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正是新科进士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长安万年县）人，晋杜预之后。杜氏是魏晋至唐数百年来的高门世族，唐朝人有谚说：“城南韦、杜，去天五尺。”杜牧的祖父杜佑为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赫一时。大和二年（828）正月，二十六岁的杜牧在东都洛阳应进士举（唐代考进士本在京都长安，是年在东都洛阳，是变例），以第五名及第，礼部侍郎崔郾主试。他应试时，与刘及落第的李商隐相识，三人遂成为朋友。这年闰三月，他和刘一起应制科考试，刚才二人相约同来看榜。看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惊呼道：“妙哉！年兄。”他话已出口，看到大家都在看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急忙回头去找刘，却发现刘不见了。原来刘看自己的策文张榜挂出，乘大家聚精会神看他的文章时，悄悄溜出人群回寓所去了。却见同科进士裴休、李等抱拳对杜牧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年兄何不看完，我等也好共商？”杜牧赧颜还礼道：“是弟看到妙处，一时忘情出声，请诸位年兄见谅，年兄们请！”裴休等也抱拳让道：“年兄请！”杜牧又和大家一道接着往下看，见写道：
“臣前所谓‘欲气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导之’者，当纳人于仁寿也。夫欲人之仁寿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教化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罚清，刑罚清则人安矣。既富矣，则仁义兴焉；既安矣，则寿考至焉。仁义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宁，万物咸遂矣。”
“臣前所谓‘救灾旱在乎致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一年之中，三书‘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人君无闵人之心也。故僖致诚而旱不害物，文无闵而变则成灾，陛下有闵人之志，则无成灾之变矣。”
“臣前谓‘广播殖在乎视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功筑罕，民勤于财则贡赋少，民勤于食则百事废。’今财食与力皆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用，以广三时之务，则播殖不愆矣。”
“臣前所谓‘国廪罕蓄，本乎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告于齐。’《春秋》讥其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耕殖，省不急之费以瞻黎元，则廪蓄不乏也。”
“臣前所谓‘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由国家取人不尽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求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愿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谓‘豪猾检，由朝内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谨按《春秋》，齐桓公盟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备而书之。然则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由兵农势异，而朝内外法殊也。臣闻古者因井田以制军赋，间农事以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邦家，式遏乱略。太宗置府兵台省军卫，文武参掌，闲岁则弓力穑，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复古制，不废旧物。今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武事，止于养阶勋。军容合中官之政，戒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剪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羁绁藩臣，干陵宰辅，堕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仗节死难之谊。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臣愿陛下贯文武之道，均兵农之功，正贵贱之名，一朝内外之法，还军卫之职，省署之官，近崇贞观之风，远复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国，始天子而达诸侯，可以制猾奸之强，无检之患矣。”
“臣前所谓‘生徒惰业，由学校之官废’者，盖国家贵其禄，贱其能，先其事，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业之心矣。”
“臣前所谓‘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者，臣以为刺史之任，治乱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御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其将校曾更战阵，及功臣子弟，请随宜酬赏，苟无治人之术者，不当任此官，即绝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以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臣前所谓‘辨枝叶’者，由考言以询行也；臣前所谓‘形于耻格’者，由道德而齐礼也。”
“臣前所谓‘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者，已备于前矣。”
“臣前所谓‘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治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亏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治鲜，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谓‘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其敢爱死’者，昔晁错为汉削诸侯，非不知祸之将至，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悔焉。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昔龙逢死而启商，比干死而启周，韩非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无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权臣之手，臣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愿也，所不知杀臣者，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
“至如人主之阙，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陈者，实以臣亲承圣问，敢不条对。虽臣之愚，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庙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长，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调元气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寿，可以逍遥无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以任之，使权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择将帅以任之，使阃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择庶官而任之，使颛职业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择良吏以任之，使明惠养之术。自然言足以为天下教，动足以为天下法，仁足以劝善，义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劳神惕虑，然后致治哉！”
却说众进士看完刘策文，有长出气一口者，也有一言不发者，就内中的李、裴休、杜牧等数人看“死无悔焉……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等处，深为刘“文死谏”的正然之气所感动，泫然泣下，口中不住地说：“读刘年兄策文，我辈汗颜倍增，自愧不如。”尤其是杜牧总觉得刘在策文中，透出一些不祥之兆，由原先的兴奋、鼓舞转而为之担心、忧虑。果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看完刘策文，再看其他人的文章，总觉得缺乏一种刚正浩然之气而索然无味。看看天已不早，大家也渐渐离去。杜牧因心下不安，就到刘的寓所去看他，想邀他去旗亭喝酒且劝慰一番。谁知客寓掌柜说：“刘新贵自上午出门，一直未归。”杜牧大是诧异，不知这位“年兄”到底去了哪里？只好闷闷不乐而回。
再说，刘见自己的策文第一个挂出，不知是忧还是喜？说忧，因他想到此文捅了马蜂窝，被他贬斥的那帮宦官未必肯放过自己；喜的是既然策文被选中，也许当今天子会采纳自己的建言；可又转念一想，自己所言朝中弊端，都是几朝来的积重难返之事，当今圣上会不会是少不更事，有无那种禀政辟弊的决心？他离开众人，由大雁塔向南，一路沉吟着过了曲江池，不知不觉走出了几里路，就在道边树下坐下来，一任早春的凉风吹拂着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