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社会里，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能与西方最现代的文化景观和谐相处。在香港，能强烈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习俗的蓬勃生命力。在香港的商业文化中“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财运亨通”等吉祥标语随处可见；福禄寿三星、赵公明、财帛金星、关公神像在商家店铺里放在吉位；铜风铃、铜钱、铜麒麟、五帝王钱等悬于店首。香港人还特别迷信风水和命相。在香港，很多人稍有不适，或稍遇麻烦，必定求问于风水先生，也难怪香港的电视和报纸杂志，有关风水的节目和栏目总是有大批观众和读者，这实在是和普通市民的心理欲求相吻合的。而且这也成了香港政府赖以调节人际关系和稳定香港社会秩序的一种文化因素。另外，香港人还很注意说话的忌讳，香港的书店不叫“书店”，而称为书局或图书公司，因为“书店”容易被误解为“输定”而不吉利；香港人在宴席上也不说“干杯”，因为“干”在生意场上表示要输光，所以忌称“干杯”而说“饮胜”；香港人也忌数字“13”而喜欢“8”，香港人逢年过节都要吃发菜，为的是图个“发财”吉利。在香港社会还流传着“香港人情紧过债”的说法。
虽然“金钱至上，个人第一”被认为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香港人虽然利字当头，但仍很重视“礼尚往来”，还债可以缓缓，而社交礼节却不可忽略。因而，如果亲戚朋友有了喜庆，香港人即便借贷也要送礼致贺。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影响着香港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英国人在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建立了良好的法治制度，随着西方法治精神和自由意识的逐渐深入，香港人对个人自主性的尊重意识不断增强。西方文化给香港带来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出现，在扞卫个人自由和对抗强权的统治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香港人，一直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主义（强调人际间道义上的关系）、父权文化（强调以父子关系为一切其他关系的轴心，以父亲的血缘透过亲疏的次序格局向外扩散至其他社会关系）以及长辈权威的影响力作出深刻的批判。
可是，这种批判往往伴随着香港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他们敢于表达自己意愿上的选择，他们也重视个人的选择，但在西方人看来，香港人却并不以个人主观上的感受来作出道德上的判断。反之，在道德层面上，他可能视此为自私的行为。因此，可以说香港人的个人主义色彩跟西方人有所不同：西方人自我观中的个人主义理念不单影响其日常行为和事务上以个人的真诚感受作为行为的指导，而且更由此构成一种较强的道德价值上的自主意识。从对自我的认识上来说，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自我”，设想自我是与他人分离的。而香港人的自我是互相依赖的自我，设想自我是在共存的社会背景下与他人紧紧相关的；个人是从他们的经历、社会角色和种种培育他们的社会条件中才意识到自我的。因而香港人很难在群体价值规范之外，建立一个以个人为主的“主观价值”信念，他们要依赖社会群体价值作为行为的依据。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香港人仍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很深的影响。孔子就认为自我只能在双向的人际关系中去理解。正如马克思·韦伯认为的，儒家的教育旨在培养一种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人，他可以仅仅为了与他人和谐相处的需要而理性地指导自己的行为。
西方的自我是纯粹的独立的自我，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自我，是只有当个人在社会等级制度下意识到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并完成自己所要期待的角色，从而才能找到的自我。
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幸福感，影响着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态度。香港人在东西方不同自我观的碰撞和融合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可以这样来假设，香港人仍然习惯于生活在一个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里，但却不会以亲族的福祉为个人行为上的最终归宿。在经济活动领域，他们尊重个人的价值，接受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香港人在生活习惯上仍然重视亲友间的关系，但个人的“自我”已经缺少了对群体或家族的“大我”的认同感了。
这样的一种自我认识，一方面带来的是香港人虽然生活在一个功利意识和感官文化发达的社会里，但却没有西方人强烈的人际的疏离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内省和自我修养，强调克制欲望而达至“圣人”境界，所以忽视物质欲望对人的强大影响和制约力。儒家认为一个人道德层面的自主性发展，是一个以主体道德心理发展为基础的社会规范的建构，以个人道德发展为中心，从个人至家庭、亲属、朋友、交织成一个以宗族人伦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一网络使人与人的交往成为可能，给人一种终极关怀的存在感受。另一方面，家族主义及由此衍生的对权威的服从态度，对香港人的影响不大，香港年轻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提倡自我尊重，喜欢自由，强调个人和以竞争为基础的价值观，这又是西方个人主义促使香港人自主意识发展的结果。
东西方文化影响着香港人的自我观，也由此产生和影响了香港文化。
由于强调权威性、控制性和人际关系和谐的东方传统文化不能同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的西方观念相一致，东方价值观念中的节俭、坚忍和执着和西方价值观的利益至上和消费主义也格格不入，碰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如何来平衡、融合和发展自身的文化，这是香港教育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西方德育模式对香港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影响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英语是官方语言之一。香港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英国。在香港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发展上也不例外。
香港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理论特别注重借鉴西方国家的基本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作出适当调整，灵活运用到具体实践环境中去。例如，香港教育界普遍认为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更应关注的是学生正确价值观和态度的形成以及学生道德判断力和道德敏感性的发展，所以，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和体谅模式是香港德育及公民教育所采纳的最主要的两种德育模式。
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是由瑞士教育家皮亚杰和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等人创建的。这个模式认为道德教育的宗旨是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不断向更高水平和阶段发展，并促进学生道德判断与行为的一致性。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有高有低，由低到高逐步展开。在具体的道德教育过程中，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要求教师根据学生已有的道德发展水平，借助于道德两难问题，来帮助引导学生探究自身所持观点的逻辑性，并创造机会让学生接触和思考高于他们一个阶段的道德推理方式，从而激发学生认知上的冲突和失衡，进而使他们在寻求新的认知平衡之中提高自己道德判断的发展水平。
通过问题来促进学生的批判思考和深入交流是这一模式的一大特点。它使道德教育不在是枯燥的美德袋知识的传授和灌输，而是学生独立思考和交流讨论后获得的思维方法上的锻炼和提高。
体谅模式是由英国学校德育专家麦克费尔等人创建的。麦克费尔认为与人友好相处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人与人之间是能够互相理解、体谅和关心的。关心人、体谅人的品性是道德的基础和核心。道德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赋予学生爱与被爱的力量，从而提高他们的人际意识和社会意识，引导学生学会关心、学会体谅，并在关心人和体谅人中获得快乐。
体谅模式非常注重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麦克费尔认为品德是感染来的而非直接教的，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对他人是有感染作用的。他编制了一套围绕人际-社会情境问题的教材“生命线丛书”，很好地反映了他所持的观点。“生命线丛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设身处地”。含“敏感性”、“后果”、“观点”3个单元，其中的所有情境都是围绕人们在家庭、学校或邻里中经历的各种共同的人际问题设计的。它旨在发展学生体谅他人的动机。教材内容来自于学生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描述，从而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第二部分是“证明规则”，含“规则与个体”、“你期望什么？”、“你认为我是谁？”、“为了谁的利益？”、“我为什么该？”五个单元，内容涉及比较复杂的群体利益冲突及权威问题，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同一性意识，把自己视为对自己的共同体作出贡献的人。第三部分是“你会怎么办？”，含“生日”、“幽闭”、“逮捕！”、“街景”、“悲剧”、“盖尔住院”6本小册子，向学生展示了以历史事实或现实为基础的道德困境。目的在于拓宽学生的道德视野，鼓励学生形成更为深刻、普遍的道德认识。这套教材声情并茂，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带给教师和学生很多关于道德教和学方面的有益启示。
香港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课程内容和教材方面的设计思想、编排方式都深受其影响，从而涌现出许多具有香港自身特色的人际-社会情境问题教材。
第三节香港地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当代进展
一、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目标：注重学生正面价值观和态度的形成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带给人很多的选择和迷茫。
中国香港地区的德育及公民教育，非常注重学生正面价值观和态度的形成，使学生具备分辨不同社会价值观的能力，形成自己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香港教育署（后改为教育统筹委员会）制定的几个《指引》中，很清晰的反映了这一点。
1981年9月，香港教育署颁发了《学校德育指引》，这是香港第一份专门阐明德育（特别是中小学德育）的指导性文件。《指引》有概说、什么是德育、指引、小学课程与德育、中学课程与德育、课外活动、结论等七个部分组成。
《指引》认为儿童的德育训练是教育的重心，推行德育的目的在于透过启发性的思想培养儿童有正确的道德和社会价值观。要教导某些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笃信的美德，如守法、慈爱、信实、容忍、耐性和关怀他人。《指引》指出学校德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良好品格，从而使学生对生活、学校和社会有正确的态度，并具有尊重美德的精神。可以看出，香港中小学的德育的重点是放在儿童良好的习惯、待人处事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培养上面的。它把立足点放在了个人健全人格的培养上，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对个人的德性培育，使其有能力来适应和控制实际的环境的改变。
就如《指引》结论部分所言：透过均衡的教育、各种的学习经验和师长的指导，学生应可获得一套合乎常规的行为准则、正确的价值观和坚定的信念，为他们长大后在家庭、在工作中和余暇时做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好市民做好准备。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学校公民教育成为香港普遍关注的焦点，受到香港政府的重视。1984年港府发表了《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明确指出教育署应该透过学校课程以承担推行公民教育的任务。于是，1985年8月，香港教育署颁发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它第一次完整阐明了政府对公民教育的官方立场。《指引》阐明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宗旨，主要是四个方面：（1）了解政府及其辅助机构的性质，明了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价值；（2）培养学生的社交技能、政治技能和明辨是非的能力；（3）使学生有机会在课堂及其他学习环境中通过研讨、辩论和判断获取经验和技能；（4）通过态度和行为的塑造，认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见，《指引》中的公民教育是一种既将个人培养成为品德高尚而又能促进个人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教育。
1996年6月，香港教育署发表了第二份《学校公民教育指引》（《96指引》）。《96指引》中一个显着的特点是它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公民教育。指引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促使学习者学习那些对个人和社会福祉都极为重要的价值、态度、信念和能力。《指引》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认为态度和信念影响人的行为及生活方式，而价值观是构筑态度和信念的基础。因此，为了使人能够成为积极负责、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公民，就必须考虑学生应该形成和具备哪些价值观。而且，尽管不同的社会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还是能够发现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一致强调的某些价值，即普效性价值，也称“核心价值”。认识和掌握这些普效性价值，对继承和欣赏人类文明，对促进人们成长为积极、负责任、并能在本土及国际活动中作出贡献的公民，也是非常重要的。具体的价值观则包括了：（1）个人层面的普效性价值。如生命神圣、人性尊严、真诚、真理、勇气、个人独特性、自由、理性、情感、审美意识和创造力等。这些方面的发展是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2）社会层面的普效性价值。如平等、自由、守望相助、共同福祉、友爱、容忍、人类整体福祉。（3）个人层面的辅助价值。如自省、开明的态度、自决、自身修养、自律、道德规范。（4）社会层面的辅助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