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中国哲学史》的最后一部分，向来不曾特别提出作为单独的讲题。现在把他提出重讲，固然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但这个题目本身却也有单独存在的理由。因为清代的思想确然和宋代或明代的思想大不相同，确然有他的特异的性质。
我们试取清代初年的大师的著作——关于思想的著作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俟解》《噩梦》。
这些书便和前一辈的《榕壇问业》（黄道周）《证人社会语》（刘宗周）显然不同，好像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般。原来在那几十年之间，时代已变换了，讨论的问题也不同了，思想的路径和结果也就不同了。
至于稍晚一点的作品，颜元、李塨的书，戴震、焦循的书。更是宋明时代所没有。那是更容易见的，不用细说了。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清代思想史，而不是清代哲学史，这就是说，我们注重那代表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继承宋明传统的理学家。我们宁可取那做小说的吴敬梓与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讲理学的汤斌、张伯行。
我们看清代的思想史，可以看出四个大趋势：
1.实用主义。
2.反玄学的运动。
3.考证的精神。
4.历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借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1613～1681）的一生来说明这四种趋势。顾氏所以能成为一代开山大师，也正是因为他最能代表清代思想的种种特点。
一、实用主义
顾氏说：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尚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七）
他在别处又说：
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
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与友人论学书》）
在建设的方面，他很简单地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士而不先为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同上）
这里他提出两个目标：一是行己有耻，一是博学于文。前者是要人把学问用到行为上去，后者是学问要切实用，不要“空虚”之学。
这两者都是实用主义的意义。他所谓“文”，略同我们所谓“文化”，他自己曾解释“博学于文”说：
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谥法，经纬天地曰文。（《日知录》七）
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顾氏一生即是一个榜样。他的人格，便是“行己有耻”的具体表现。他的著作，“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利病书·序》）多注重民生国计，故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书；而《日知录》中最精彩的部分多在制度名物的历史的研究。
顾氏以下，颜元、李塨一派最代表实用主义的趋势。颜李之学后虽稍衰，但嘉道以后的今文学派，自庄存与以至康有为，也都偏重实用的方面。
二、反玄学的运动
玄学有两个方向：
一是先天象数之学；
二是心性之学，故反玄学的运动也有两个方面。
1.攻击先天图书之学：顾氏说：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日知录》一）
指出宋儒之《易》学是道家的《易》学，这是清儒的一个大问题。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在这一方面的成绩最大。
2.攻击心性的玄学：顾氏最恨“心学”，他说：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日知录》十八，《内典》条）
他又有《心学》条（十八），《艮其限》条（一），引黄震的话，力攻心学。他又有《朱子晚年定论》一条，把王守仁的良知来比王衍的清谈，王安石的新法。他还著了一部《下学指南》，要证明代的心学源出于宋代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三家，而三家皆源出于禅学（《文集》六）。此书今不传了。
但证明心学出于禅学，正如证明象数之学出于道士，也是清学的一个大问题。后来颜李学派在这一点上出了不少的力；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要证明这一点。
三、考证的精神
清学所以真能迥然超绝前代，一小半在于他的成绩，一大半在于他的基本方法与精神。他们自称为考证之学，或考据之学，或考核之学。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他的要点只是“拿证据来！”（无证则不信。）实证主义有两方面，一是破坏的疑古，二是积极的考信。
在疑古的方面，顾氏也是一个开山前辈：他不信《书序》，不信《古文尚书》，不信先天象数之学，开后来阎若璩、姚际恒一班人的先路。
在积极的方面，他的功劳更大，因为考证的方法到他手里才正式成立。他的《音学五书》，尤其是其中的《唐韵正》，字字是站在证据之上的。他考证一个字的古音，往往要举出一百几十个或二百多个证据来。这是从古以来不曾有过的！
从这个方法出世以后，中国的学术史上才开一个******。清学便是建筑在这个考证方法之上的！无论是攻击伪书，是考证古音，是考证古训诂，是考据古制度，是考究金石器物，……总少不了这一个“拿证据来”的法宝。
四、历史的研究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一个极重要之点，往往为人忽略了的，就是他的历史的方法。不懂的人叫他做“复古”。但我们试问，汉学家为什么要回到汉儒呢？他们说：“因为汉儒去古未远”。这“去古未远”的见解就是一种历史的见解。
试问今文家为什么要推翻东汉而回到西汉呢？他们说，因为西汉更古于东汉。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顾炎武对于这一点的见解最明白，他说：
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与人四书》）
这个寻源溯流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当日认汉为最古，故有迷信汉儒的风气。但王念孙、王引之诸人觉得先秦诸子的书更多参证的价值，所以就遍校诸子了。
后来吴大徵以后，便可以用金文来补正《说文》了；后来罗振玉们出来，又可以用甲骨文字来补正《说文》了。又如古音之学，宋人没有历史的观念，故有叶音之说；汉儒知道古来声音有变迁，然后有古音之学。这就是历史的方法。
有了历史的观念，对于历史之学的兴趣自然也跟着发达。顾氏著有许多种金石舆地的书，《日知录》里也有无数历史的研究。后来清代学者对于史学的成绩，比前代都大：
1.校勘古史，如钱大昕、赵翼、梁玉绳等。
2.作局部的专史，如各家补的《元史》。
3.怀疑古史，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
4.增添史料：A、方志的注重。（章学诚等）
B、古书的保存。（《四库》及私家）
5.史学的附属科学的发达。
（1）文字学
（2）金石学
（3）钱币学
（4）地理学，等等。
清代的思想史，约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 顺治、康熙两朝（1640～1730）
第二期 乾隆、嘉庆两朝（1730～1820）
第三期 道光以后（1820～1910）
上章所说四个趋势，三个时期都有，不过注重之点稍有不同，遂形成了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期重在实用主义与反玄学的运动，而考证的方法与历史的眼光都还在开始萌芽的时期。
第二期里，玄学已成末路，而实用的时机很少，故此时期偏重考证之学；历史之学也很发达。一般代表的学者都不谈实用，都趋向为学问而做学问，故学术之盛超越前古。
思想方向似稍寂寞，但戴震、章学诚、袁枚、焦循、崔述都出于此时，不过建设多而破坏少，表面上不如第一期的热闹罢了。
第三期为多事之秋，实用的需要又起来了，于是实用主义与考证的方法，历史的见解，合婚而成为今文学的运动。
第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孙奇逢 吕留良
黄宗羲 颜元
顾炎武 阎若璩
王夫之 张尔岐
陆世仪 黄宗炎
张履祥 应囗谦
费经虞 汤斌
毛奇龄 朱彝尊
费密 胡渭
陆陇其 万斯同
梅文鼎 王懋竑
李塨
现在先说第一期的人物。这时期的人物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的，约有五组：
（1）王学（2）朱学
孙奇逢 张履祥
黄宗羲 陆世仪
黄宗炎 吕留良
毛奇龄 王懋竑
（3）关学（张载之学）
王夫之
（4）考证学——近于朱学（5）反玄学的实用主义
顾炎武 费经虞
阎若璩 费密
张尔岐 颜元
胡渭 李塨
陆陇其、汤斌、张伯行、魏裔介、刁包、张烈、胡承诺、李颙……我们只好表过不提了。
顾氏对于先天象数之学，曾说：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
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
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日知录》一，页二十九，《孔子论易》）
顾氏以为孔子论《易》，只是“寡过反身之学”，“体之于身，施之于政”，如此而已。不必说《易》，而《诗》《书》执礼皆是说《易》。故他在别处也说：
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文集》三，《与友人论易书》一）
他要人从学问经验入手，有了学问经验，再来研究《易》学，便不至于沦入空虚的图书之学了。这也可说是实用主义的应用。
他对于心性之学，反对最厉害。他论“心”，最佩服黄震，曾屡引其说。黄震说“心”，有很精到的见解，如云：
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待言“心”，而心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
暝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黄氏日钞·省斋记》）
顾氏主黄氏之说，故反对“用心于内”的心学。他说：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记》），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日知录》十八，页十五）
这又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了。
顾氏是属于格物致知一派的，故不甚攻朱子。而反对王学最力。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