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易经与政统（上）
历史上许多帝王为确保社会统治的安定性和稳固性，求助于《易经》，达到用易经智慧治理天下的功用的例子很多。最普遍的现象是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名称及帝王大都追寻与《易经》易理的相谐。
汉武帝刘彻，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之年。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一前87），他的治国方针全面采用文治天下的主张。由于《易经》的“十翼”乃孔子所作，而孔子又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当时文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又进一步提高了《易经》的身价。于是《易经》在社会上水涨船高，被列入当时最试制学术地位，称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之首。汉武帝还接受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的建议，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作为五经之首的《易经》，在儒术中更加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易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流，也是整个东方文化的根基。
宋朝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贞，正也；观，示也。”“贞观”以正示人也。其实质含义就是指示人们按照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去做。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人们只要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大自然谐调发展就能成功。
西晋司马炎在公元275年取年号为“咸宁”，这是根据《易经》取自《乾·彖》：“首出庶物，万国成宁。”
隋炀帝杨广在公元605年取年号为“大业”，则来自《易经·系辞上》“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27年取年号为“贞观”，即是历史上称为有名的“贞观之治”时期。“贞观”两字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这两字表示天地之道，也就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是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的，这规律就是“正”。
唐高宗李治在公元670年取年号为“咸亨”，则取自《易经》的《坤·彖》：“含弘广大，晶物咸亨。”这里的“成”是皆、都、感受之意。“亨”是美的含义。连起来就是“皆美”、“都是美好的”。
历史上蒙古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在采纳汉族官僚刘秉忠的建议之下，改国号为“元”，取《易经》的《乾·彖》中“大哉乾元”的含意。
明朝的“明”字取自《易经》中《乾·彖》“大明终始”之义。易经中讲“大明为日”，日又是宇宙间主宰光明之物，日月如天，故取朝代名为“大明”。
日本的“明治”
（1868年一1912年）这一年号，也取自于中国《易经》的《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向）明而治。”所以在日本明治期间，全国上下掀起学易高潮，甚至提出有名的“不知《易》者，不能入阁”的组阁原则。
日本的年号“大正”（1912年一1926年），也是取自《易经》的《无妄·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昭和”年号，又是取自于中国的《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众所周知，南韩以太极图为国徽，越南民间用易也是普遍现象。
我们今人从封建王朝的宫廷建筑，也能看到皇权政统与周易的影子。皇权至高无上，帝王又是“九五之尊”，北京故宫紫禁城的建筑与“九”和“五”两个数字有关联之处的地方很多，如天安门城楼其城台设五个门洞，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另外，故宫中许多建筑物的开间多为九间或五间。
“九”、“五”两个数字与封建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建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着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只有封建帝王才能享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一种简单的说法为：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都有深远影响，因此“九五”一词来源于《周易》之说应比较可信。
现在流传下来的《易经》版本据说为周文王所演，因此也称为《周易》。《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为“乾”卦，“乾”者象征天，因此也就成了代表帝王的卦象。“乾”卦由六条阳爻组成，是极阳、极盛之相。从下向上数，第五爻称为九五，九代表此爻为阳爻，五为第五爻的意思。九五是“乾”卦中最好的爻，“乾”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因此九五也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第一爻，成为了帝王之相。这里的“九”本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判别数字阴阳属性的符号。后来人们把“九”和“五”作为具体的数字来运用，且以为一来是为了契合代表帝王的“九五”之爻；再者，“九”和“五”两个数字在建筑上的使用也是非常符合美学原则的。《周易》的释义词句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名字的由来据说就源于此。
太和殿在整个故宫中是独一无二的建筑。是故宫唯一的面宽为十一开间的宫殿，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建。太和殿作为紫禁城的第一建筑，采用十一开间这种独一无二的形式达到了在建筑群落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效果，突显出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也包含着一个国家高度统一下礼制、秩序和美的完美结合。
2．易经与政统（下）
秦始皇一生做过很多大事，霸吞六国、雄统天下、建阿房宫、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这是政事，也是推动中国历史的大事。秦始皇实施****中还干过焚书、坑儒这些影响历史进程的事情。
秦始皇焚书唯不毁《易经》，多少有点让后人匪夷所思，历史学者推测可能在他统一中国前，《易经》的卜筮启发过他，故焚书而不毁《易经》。
李斯跟随荀子学习，怎会不读论述“帝王术”的《周易》呢？或许正是由于李斯对《易经》学有研究并深受启示，才使他登上丞相的“宝座”。所以，他偏爱此书，便悄悄地把《周易》归人“医药卜筮种数之书”之列。
《易经》免于被焚，成为后世“帝王术”的必修内容。
汉朝建立后，《易经》成了当时最高智慧的源泉。其时，民间学易者以卜筮预测生产、生活，寻示治家之道，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则在《易经》中寻求治国之道。
相传，唐代时的汉惠帝刘盈亲自钻研易书，为了真正地从《易经》中悟道，刘盈曾经亲至易学大师田何的草庐之中学《易经》。为此，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屈居茅房向民间高人学《易》，一时成为民间传颂之谈，对易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又置五经博士，规定只有研究儒经者，才能成为博士，而博士只以“五经”教授弟子。
梁武帝爱好《易经》，并且潜心研习，又授《易》入佛，以《易》理与佛理相比附。其解《易》的著作，大多糅合《易》佛。他著有《周易大义》21卷、《周易讲疏》35卷、《大易疑问》、《周易系辞义疏》等，可惜均佚失不传。
武帝萧衍到了晚年，开始崇信佛教，借佛教名义愚弄百姓，搜刮钱财。他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为自己诵经拜佛之用，自己装成一副苦行僧的模样，早晚去寺中朝拜。有一次，他想去当和尚，他这一出家，国中无主，大臣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只得去寺中劝他回来。他做了四天和尚，大臣们出钱把他赎了回来。这样的滑稽剧共演了四次，大臣们花了不少的钱，这些钱都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这样梁朝也就日益衰落了。
与梁武帝萧衍同在梁朝，喜《易经》并且著书立说的还有梁简文帝萧刚。他著有《萧纲易林》。根据《南史》所载梁元帝萧绎著有《周易讲疏》10卷、《连山》30卷、《筮经》20卷等，可惜均已丢失。
梁代皇室对《易经》的重视，体现在整个皇族皇室潜习《易经》的事实。
唐王朝建立后，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高度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巩固完善隋代开创的科举制度，决定制定由朝廷颁布的教科书，于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命孔子后裔孔颖达博采众长，撰写《五经正义》，这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孔颖达主编的《周易正义》采用王弼和韩康伯注，对《易经》逐字逐句加以解释，被称为“孔疏”。唐太宗的宰相虞世南（也是他创业时的“拍档”、“私人好友‘’）曾以无限景仰的心情评价《易经》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今人知道文天祥多是因为上面的这两句诗。但对于文天祥和易经的关系，毕竟不会知道的太多。
文天祥的父亲从小就精心培养他学习《四书》、《五经》，尤其对于《易经》演述的天地间的各种变化规律，使文天祥受到很大的启迪，从《易经》的变化思维到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结构上，他的《易经》思维潜透通达。
未有大挠书，先有伏羲易，古人尚卜筮，今人信命术；八卦与五行，皆自河图出，易中元有命，道一万事毕；卦义六十四，萧群得其一，江湖旅琐琐，谈命以巽入；入****委屈，喉舌嫌棘棘，言言依忠孝，君平义未失；我生独肮脏，动取无妄疾，是有命流行，虽陨复谁出；安能从儿女，朝夕变昵昵，若卦有人买，不妨君卖直。
从文天祥的这首《赠萧巽斋》中，可知文天祥不仅精通《易经》的变化原理及六十四卦与河洛理数的关系，而且对命理与《易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精道的理解。
明朝将相术、命学编人《永乐大典》。其中，命学家有进士出身，官任监察御史。布政司的万民英，他在《易经》思维主导下，写出的巨著《三命通会》、《星学大成》被后世称为“采撮群言，得其精神”的经典大著。
刘伯温的《易经》知识很丰富，而且善于应用，不论在军事上、管理上都能把《易》学发挥得淋漓尽致。
据说刘伯温知道道人铁冠僧人玄真是一位学识高深的有易道之士，于是，刘伯温出游华山，跪求铁冠僧人玄真为师，道人铁冠僧人玄真看刘伯温是一个人才，于是收他为徒，并把自己的所有《易经》知识传授给他。
明朝开基皇帝朱元璋在与知识渊博的刘伯温朝夕相处的岁月里，得到了《易经》文化的陶冶，在社会的大熔炉里锻炼，他自己的文化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
朱元璋经常喜欢与刘伯温下棋，也喜欢互作对联的雅事。一次，刘伯温和他对对子，他出的上联是：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应声对道：雷声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
康熙皇帝认为《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泉，只有将《易经》的学术研究引入正道，才能发展中华文化。他鉴于《易经》学术争论“门户之争，务求相胜”的情况，钦命李光地等人编写《易》书。
当时撰成的《周易折中》一书，“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曾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理。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纤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伊川（程颐）、紫阳（朱熹）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
清朝的《四库全书》有《易经》术数篇，收集了《易经》不同流派的学术著作。如《易林》、《宅经》、《皇极经世》、《三命通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