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如此，大臣也不怎么样。当时宰相中权势最大的是李林甫，此人是李唐宗室，为人口蜜腹剑，是拍马屁的顶尖高手，是玩弄权术的超级达人，但是在治理国家方面绝对不合格。他当政期间，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继他而起的杨国忠，还不如李林甫。李林甫至少还能控制大局，杨国忠这位靠妹妹杨贵妃上台的宰相除了贪腐，什么也不会。
除了人的问题以外，制度方面也出了问题。帝国制度本身的问题，比如皇帝制度的问题、官僚制度的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去讲，在这里主要讲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科举制度出现了问题。科举制度的本意是通过公平的考试来选拔人才，但是到了唐玄宗时期，考试舞弊现象出现，而且还很严重。这里所说的舞弊，可不是带个纸条、打打小抄之类考场舞弊，而是找关系、走后门，所谓“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结果根本就不是考试选拔人才，而是看谁的关系硬、谁的路子广，考试只是形式，在考试之前，谁第一、谁第二、谁不及格就已经定好了。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完全被官僚、贵族们把持操纵，真正有才能但无权无势的人无法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也就失去了进步意义。
第二个是中央与地方二者关系出现的问题。
从秦帝国建立开始，一直到唐代之前，除了东汉末年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之下曾经出现过地方政府脱离中央的情况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地方政府都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华帝制中的官僚体系是一种层级节制的组织，各级地方政府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权都受到上级政府的约束。
然而，到了唐中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从唐睿宗开始，唐政府在边关设置节度使。一开始，节度使只是代表皇帝统军，也就是只有军权。但是，从唐玄宗怠政开始，中央政府懒得理普通政务之类的麻烦事，只想捞点儿油水，于是就充分放权给节度使。当然，作为回报节度使们得给朝中大臣们行点儿贿、上点儿贡。
逐渐地这些节度使辖区越来越大，权力也越来越大，到后来辖区内的军政、民政、财政包括吏治都归节度使管了。比如安禄山就不但是节度使而且还兼任河北采访使。这些节度使权力不断增大的同时，中央政府对他们的监督却在放松，也基本上不进行轮岗。于是，一方面节度使们要通过行贿、上贡获取辖区内的大权，当然就盘剥百姓，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节度使们长期在一个地方主政，就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有了对抗中央的本钱。
这三方面的重大变化，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了。所以，从安禄山第一个站出来起兵反唐之后，大唐帝国就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泥潭，无法自拔，直至灭亡。
五、难以重振的朝纲
面对江河日下的政局，难道大唐帝国就没有人想过重振朝纲，将大权收归中央吗？当然有了，从平息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历任皇帝都有这么一个梦想。但是，却无一能够实现，只有唐宪宗时期中央集权稍稍有点加强。其中原因何在呢？
从政治方面讲，中央政府内部出现了内斗不止的情况。具体说，其一是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斗争；其二是朝臣之间的党争。
先谈第一个问题。宦官是一个以服侍人为职业的群体，因此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是比较低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低素质的政治势力却在唐玄宗时代起逐渐进入了大唐帝国的统治阶层。
唐初，宦官地位不高，其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到唐中宗时期，宦官人数有所增加，但地位仍然不高，五品以上的宦官很少。但到了唐玄宗时期，宦官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官职很高。史书记载：“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所谓“衣绯、紫者”，也就是五品、三品以上的官员。
其中最为著名的宦官就是高力士。他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与玄宗理政。唐玄宗对他信任有加，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所以，加拜骠骑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委以重任。各地上奏的表章，先由高力士初审，后报唐玄宗，一些小事就直接由高力士拍板定了，根本不必上报。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称呼他为“二兄”，诸王和公主叫他“阿翁”，驸马们则叫他“爷”。自高力士之后，宦官这支势力就登上了唐帝国的决策层。
如果只是进入了决策层，也还罢了。更糟的是，唐玄宗的子孙们更进一步地扩张了宦官的实力。一方面，由于地方上节度使拥兵自重，几度叛乱，以至于皇帝不敢相信任何武将，竟然将禁军的指挥权交给身边的宦官。比如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唐代宗时期的程元振和鱼朝思，都是禁军的统帅。另一方面，唐代宗时，增设了内枢密使一职，专门由宦官担任，主要职责就是执掌机要，传递诏令等，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
这样一来，宦官就既控制了“枪杆子”，又掌握了“印把子”，权势自然是不可一世，一个个都权倾朝野。不过，对于皇帝而言或者对于皇族而言，宦官掌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从来也不会去想篡位。他们压根也没有篡位的必要。因为，权臣和皇帝的唯一区别就在于皇帝可以把权力传给后代，而权臣则不一定。宦官没有后代，你说他费那劲干嘛？
宦官掌权之后，唯一的追求就是拼命享受，大肆掠夺。比如说宫市，也就是以宫中采购货物为名，用低价强买。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里不是有这么一段吗？“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说的就是宦官对普通百姓的剥削。
宦官的专权，必然侵害了朝臣的利益，朝臣无论忠奸善恶都想从宦官手里夺权；宦官的胡作非为，更引发了一些正直朝臣的不满和反对。所以说，无论于公于私，朝臣与宦官的矛盾都是始终存在的，史称南衙北司之争。
这一争起来，常是刀光剑影，甚至血流成河。
除了朝臣和宦官的斗争之外，朝臣之间的党争也非常厉害。
说起党争，从秦到清历朝历代都有，甚至在秦帝国统一天下之前就有。但是，唐代的党争却与其他朝代不同。其他朝代的党争，要么是纯粹的权力之争，比如东汉的党锢之祸；要么是关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议，比如北宋新旧两党的党争。而唐代的党争却不仅是官场的政治斗争，而且是两个阶层势力之争。哪两个阶层呢？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
易中天先生曾经把中国从秦到清这段帝国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时期，统治者是贵族地主；第二个阶段是魏晋时期，统治者是士族地主；第三个阶段是隋唐以后，统治者是庶族地主。这个划分，对不对咱先不评价。但至少有一个事实是公认的，即士族这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风光无限的阶层在隋唐之后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之所以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科举制度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没有一个阶层会心甘情愿地下台。科举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就将士族阶层消灭。士族阶层要维护自己的种种权利，就必然与凭借科举制兴起的庶族士人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从唐初就存在。比如在唐太宗时期，关中士族韦挺，对寒素出身的监察御史马周就很不客气。同一时期的寒门宰相刘洎更惨，被士族出身的褚遂良谗害而死。寒门出身的李义府上台以后，又给刘洎平反，而且还帮着武则天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朝中士族代表大加谄害。不过，由于庶族寒门的势力比较小，还没能形成与门阀士族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所以在初唐时期，这种斗争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