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舟
地域风情作为自然和文化的同构交织着人的生命存在而富有活力，并以各种潜在的形式规定着人的道德原则和性格逻辑。就这个意义而言，吴越风情小说大抵着意于塑造由历史、民俗、风土、人情、自然文化景观所构筑的浪漫而凝炼、冲淡而秀美的吴越文化氛围。而金学种小说在此系列中突出的一点是，他更致力于表现浙东文化与生命的丰富内涵，他以为文化渗透到一个民族广阔的精神内域，文学必欲揭示其中深层的精神特征。就这一点来看，金学种的小说富有“文化风情小说”的意蕴。
大凡风情小说，多以抒情的笔调精细描摹民俗民情下的人性人情，呈现出小说家刻意把握的理想形态。他们以自身视角观照风情的精神价值，是在经历喧嚣的工业文明时代之后对于地域风情的重新认识与审美读解。因而，风情小说是现代人于严重的精神失落之外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和心灵故土的一次审美冲动。由此看来，金学种展示浙江农村普通人的生活故事、生存状态与心理情结便有其时代文化意义了，浙东风情秀雅和谐的审美深入其小说意蕴。《娘家有人》中，大舅母出身知书达理的大户人家，早年丧夫而严守贞节，默默忍受内心深处的痛苦，村上族里为这样的好媳妇做了一具长寿材，她纵然委屈却接受了。“有人说她同意后又去哭过一场······如此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传说，外人谁也没见过，不足为信。更何况眼看那生日即将到来，长寿材已经做好，已经在油漆了不是一切都很和顺吗？”在这里，生活的苦难和沉重并没有激起对于它无尽的憎恨和以恶抗恶的结果，使人透不过气来的紧张压抑被平静温和且带着淡淡的怅惘的叙述语流所替代。《驻跸三怪》里驻跸小镇上发生的撼动心灵的故事亦在历史的演进中渐次退隐，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只成为陈旧的风俗照片与平实的世情故事。在讲究契约连带的商业社会驰来的速度里，家族和乡土的种种苦难并没有呈现出割脐带式的彻骨的疼痛。在社会背景深处，小说家沉入自己的风土人情，以清新柔美的山水和淳朴敦厚的人性构筑一处相对安宁的精神家园，试图弥盖生活在90年代为现代文明熏染和困扰的现代人对于现实的焦灼不安。金学种在述说浙东的历史和现实故事时都有意无意地展示历经现代文明的忧伤后力图达到的和顺谐调的审美状态。吴越文化的风情品格并不止于小桥流水及桃红柳绿，金学种小说记述性和写实性的语言里蕴含着深厚的心理暗示力，那是以整个平和逍遥的吴越文化为背景的淡淡的喜剧感与悲剧感交织的宁静的审美品格。无病娘抚养了两个叫做“无病”的孩子，当第二个“无病”被他的亲娘认领时，无病娘听说抛弃小“无病”的父亲恰恰是自己抚养成人的第一个“无病”，且因文章中“造反”被判了五年，她震惊然而冷静，对孩子的母亲说：“一个吃官司的人，你不能和他离婚。是人，谁都会有闪失的。”无病娘冷冷地镇静地又说：“可是，一个敢把自己的亲生骨肉丢掉的人，是不配做丈夫和父亲的！不配！”所有的苦难和悲剧在生活中净化了受难者的心灵，吴越人性的柔慧安详的历史积淀在这里得到了了无痕迹的铺陈。金学种所力图渲染的，是吴越同一根源的人们共有的特征，即丹纳所谓的“原始地层”，是和血统一同相向流传下的“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响”的“某些本能某些才具”。
在浙东生活多年的金学种借厚实的生活底蕴将吴越地域风情自然而然地化作小说的肌体，从而在小说意蕴的拓展上达到一种较为深远的情致。
然而金学种的小说并不止于对风情的执着，他所着力追寻的文化，并非琴棋书画式的士大夫文化，而是上自皇帝下到平民百姓甚至于目不识丁的老妪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一种大文化，实质上是整个吴越地区的人文精神，这就注定其小说不能完全成为一种风情小说。在金学种的小说中，道德化、规范化和伦理化的意识痕迹若隐若现，从一定的角度来说，吴越风情在其中被当做一种文化的、社会的思考对象，无论是文化的活力还是文化的丑陋都被作为一种价值形态的呈现，这种思考与呈现被金学种置身于一定程度的历时性的背景之中。《无病娘》中，作家阐释了它的文化语义：“拖带有病之子！即使那孩子没有疾病，也得这么写。为什么？因为这样写了，孩子的继父虐待继子，甚至迫害致死，他凭这张文书，就可以说，这孩子本来就是有病的嘛！后来，人们就把这拖带有病之子错念成拖油瓶。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一种侮辱？知不知道这是旧社会贫苦人悲惨的命运？”无病娘以给儿子取名为“无病”的方式抗议残酷的不合理的旧习俗并表现其倔强不屈的个性，其他如妙青婶的“做忌”，“宁可乱亲不能乱族”的规矩，鬼卜子与许阎王针锋相对的面质，都在意象化、情景化的语言叙述中表现出隐性的文化思考和含蓄的艺术批判力。与陆文夫、范小青、叶文玲等的吴越风情小说比较，金学种并不刻意强调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人际关系的淡化，并不刻意追求简化和诗意化的审美形态，而在某些方面使人想到寻根文学的品格，小说体现了一定现代意识的思考。
周作人认为浙东学界近三百年来有两种潮流：一为“飘逸”，“如清士名流，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一为“深刻”，“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将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现代风情小说家往往从“深刻”一端向“飘逸”倾斜，使剑气为箫声所没。金学种固然并非有意直接承继“深刻”一流的思想渊源，其深入探寻吴越人的精神特征，从而构建新的吴越文化的试图显然是可取的。从叙事美学看，他提供给读者有一定超越性，不受时空限制的精神生活。阿要姐、魔道生、大舅妈等人的精神特征并不是浮于人的表面形式上的，只能持续若干年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甚至不是区区一代人乃至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的思想特征。从历史到现实的记述和寻访使代际相向流传的文化品质具有了“稳固的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也正在这样的高度上，金学种才能表现对于文化和生命的较为深邃的思考和含蓄却坚实的价值评判。《她们》中的三个女人组成了浙东女人风俗画，作者有一段题记：“有了她们，这世界才变成这样，没有她们，这世界会变成怎样？”关于“过去”与“现在”，“有”与“没有”的思考，潜伏于平实沉静的语流之下而生辉。
这样的思考在《安居之门》中或许更加显著。睽离了十四年的“我”和女儿回到魂牵梦系的故园为什么感到那样陌生？囡宝给阿娘（祖母）拿烟，看她洗澡的年代很久远了，母亲从大户人家带着九弯雕花床嫁过来做填房时便埋葬了纯真的愿望，“我”通情达理的妻子真的那么理解母亲吗？“我”纵然与妻子和睦美满也有“洋算命”与“杨公忌”的文化隔阂，余宏作为少年时代的偶像仍然常常在我的胸际燃起激情与迷惘······人称的繁复转換暗示了小说家对于现实人生从浙东农村生活延伸来的人生的较为冷静而不免焦虑的思考。“你在煎熬，我在煎熬，他在煎熬，她在煎熬······”（题记）工业社会对于土地的无情冲撞，城乡的巨大差别让小说家不由地脱身于恬然自得的小镇风情画，而以有距离的现代审美态度评判和审视古典的文化风情。
八十年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转型，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正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侵袭和吞噬着旧有的静态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作为首先发达起来的浙东沿海地域的人们，恐怕对于吴越文化传统遭受几近毁灭性的打击，更有切肤之痛。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文化两难的选择中，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文化痛感，这无疑是其创作的无尽思想源泉。
毋庸讳言，现代文明在带来了极度物欲满足的同时，亦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匮乏。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告诉我们，在克服资本主义物化过程中的诸多文化垢病时，我们尚不能完全丢弃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优质。当然，仅仅一味沉溺于“怀旧情绪”之中也是不足取的。金学种在他的小说中，一方面写出了那个静态农业文明在这个时代的一曲必然的“无尽换歌”；另一方面也同时揭示出了物欲压迫下人的精神的缺失。无疑，后者给人带来的无形的精神创伤是巨大而难以弥合的。金学种找出了现代文明的“魔洞”（《魔洞》），从而叹息现代社会无形的精神创伤给下一代人心灵的侵蚀，于是，“寻找鸟声”（《寻找弯声》）的执着成为金学种这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寻求的悲壮历程。在这一点上，金学种不可能像浙东前辈作家那样以“飘逸”的风格来抒写吴越文化风情的沉落，而更多地是以“奔放”的笔触来构筑现代文化的精神悲剧氛围。这种批判和审视的目光就给金学种的吴越文化小说带来了更有社会意义的风范。因而，他的小说就更具有时代“活化石”的意蕴。在两种文化剧烈撞击的瞬间，作家所表现出的人文立场和人性内涵，犹如强烈的弧光，点燃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人性火炬。或许，在一些篇什中，作者过多地注意了这种人文立场的渗透，部分削弱了小说的风情描写，但我们以为它们的意义远比刻意技巧的雕琢大得多。
作为一个坚守心灵清白的作家，在坠入“魔洞”和“寻找鸟声”的文化选择之间，除了“寻找鸟声”，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日趋多元和冲突激烈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的病痛愈烈，人在灵魂深处寻求宁静和谐的精神家园的渴望就愈强。风情小说的存在足以弥补现代人碎片般的精神领域里迷失的一角。而如金学种这样的努力操作，是以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重铸一种新的文化风情，使其文化风情小说具有更深更广的民族史学和人类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