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路随字南式，祖籍阳平，年轻时就进士及第，解褐入仕，直做到翰林学士。草诏后，宦官们并不放他出宫，就由苏佐明、田务澄去往绛王府宣读遗诏。事出意外，向无即位意念的李悟，听完遗诏，见天降皇冠给自己戴，内心的欢喜可想而知，哪还管遗诏之真伪，立即为苏佐明等簇拥着进宫。在刘克明等去迎绛王李悟时，苏克明就使劲撞动景阳钟。钟声一响，群臣手执朝笏，纷纷入朝立班，却见刘克明、苏佐明等先宣读遗诏，继拥绛王李悟步出紫宸殿，百官俱惊得面面相觑，不知怎么说，都举目望着首相裴度。裴度虽也惊得魂飞天外，但身为历朝元老，在此关键时刻很快就镇定下来，只听他说道：“度等只知遵奉诏旨，皇上猝崩，但遗言犹在，我等理应遵行。”刘克明于丹墀上上前一步说：“裴相乃三朝元老，一切全仗端公主裁。”裴度却说：“度已衰朽，但凭公等裁酌，可行即行便了。”同平章事窦易直马上随声附和，却见韦处厚出面说：“大行皇宫梓宫亟待措置，不如今日且散朝，一切按旧制完备后，新皇可颁行天下，正式即位。”李悟既权领军国大事，当即同意。
裴度出朝回归相府，忧愤不已，虽知唐敬宗死得蹊跷，但宫中事丝毫不知，不知怎样去办。正在这时，左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府门口求见。裴度闻报，心想要知宫中详，看来全在来人身上，马上起身出迎。两人相揖入内，让座、献茶后，裴度开言道：“今日之事，度丝毫不知内情，公何以教我？”梁守谦恨恨道：“端公禀持朝政，弑君逆贼，是否可恨可杀？”裴度明知梁守谦本宦官一党，必知内情，就佯惊说：“度等在外，宫中事丝毫不知；公等在内，必知就里，但究竟弑逆与否，亦当查明。”梁守谦说：“何必多查，现放着刘克明、苏佐明等将我辈排除在外，他等在宫弑君矫诏拥立。我之所以来见司空，与端公商议大计，就是想与公共同讨贼。”裴度又佯惊道：“果真如此，中尉手握禁兵，一呼百诺，今当千钧一发之际，何不速入讨贼？正所谓愈速愈好，迟恐生变。”梁守谦略一沉思说：“果得除贼，亦是不难，只是绛王亦不当继立。”裴度沉吟道：“名正则言顺，这继位一事，须得请太后懿旨，待大臣们商议后拥立，公与度都不得擅自决断。”梁守谦一听，急忙说：“请太后懿旨，是否当立皇子普？”裴度心下一沉，想：不好，若立一幼子，梁守谦等以拥立大功，长期擅权，朝中大臣连建言权都没有，军政大事越发不可收拾，就又问道：“若大行皇帝真有遗诏立绛王悟，中尉怎得说名不正，言不顺？”梁守谦说：“端公何其不明？听说苏佐明等威逼学士路随草诏遗旨，若有遗诏何不直接宣诏？将来，我必还一个学士路随于公，公一问便知，其见过遗诏否。”裴度赶紧接言道：“虽说如此，绛王继立故是违制，但如何处置，须听太后懿旨，我等不可擅处。但皇子普今才出生两周，国家多难，应立长君，以度愚见，不如请立皇弟江王涵。”梁守谦连连称是，立起身双手抱拳，告辞而去。
梁守谦回宫后，密诏枢密使王守澄、杨从和及神策军中尉马存亮商议，扼要说明裴度的意思，四人一拍即合，立即整顿左、右神策军，打着“肃清宫禁，诛讨逆贼”的旗号，将苏佐明等二十七人全部杀死，刘克明闻变，也投井而死。为免除后患，梁守谦亲领禁军杀了绛王李悟，对外称绛王悟死于乱军之中。他们于禁宫中找到了被软禁的路随，要他去见裴度。路随见到裴度，唏嘘良久，这才说出宫中变乱内情。裴度听后跌脚叹道：“逆贼弑君而不能讨，公与度何为大臣？从今后，朝中、宫中恐更不得安宁了，我等还有何为？”自此，内心闷闷不乐。
且说梁守谦、王守澄等率兵除掉绛王悟及刘克明等以后，他们想拥立江王号令内外，又怕朝内外怀疑他们为乱，且不懂拥立的礼仪，就在一起商议说：“翰林学士韦处厚博通古今，不如和他商议。”就去见韦处厚，先说出他们率兵入宫的经过，怕有人议论他们在宫中为乱的担心。韦处厚叹息说：“既得裴公首肯，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避讳？”他们听韦处厚说他们是正经讨伐弑君之贼，心中大喜，就又问道：“江王当如何践阼？”韦处厚说：“诘朝，当以王教布告朝内外，以已平内乱宣告，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皇帝位。”他们听后大喜，就按韦处厚所教，去请裴度率百官劝进，又请唐敬宗的生母萧氏和王氏、郭氏三太皇太后册命江王李涵即皇帝位。至于有司百官，他一一按韦处厚所教处置法处置，朝内外认为没有处置不当的。王守澄见状，直乐得手舞足蹈，以建拥立大功自居。
皇太后又发懿旨，以裴度为摄冢宰，大修陵寝，以安葬唐敬宗。百官进宫谒见李涵，李涵出紫宸殿，在殿外檐下接见百官。他一身素服，向百官哭泣，表示对先帝晏驾之悲，然后临朝。先把唐敬宗时的近侍中佞幸者，一律贬放岭南或边地，自己由李涵改名为李昂，尊生母萧氏为皇太后、王太后为宝历太后，郭太后尊号依旧，仍居兴庆，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内。如前所说，李昂自称要为天下人孝谨之楷模，他事奉三宫太后，一视同仁。每得珍奇之物，先祭陈于太庙，次后敬奉三宫太后，最后再进献御前。
到了第二年（827）春二月，正式即位，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大（太）和，是为唐文宗，比唐敬宗只小一岁，到太和元年（827），他刚十八岁。前已提及，唐文宗即位后大有上追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大志，要励精图治，改革他为江王时看到的朝中、宫中弊端。他宣布每逢单日上朝，生活节俭，并颁发御诏六条：一是去佞幸；二是出宫人；三是放鹰犬；四是裁冗官；五是省教坊乐工；六是停贡纂组雕镂及金筐宝床等类。御诏一出，他就效仿唐顺宗的“永贞改革”，放出宫女三千余人，命她们和亲人团聚，自由嫁人；裁减了教坊、翰林、总监冗员一千二百多人，停发诸司衙门新加的衣粮；将御马坊、场及近年来因另贮钱粮所用的陂田，全部退出；对军国大事一律于上朝时商议，逐步废除于别殿单独和宰相诏对等制度；以往按旧例虽设待制官，但皇帝并不召对，唐文宗即位后，才按旧例不时谘问。这些措施一实行，朝内外相互称庆，认为又得圣明君主，国家振兴有望，朝廷诸事似有起色。久而久之，大臣们逐渐发现这个唐文宗并不尽如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