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这个中国北部的小国为何能够在这个战火纷飞、群雄并起的时代兴起，统一中国北方呢？
北魏的兴起我们可以总结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们看看天时。
拓跋氏最初的政权是拓跋什翼犍建立的代国。这个国家之所以没能兴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天时不利。当代国刚刚粗具规模的时候，正好赶上处于巅峰时期的前秦。这就好比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遇上的竞争对手是世界五百强，那当然就很难立足了。而拓跋珪建立北魏帝国的时候，正是前秦帝国崩溃之时。当时，在整个北方地区，掀起了一股复国、建国的热潮。氐族人建立的前秦继续存在的同时，其中一部分人又建立了后凉；羌人建立了后秦；匈奴人建立了夏国；鲜卑慕容氏建立了西燕、后燕、南燕；鲜卑乞伏氏建立了西秦；卢水胡人建立了北凉；河西鲜卑秃发氏建立了南凉；汉人也建立了西凉和北燕两个地方政权。这个时候，好比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没有绝对的强者，每一个政权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第二，我们看看地利。
当时那个时代，对于所有的政权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可以发展。但为什么鲜卑拓跋氏的北魏最终强大起来，并统一了北方呢？地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魏的根据地不在争夺最激烈的中原地区，而在今天内蒙古中南部到山西北部这一带。
这一是有效地避免了在建国初期就卷入中原的战争。等到后燕打败了前秦，灭掉了西燕和丁零翟氏，基本占据今天山西、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之时，北魏就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虽然比后燕实力稍弱，但也可以与后燕一战了。
二是不像后燕、后秦等国一样，四面受敌。虽然北魏的北边还有柔然部落，但这种游牧民族没有对土地的渴望，可能会有侵略，但一般不会占领某个地方，所以威胁还是相对要小一些。
三是后方空间很大，军队作战有很大的回旋空间。这在与后燕的第二次战争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当时，慕容垂亲率大军讨伐北魏。慕容垂打仗非常厉害，是当时的名将。拓跋珪估计自己跟他硬打，肯定是打不过。于是主动放弃了平城（今山西大同），退保阴山，不跟慕容垂正面交手。这个时候，地利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慕容垂找不到拓跋珪的主力，而后燕大军在北方，不可能久留，因为南边还有东晋、后秦这些国家。所以，没办法慕容垂在平城呆了十天之后，退兵了。
第三，我们来看人和。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和。北魏怎么个“人和”法呢？
一方面是拓跋珪本人重视人才，会用人。
比如说北魏和后燕的第一次大战，参合陂之战中，拓跋珪一次就坑杀了后燕军四五万人，但是却将贾闰、贾彝、晁崇等有才干的人留下来，并加以重用。再比如说拓跋珪在进军中原的过程中，对于前来军门投靠的汉族士大夫，无论老少都亲自接见，量才录用。对于汉人、少数民族的精英，拓跋珪也是很舍得花气力拉拢的。比如，尔朱羽犍因在平定晋阳、中山的战争中有功，拓跋珪将秀容川（今山西朔县北部）方圆三百里的土地全赐给他了。尔朱氏因此成为“牛马以谷量”的大牧主。
另一方面是建立了一系列维护这些精英阶层利益的制度。光是靠皇帝一个人的政治魅力和能力来获得支持，还不是太靠得住。北魏非常明智地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第一个就是接受和肯定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在平城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还祭祀孔子。这就有利于得到汉族士人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个是建立了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从原来的部落制度发展过来的，使种姓代替部落成为社会基本单元。这给原来游牧民族的定居和走向农耕文明提供了保障。后来，还进一步将这种制度推广到汉族和其他各族中去，让汉族和其他各族的家族首领当宗主。这样一来，就笼络了大量家族的族长。当时，在中国北方普遍存在着坞堡，也就是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联合起来，在一些险要之处建立防御工事，据险自守。这些坞堡是一个个独立王国，有武装力量，有经济来源，能够自给自足。有人就曾提出，《桃花源记》里面的那个世外桃源的构思，就是来源于这种坞堡自立的现实。北魏政府和其他政权不同，对于这些坞堡没有加以征服，而是承认其堡主、坞主在本地区的统治势力。这就极大地减小了北魏攻城略地的阻力。
第三个是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上，北魏积极地向九品官人法靠拢。《魏书·官氏志》记载：“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可见，选举制度和九品官人法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北魏政府得到了中原士族的支持。一批汉人士族精英，如崔宏、崔浩、张衮、邓渊、李先、贾闰、晁崇等人，都为北魏的崛起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一句话，既有英明领袖又有制度保障的北魏政权得到了当时它治理下的各族精英的支持。
然而，随着北魏政权的不断扩张，北魏帝国的内部矛盾逐渐尖锐了起来。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史事件。450年，北魏皇帝拓跋焘下令将主编魏国国史的崔浩及其宗族屠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行刑那天，崔浩被装在囚车里，押赴刑场，士兵们轮流向囚车撒尿。
这个事件反映出了什么矛盾呢？笼统地说，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崔浩的政治主张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汉人的政治主张，或者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崔浩代表的是汉人的利益。因为，这个所谓的********不是发生在整个帝国的层面上，而仅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总的来看，北魏帝国的政权结构是皇帝统治下的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政权。由于有了汉人士族的支持，所以北魏能够比较顺利地统一北方。但是，汉人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激烈起来。
面对这样的问题，继拓跋焘执掌北魏政权的冯太后无可奈何。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她本人是汉人，是皇太后，但皇帝不是汉人。如果她偏向汉人，鲜卑贵族就会很容易抬出皇帝来对抗她。另一方面，她自己无论从出身还是从北魏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都不可能继续执行对汉人士族的打压政策。
然而，正因为她这种复杂的身份，她又恰恰能够被两方政治势力所接受，能够从中调和。在冯太后的统治之下，汉人士族和鲜卑贵族双方基本上维持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平衡，只是苟且之策，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个矛盾。当然，不解决这个矛盾不等于说不改革。冯太后统治时期，北魏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均田制；在吏制上也有改革，比如开始发俸禄。但是这些改革都只是为了缓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巩固政权。如何解决政权内部的矛盾这一重大问题，则留给了孝文帝。
稍熟悉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实，我们看看中学历史书上所写的那些汉化政策，什么迁都、改服装、改姓氏、改语言、胡汉通婚等等，都不是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整个孝文帝的改革中，汉化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虽然汉化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差异，从而淡化了********，但这些只具备文化上的意义，影响是历史上的、深远的，对于北魏政权本身却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孝文帝改革的真正核心是门阀化，而非汉化。
495年，孝文帝下诏制定门阀制度。依照先世官爵和当代官爵（主要依据当代官爵），鲜卑贵族除皇族以外，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最高，汉族根据祖宗官位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姓。鲜卑八姓和汉人四姓，规定都不做下级的官吏。
这对于化解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之间的矛盾，可谓是对症下药，比起崔浩来高明很多。崔浩被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提出“分明姓族”，要求实行门阀政治，但却将鲜卑贵族排除在门阀之外。大家想啊，汉人士族前几辈人都是大官，这没得说，而鲜卑贵族呢？他们的先辈全是打猎的、放羊的，他们是凭军功起家，哪里来的显赫门第？你搞门阀，这些鲜卑贵族不都成了寒门？孝文帝则不同，他在承认汉族士族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也同时确立了鲜卑贵族的门阀地位，用国家权力使鲜卑贵族在门第上与汉族豪门平起平坐。不但平起平坐，而且还由皇帝出面积极推动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通过婚姻关系广泛地结合。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之间的矛盾被化解掉了。从孝文帝的角度来看，改革成功了，帝国政权内部的矛盾消除了，政权稳定了。然而，北魏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没有兴盛下去，反而走上了衰亡的不归之路。
北魏在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之后不久就衰落下去了。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鲜卑人汉化以后逐渐放弃了原先那种强悍的民风而开始追求享乐，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执政的胡太后等人荒淫无道。
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究其实质，当初孝文帝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正是孝文帝的改革葬送了北魏帝国。注意，在这里我刻意只用了“改革”两字，而没有提“汉化”。因为汉化本身对于政治系统没有多大作用。正如，即使是美国人全说中文、穿中山装，不过圣诞节而过春节，也不可能使美国的国会按人民代表大会的模式运作。因此，我们必须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政治改革上来。如前所述，孝文帝推行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是门阀化，门阀化完全改变了北魏帝国的政权结构。
在改革之前，北魏帝国的政权结构是皇帝统治下的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政权。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鲜卑贵族是些什么人，其政治资本来源于何处？汉人士族又是些什么人，其政治资本又来源于何处？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两类人绝对不是同样的人，他们所依仗的政治资本是完全不同的。
鲜卑贵族是皇族、后族和军功集团的混合体，而汉人士族是地方豪强和知识分子的混合体。也就是说，对于鲜卑贵族，他们的政治资本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与皇帝的血缘、姻亲关系，其二是军功。而对于汉人士族，他们的政治资本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依赖于血缘关系而存在的在地方上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实力，另一个才是治国才能。
大家请注意，这两者政治资本的来源是有交集的，这个交集就是血缘关系。于是在孝文帝那里，从这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血缘关系上演化出了“门阀化”这个解决二者矛盾的“好”主意。这个“好”字为什么要打引号呢？因为这个看上去的“好”主意，其实却将军功（实质上是治军才能）和治国才能这两项选择官员时最重要的条件毫无保留地省略了。结果是，吏部以“停年格”用人，完全凭资格，论资排辈，不讲才能。这样一来，自然没有人追求进步、尽力工作，都只知道享乐。于是整个官场腐败不堪。
同时，那些原来可以凭借军事才能晋升的鲜卑人“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更可气的是，原来和他们有亲戚关系或者同一部落的人中“留京者，得上品通官”，而他们这些“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这些人自然极其不满，再加上那些上层官员的贪污腐败，更压迫得这些中下层的官兵及其家属苦不堪言。一个国家，当它的军队都开始对这个政权不满的时候，其灭亡也就不远了。
再加上自从北魏建国以来一直比较尖锐的阶级矛盾，从523年开始的短短几年内，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这北方六个军事重镇的兵户先后起兵反魏。一时间，整个北魏帝国，遍地都是起义军，很有点秦末的味道。与秦被起义军灭掉不同，北魏帝国最终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但是，北魏并未逃脱灭亡的命运，它没有走上秦的灭亡之路但却紧跟了东汉的脚步。一群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崛起的军阀篡夺了北魏的政权，建立了两个国家，即宇文泰的北周和高欢的北齐。
三、汉化与胡化
在说宇文泰和高欢之前，我们还得从他们的老领导尔朱荣说起。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支军队可谓“军阀制造公司”。一个是晚清时期袁世凯统率的北洋新军，自袁世凯以下，段其瑞、冯国璋、曹锟等民国重量级的军阀出了一大堆。另一个就是尔朱荣的部队。有人说，尔朱荣好比东汉末年的董卓。我认为，二人虽然的确有类似之处，但是把尔朱荣比作董卓，实在太委屈尔朱荣了。说句不恰当的比喻，好比拿奥迪A6和夏利比。
尔朱荣堪称军阀导师，不但北齐、北周的缔造者高欢和宇文泰都出自他的手下，而且导致南梁帝国灭亡的侯景、威风一时的贺拔胜、贺拔岳兄弟也都是在他手下受到提拔重用的。
这些赫赫有名的名将、大军阀都出自尔朱荣麾下，说明尔朱荣本人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军事教育家。搞教育的人都知道，学生的天赋很重要，要教出优秀人才，首先要得到好的苗子。那么，高欢、宇文泰他们是好苗子吗？当然是。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好苗子都跑到尔朱荣帐下去了呢？答案显然是，这些人都认为尔朱荣是个好领导、好导师，或者说尔朱荣有吸引他们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