里，一讲起日本，信子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不知不觉中，连周作人也觉得日本人挺牛，国军就是废物一坨，写文章都这口气：
“和日本人战争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陆上岸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何能抵抗人家？”
七七事变以前，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七七事变之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并，决定南迁。周作人以保护校产为名，成为留校四教授之一。此时，他已没了固定薪水，只能靠翻译希腊文学史赚点小钱。这时的周作人尚有骨气，日本人拉他做官，他谢绝了，那是土肥原大将啊，杀人如麻的那个。可是后来，他就参加了由日本军和大阪每日新闻社合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举一出，全国哗然，更惹来自称是天津中日学员的青年持枪行刺。
行刺发生在周作人的家，他当时和学生沈启无聊天，子弹就飞过来。沈启无死了，同死的还有一名车夫，但周作人却活了下来，他毛衣上的一枚金属纽扣救了他的命。因为刺客行刺时戴了口罩和帽子，所以周作人误以为是日本人干的，腿一哆嗦，就倒向了日本人的怀抱。此后，周作人兼任剿共委员会委员和新民总会会员，并以“教育督办”的身份出访日本，和日本天皇吃过饭，甚至参拜了靖国神社。他和汪精卫一起访问“满洲国”，拜会过溥仪。在北平，他身穿日本式军服，头戴日本战斗帽，陪伪华北新民青少年团正统监王揖唐检阅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分列式。一代文人从此堕落成了汉奸。
至于周作人为什么当汉奸，历来有很多说法，比如他酷爱日本文化，娶了日本老婆，他性格软弱，不能吃苦，舍不得离开北平舒适的生活。再比如日本人的胁迫，和他在自己民族性里看到的太多丑恶。但是，不走也不会充当汉奸吧，只不过必然要“苦”一点。而这个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因素，就是钱。日本人给周作人定的身价不算低，一上台就是头等达官，月俸一千二，合今人民币四万八。而且晋级可以加到月薪两千，合今人民币八万。好家伙，周作人“就这样被你征服了”。
为了钱，周作人当了汉奸，这还好理解。但是参拜靖国神社，穿着日本军装检阅被奴化的青少年，就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抗战胜利后的“肃奸”运动，周作人榜上有名。他在北京被军统诱捕后，先关在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这个监狱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所以诸事管理很严，每人都有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名。也有人性化的地方，年过六十的给予优待，大床房，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球要自己买，吃饭是六个人一桌。
周作人在监狱里，每月见一次他的日本老婆。犯人家里就趁这个空给犯人送钱，送的多的，有高达二十万的，周作人最少，每次只有五千，可见周作人在狱中的生活是相对清贫的。5月，周作人乘飞机从北京炮局胡同监狱被押送至老虎桥监狱。周作人最初住在忠舍，后转到义舍，再后来一人一个单间。这些都是他北京大学的好友胡适出面，帮他办的，他被优待到单独的囚室，并给他安排了纸张书桌，供他读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