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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狭路相逢，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第二次重大转型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经秦始皇至汉初结束）。“华夏中心”的民族想象至此已经彻底幻灭，传统的“朝贡体系”（也就是宗藩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打击下也已经完全崩溃。中国历史开始了从“汉族中心”向“西方中心”的大迁移（历史的再转型）。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近160年来的中国历史，应该看作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史，更应该看作是中国内讧史。科技改革（强国保位，师夷之长）——太平天国（灭清，农民造皇帝的反）——政治改制（君主立宪，英国模式）——辛亥革命（灭清，议会政府，美国模式）——新民主主义革命（灭蒋，俄苏模式是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分裂的产物）——反右和文革（内部清洗）——改革开放（新的师夷之长）……几乎是十年一变。所谓的“文化转型”时期，实际上也就是文化内部的调整时期。调整力度的大小、方向的左右，似乎是控制在我们自己手中，实际上西方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正是这种外部因素，在遥控我们内部调整的想象力。
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西方”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问题，而是我们文化自身的内部较量。文化的外部冲突渐渐转变为内部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转变成了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的冲突。“进化论”的生物逻辑对传统文化价值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按照生物逻辑，饿了就要吃，怎么吃是次要的；有欲望就要满足，怎么满足也是次要的。传统文化在处理这一冲突的时候，从根本上是抵御“生物逻辑”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饿死不食周粟”。至于欲望，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性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废弃；如果不行的话，也要“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这些都是“人兽之分”的关节点。主张抑制欲望和个人自由的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满足欲望和个人自由的推崇西方文化。于是，“西方”成了内部厮杀的方便武器。只要能战胜对方，“西方”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你完全可以根据论战的需要去想象一个“西方”。换句话说，对“西方”的想象，就是中国对自身的重新想象。
20世纪以来，我们讨论所谓的“西学”，实际上恰恰是在讨论我们文化自身的命运。凡是大的文化变动，都有与之相关的对西方思潮的讨论。其中有两次重大的讨论值得提及。第一次是20世纪头20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引进了科学和民主的价值观念。就治疗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而言，西方文化的疗效无疑是显著的。鲁迅对“民族精神病学”（阿Q是他的典型病案）和“话语公共卫生事业”（对传统话语病毒的清理）的临床实践，至今是一个无法替代的成功例子。他用一柄犀利的语言手术刀，解剖了中国这具庞大的东方躯体，并不管病毒长在谁的身上，长在什么部位，统统要割掉，以便新的肌肉生长。鲁迅使用的“药物”基本上是西方传统的“医用酒精”和19世纪的先进药物“阿司匹林”，目的是及时为传统士大夫的“文化癫狂症”进行文化退烧。胡适试图采用西方18至19世纪治疗肺结核（一种浪漫主义病症）的方法来治疗中国文化。托马斯·曼在《魔山》中对这种“理疗法”有详细的描述，就是在瑞士山区呼吸新鲜空气，在温泉里慢慢地泡，慢慢地恢复正常生理机能。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方法只能是辅助疗法。
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下，展开了关于“异化”（指的是“人民”对“人民”的异化，“权力”对“权力”的异化，“物的异化”的讨论并没有展开）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为“改革开放”和人的欲望解禁扫清了思维障碍。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的又一次大较量。
从话语层面看，这两次大的文化讨论所关注的，都是西方十八九世纪的老话题，大致属于启蒙运动及其延续的范畴。但在社会实践层面，这些所谓的“西学”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更不是什么单一的学科建设问题（它与任何学科都密切相关）。首先，“西方”是一种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学”，是现代中国人手中一柄幻想的利剑，与千年历史幽灵搏斗的武器。门户开放还是闭关自守，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次，“西方”成了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政治经济学”，与我们的国民经济增长的波动曲线密切相关，所以，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后，在近十几年里，“西方”已经变成了个体经济的重要标识，在当代中国欲望戏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耕读世家”中满腹悲智的中国“农民”，都试图变成“罗马狂欢节”上的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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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种对“西方”的想象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妖魔化”（资本主义就是地狱，是魔鬼），这种想象方式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比较流行，到“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其主要表达方式是“诅咒”，就像中国古代文化中对“西方”的诅咒一样。结果是达到对自身的社会禁忌效果，实现了“文化”逻辑对生物逻辑的专政。这种“妖魔化”想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妖魔化想象”的前提是“妖魔化叙事”，也就是将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压抑，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话语转嫁给想象的“西方”。事实上“西方”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最终，通过对“西方”的“妖魔化”想象，“妖魔化”的正是我们自身。“想象的西方”就像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的魔脸。“妖魔”超越了“人”的世俗性，它就像一棵修炼千年的老树的“精灵化”。“妖魔”就像《聊斋》中的鬼怪一样，通过变化的技巧，改写了既定的“时空”概念（也就是历史或者进步的概念），使自己重新成为“想象”的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中来去自由。它在想象中摆脱了个体生长史和时间宿命对人的限制。它是一种想象中的“自由”或“神圣化”。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一种将“时间”转变为“空间”的对抗理论，将“西方”从“进步”的历史概念上，拉到“反动”的空间对峙概念上来。这一想象方式的代价是，所有的人重新患上了“文化癫狂症”，文化高烧持续不断。
第二种方式是“美女化”（美丽、妖娆、享乐、性解放）。这一方式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想象中的“妖魔”突然变成了“天使”。伴随着这一想象的是大批偷渡蛇头（包括官方蛇头和民间蛇头）的频频冒险。西方就像美女一样，由传统“祸水”变成了现代“资本”，由禁忌的对象变成了欲望的对象，它刺激着萎靡不振而又饥渴万分的社会躯体。面对“西方”这位想象中的“美女”，我们由一位极其古板的、叫嚷禁欲的“父亲”，变成了一位胡闹的、纵欲过度的“儿子”。在“禁欲”和“纵欲”之间的急剧跳跃过程中，“西方”正是我们对自身匮乏物的想象性替代。想象中的内容与“西方”这一符号是否相关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对我们自身欲望的满足。因此，凡是我们对“西方”的想象内容，都可以看作是在我们自己文化体系内部所缺乏的。对“西方”的“美女化”想象是一种世俗运动，它将一个想象中的“魔幻空间”，重新变成了世俗时间。它具有转瞬即逝的短暂性，本质上是指向死亡的。因此，“狂欢化”文化是对“不朽”的极端表达，也就是将死亡当成一出“不朽”戏剧。
在这种没有根基的“物质狂欢”中，隐含着一个重大的理论焦虑，就是对“进步”哲学的疑惑，对想象中的历史时间的疑惑。物质进步、知识（自然、社会、人性的根本认识）进步、道德进步有没有协调的可能？我们在20世纪碰到了西方16至18世纪的难题，在21世纪初，碰到了西方19世纪末的难题。这是历史的宿命。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时间”是变化、发展和一体化的概念，空间是结构、共存和对峙性的概念。原始资本主义通过扩大交换空间（地理大发现、跨国贸易、海外市场）的活动得以成型和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则将空间关系转化为市场活动中的时间关系（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进而将这种时间关系抽象为历史模式（社会发展进化阶段论）。发展中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对“时间”（“现代化”）的诉求，来保存或巩固自身“空间地位”。就像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续通过“空间”活动（跨国公司、全球金融体系、经济一体化等）来巩固自身的“时间优势”一样。问题正出在这里。在“空间”（地缘政治和民族文化个性）上是对抗，在“时间”（“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上是依附。这种矛盾状态，是盘桓在发展中国家心头的一个巨大阴影，其表现形式就是一种强烈的“时间焦虑症”。这种症状，不但表现在国家的宏观决策中（每年以百分之七八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前赶），更深深地潜入了文化和民众的意识深层，进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以各种奇异的形态表达出来，最典型的就是金钱（成功）崇拜、暴力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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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西方”对“中国”进行想象也罢，通过“中国”对“中国”进行想象也罢，逻辑是同一的。个体是零散化的，想象是整体性的。关键在于怎么为自己的想象提供一个新的“整体性”。“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最方便的、最安全的、最易于获得认同的整体性。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对“民族共同体”进行想象的可能性有三点（实际上也就是三种“整体性”）：第一是古老的“宗教共同体”，它建立在一种对“符号共同体”（超越尘世权力的神圣语言体系，即手抄本的宗教经典）的阅读和想象上。第二是“王朝”时期，这是对上述共同体的一种政治维护，比如暴力政治（战争、刑罚）；性政治（联姻、和亲）；意识形态（世俗经典、礼仪、教育等）。第三是现代“对时间的理解”。这三种“想象的可能性”与历史时间的先后相吻合。其中，“对时间的理解”关系到现代民族概念的起源。正是这一点，使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问题与“民族想象”的起源——死亡和不朽——联系在一起。对“死亡和不朽”的不同想象方式，是区别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物质和欲望都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将宿命转化为生命的连续性，才有可能超越“死亡”。宗教的连续性或者是原罪和末世论（基督教），或者是业报和轮回（佛教）。这两种外来宗教都带有“救赎”的色彩。中国的儒家文化在这一转化上提出了最为独特的方法，就是将死亡的宿命变成不朽。其方法就是“传宗接代”（老子——儿子——老子，或者皇帝——流氓——皇帝）。文化逻辑和生物逻辑，也就是国家逻辑和个体逻辑，在这里奇妙地合而为一。这种对待“死亡和不朽”的传统，不仅仅是“想象”，还是“创造”（孕育和生长取代了死亡），就像稻子一样。但是它没有“救赎”的观念。它将“救赎”变成了“解放”。它试图将永恒的时间概念变成空间概念，用一种虚假的（种族）不朽来消弭死亡的恐惧。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敌视，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改变了中国人文化和政治传宗接代的方式。或者说，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了中国人的想象方式。“进化论”（单细胞—鱼—猴子—人）斩断了中国人传统想象的根基。因为“进化论”不仅仅关注物种内部的变异，更关注所有物种之间的相互变异。也就是说，人有可能变异成为“非人”！“老子——儿子——老子”，或者“皇帝——流氓——皇帝”的逻辑，有可能被“猴子——人——猴子”的逻辑所取代。我们是要“解放”儿子还是“救赎”猴子？
中国人至今仍然错误地认为，中国缺少的就是物质、技术（还要师夷之长）。张之洞的所谓“西学为用”，也知道要用的不仅仅是“技”，而是“西政为要”呢。今天，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依然被紧紧捂住的同时，西方物质文化在当代的大量输入，给我们带来了与“文化癫狂症”类似的新病症——“物质癫狂症”，其中隐含着物质和欲望的双重死讯，也带来了道德坏死的焦虑。这一特殊症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治疗方案，已经产生了无法更改的免疫力，同时对传统西方的药物也产生了“抗药性”。对这种病源来自西方、进入中国之后又发生了急剧变异的新病毒，究竟采取什么对策？对此，当代中国文化批评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药物试验”。当代中国的任何一个文化符号，都可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病灶”，其中有来自中国传统的古老病毒的变种，也有来自西方的新病毒及其变种。仅仅靠一些酒精、19世纪的阿司匹林、20世纪的抗生素是不管用的。因为这些新的病毒与传统病毒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利用“宿主”自身产生的抗体而迅速变异，消解传统抗生素的药效；碰到的抗体越强，它就变异越快。这种“抗体”可以称之为“文化犬儒病”，其最终结局就是将新的文化细胞彻底杀死。
