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19世纪以前美国的道德教育：家庭和教会
定居美国殖民地的欧洲人担负着道德教育的共同使命，这一共同的使命根植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中，但由于定居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自教会和民族的特点以及他们定居地特殊的环境产生了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
来自欧洲北部，特别是英国的新教徒给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道德教育烙上了他们的特点；从弗吉尼亚到马萨诸塞州，各种形式的新教主义对美国的文化和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的定居者大都信仰天主教，殖民地的道德教育也受天主教传统的影响，但远没有新教徒影响大。如一位史学家所言，只有马里兰的一小部分英国定居者使天主教的道德教育传统在13个殖民地留下了烙印，即便这样，他们的努力经常受法律限制并被新教徒的优势所击败。
一、1607～1750年美国的道德教育
1.新英格兰的道德教育
在那些于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定居新世界的团体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留下了关于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实践最丰富的记录。他们希望他们的行动能为旧世界（old world）树立一个榜样，而且他们担心基督教的价值观不能在当时一个混乱、敌对的环境中保持下来，害怕他们的孩子会背离原有的信仰和文化。他们看到道德教育在保持宗教的正统信仰、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提倡善良的行为和鼓励人们勤奋工作方面起着其他教育不能替代的作用，同时还认识到能通过道德教育向殖民地的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的信仰。
因此，清教徒非常重视道德教育。
17世纪，在教育不甚发达的美国殖民地，谁来承担道德教育的责任？由于大多数清教徒受过一定的教育，父母有能力教育他们的孩子，于是清教徒把道德教育的主要责任留给了家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殖民地法律明确规定，家庭应该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对教义信仰、社会法律和价值观的理解，同时也要教给他们读写，为寻找一个有用的职业做准备。清教徒在家庭中全方位地教育他们的子女。在孩子能读之前，清教徒让他们听父母祷告、读圣经和唱赞美诗。当他们能读时，孩子便参加这些活动，经常读一些被依次仔细选择过的圣经章节。一个新英格兰人塞缪尔·森诺（Samuel Senall）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祷告在许多清教徒家庭中是非常普遍的：“今天早晨，我们读14、15课和第16首赞美诗，汉纳（Hannah，他的一个孩子）读但以理……”
当孩子长大时，道德教育变得更加详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清教徒马瑟（Cotton Mather）牧师生动描述了他是如何培养儿童道德的。马瑟写道：“利用各种机会如祷告和公开宣告，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价值观”，“我运用各种令人愉快的特别是圣经故事，让孩子对此感兴趣，其中也包括一些虔诚的教导，让他们从故事中受到教育。”
对于大多数清教徒家庭而言，除了读圣经和祷告，教义问答也许是17和18世纪初最重要，也是最被普遍运用的道德教育方法。它体现了特定宗派或团体的信仰。教义问答通过提问题来检查孩子对这些信仰的了解程度。
在新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徒所熟悉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教义问答的圣经译本，它的问答包括：
问：“什么是人最重要的目的？”
答：“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以上帝为荣耀，永远分享它。”
问：“上帝怎样指导我们以他为荣并永远分享他？”
答：“上帝的词，包括旧和新的圣约的章节是唯一指导我们如何以他为荣耀和享有他的规则。”
问：“圣经的章节主要教什么？”
答：“圣经的章节主要教关于上帝相信什么和上帝要求人的职责。”
问：“什么是上帝？”
答：“上帝是身体、智慧、力量、神圣、公正、优秀和真实的灵魂的集合体，是无限、永远的，不可改变的。”
问：“上帝要求人的职责是什么？”
答：“服从他的意图。”
问：“道德法律在哪里概括地被理解？”
答：“在摩西十诫里。”
问：“十诫的要点是什么？”
答：“要点是用我们的全心、全部灵魂、全部力量、全部思想，爱君主，爱我们的上帝、邻居以及我们自己。”
在清教徒家庭对自己的孩子进行道德和宗教教育的基本训练之外，学徒训练也是当时教育的一种途径。虽然当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家庭当学徒的现象并不普遍，但这一时期的学徒训练相当于广泛意义上的教育。
学徒，甚至是黑人奴隶，在清教徒家庭中接受道德训练，尽管其目的更多的是让他们服从而不是让他们完全理解宗教信仰和文化。
清教徒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如果父母未能为孩子提供一定的教育，那么他们将受到邻居的责骂，甚至要遭政府当局处罚。在马萨诸塞州，公共法庭于164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警告许多父母和主人注意训练孩子时的疏忽，赋予镇上官员惩罚那些渎职父母的权力。
1750年前，在清教徒定居的新英格兰，学校和教堂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支持作用。那时，学校并不普遍，但它们的存在进一步加强了家庭提供的道德教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儿童读写技能，教师用初级读本和入门书教孩子认字母和读写等基本技能。教科书中充满了宗教和道德的寓意，如初级读本的封面上写着圣经章节或小诗，入门书包括圣经的章节、歌曲和故事。另外，教师也选用《旧约全书》的组成部分《箴言》作为教材，让孩子懂得诸如懒惰使人贫穷、勤劳使人富足、聪明人求知心切、愚蠢的人安于无知、信誉比财富宝贵、人格比金银可羡等道理，培养他们谦逊、智慧、勤劳和忠诚的品德。
对17世纪的大多数孩子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对经过选择的小部分出身显贵的孩子来说，拉丁语法学校和高等学院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是简单虔诚的背诵，特别在学院，学生还要学习解释圣经的章节，理解神学并把人文学科的知识应用于道德、宗教和社会问题。此外，学院提供伦理学和神学等正规课程，以加深学生对基督教教义以及西方传统道德的全面理解。
相对学校的育人功能而言，教堂在道德教育中起着抵制罪恶的作用。
在星期日学校出现之前，教堂为孩子提供道德指导，使他们从教堂的说教中得到教育。但总体而言，教堂并不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机构。
除了家庭、学徒训练、学校和教堂等正规教育机构，孩子经常从社区非正规的组织中获得价值观。一些社区是稳定而虔诚的地方，家长愿意孩子从那里得到学习；但在一些社会风气不佳的地方，如港口城市，正直的家庭担心外界的不良影响，竭力把他们的孩子与成人隔离开来。
尽管清教徒记录下最丰富的道德教育，但他们的方法在17和18世纪初的美国殖民地并不普遍。不仅在南部和中部殖民地的其他团体中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环境也对他们所进行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弗吉尼亚的道德教育
作为英国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也极其重视道德教育。那里的定居者主要是英国国教徒与清教徒，由于担心他们的孩子遭受新世界侵蚀，他们一到弗吉尼亚，便向年轻人传授宗教和道德价值观。1631年，众议院（theHouse of Burgesses）通过了一项强调教义问答重要性的法律。每个星期日，牧师在晚上祷告检查之前，花半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进行教义问答，向教区的年轻人传授十诫。政府当局规定所有的父母、雇主必须要求他们的孩子、仆人或学徒在指定的时间去教堂。如果违反规定，将会受到法庭的责难。一些富裕的家庭为他们的孩子请私人教师，并把孩子送到新英格兰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因为在1750年前，弗吉尼亚几乎没有初等和中等学校，只有一所于1639年建立的学院。
尽管弗吉尼亚的定居者与清教徒一样重视道德教育，但客观条件使他们不可能建立清教徒那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首先，弗吉尼亚很少有像新英格兰清教徒那样的大家庭，而在17世纪家庭正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机构。而且由于弗吉尼亚人居住分散，保留教堂、修建学校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建立如清教徒那样强大的非正规的家庭和邻区的网络，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
其次，高死亡率、恶劣的健康条件造成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弗吉尼亚远不如新英格兰那样富裕，特别在定居早期，父母为生活所迫，很少有时间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同时，弗吉尼亚定居者的识字率远低于新英格兰，这使他们很难像清教徒那样胜任孩子的道德教育。
其他殖民地的定居者纷纷效仿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弗吉尼亚人的道德教育方法。一般说来，南方的定居者倾向于接受弗吉尼亚人的做法，而那些在中部殖民地的定居者则更愿意学习清教徒。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信徒并不像清教徒那样强调读写能力和读圣经，但也要求父母进行严格的纪律训练和教孩子教义问答及教友派信徒的社会基本价值观。
1607～1750年间，尽管不同殖民地在道德教育上存在差异，但他们无不重视道德教育，而且发展了许多相似的道德教育方法。殖民地的定居者把家庭作为道德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场所，加上学徒训练，学校教育和教堂服务等重要的辅助机构。宗教和道德教育紧密相连，道德教育的实质就是宗教教育，教义问答是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法。
1.1750～1820年：道德教育的温和期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美国人保留了许多殖民地早期道德教育的形式。尽管社会和地区流动比17世纪有了明显的增加，但一个稳定的、等级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人们相互认识的非正式的网络，为保留社会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机制，早期严厉的道德教育逐渐变得温和。大量的家庭用更为平和的方法来教育孩子。深受约翰·洛克（John Locke，17世纪英国着名教育思想家）作品的影响，在教育子女时，人们强调人性的适应性和游戏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但他们不像自由的社会上层家庭，主张自我肯定和自我表达，也不赞成改变传统的价值观。上层社会的家庭则相信一个人完全能设计最终的命运的启蒙观点，用以取代以前强制或严格控制孩子的方法。他们鼓励自我肯定，希望孩子获得一种适应公共生活的能力。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增加，父亲待在家中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时间减少，而相比较而言，母亲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中。于是，母亲们被赋予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17、18世纪对男孩和女孩实行同样的道德教育，而在19世纪初，由于彼此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相对应的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有了性别的差异。女孩培养她们谦虚、温顺、同情、慈爱和虔诚的自然本性，为将来母亲的角色做准备；而男孩则发展他们参与政治和经济的竞技场所应具备的品质。从美国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妇女一直被看成社会中道德和虔诚的特殊保护者，道德教育无疑是妇女的特有的责任。
1750年之后，妇女尽管在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其他一些机构和人员也提供一定的道德教育。如在南方的种植园，父母经常完全把宗教教育交给教堂并雇家庭教师为他们的孩子提供道德和学术教育；在北部，教堂和学校获得新的教育责任，人们大量修建学校，其中包括为孤儿和有行为问题的年轻人所建的星期日学校，希望学校在道德教育中起重要的作用。父母要求教师教教义问答。
在紧接着的美国大革命的几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希望扩大学校的作用，如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韦氏词典编辑者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和费城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建议学校教“共和国的价值观”，即指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力法案第15条规定的公正、适中、节制、勤俭的优良品德和1776年《独立宣言》中庄严宣布的“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他们主张创立忠诚于共和国的公立学校体系，强调德行的教学，把它概括地定义为摒弃纯粹自私的动机并为社会工作的善良意愿。然而这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主张未达成普遍的共识，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对子女教育的权利。因此，甚至在大革命以后和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家庭和社区仍然掌握着子女教育的控制权。
19世纪前美国道德教育最明显的特点是折中，既教传统的价值观，也注入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内容。家庭和社区是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机构，家庭主要传授传统的价值观。学校和教会起着相对辅助的作用，学校中教义问答盛行。深受欧洲宗教教育传统的影响，美国的道德和宗教教育密切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